会跑的电影

那是初冬的一个夜晚，我被一种缥缈的声音牵引，走出噪声轰鸣的工厂，穿过一片田野……那声音一直牵引着我，从若有若无渐渐地明朗起 来——哦，那是久违的乡村电影的声音啊！在村委会的场院里，正放映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片。

放电影的是父子俩，一辆很小的三轮车上，放着简单的放映设备，电灯高悬，幕布挂在山墙上，放映机吱吱地响，电影热闹地演。观众却很少，只有一些老者、妇女和孩童。孩子们对放映机比对电影内容更感兴趣，他们围在小车四周，交头接耳，挤眉弄眼，想伸手触摸又怕拒绝。老人们却很专注，其中一位我很熟悉，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此时他正坐在一只高脚凳上，手扶拐杖，仰脸凝神，入定一般。如今看着电影场的空落和冷清，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泛上心头。电影似乎离我们远去了，但它曾经的辉煌依然令人怀念。

那时，电影是对贫瘠或庸常生活的一种补偿，虽然它不能像战争那样改变世界，但它可以改变一个人或一代人。

确实，电影曾经改变了我们这代人。

六十年代后期，电影从城市走进了广阔的原野，成为乡亲们饭桌上的“精神食粮”。它就像长了腿儿的精灵，不知疲倦地奔跑，使乡村的夜生活空前活跃、激昂起来。那时每个县里都有几支放映队，一部好片下来，就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或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映，无一遗漏。有时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一部电影像切瓜片一样切成几段，同时在几个村庄上映，跑胶片的人就把粗腿跑成了细胳膊。“跑片儿”成了六七十年代乡村电影独特的风景——那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最大的影院，不带任何的商业目的，只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到了一种极致。

比较而言，那时电影的内容是狭窄的，从“中国的新闻简报”到“越南的飞机大炮”，从“朝鲜的哭哭笑笑”，到“阿尔巴尼亚的搂搂抱抱”……电影像个胆小而无知的孩子只在孙悟空的圈圈里跑，又似魔术师手中挥舞的魔棒，引导着村里的年轻人从一个村庄追到另一个村庄，像蝴蝶追逐花朵。在这种追逐中，他们不断编织着自己对世界对爱情那辽阔的想象。

我那时还是不懂事的孩童，对电影的迷恋只是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哥哥姐姐们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为父母分担着生活的重负，等到收工回家，一听说演电影，所有的疲劳便立刻消失，匆忙吃饭，呼朋唤友。姑娘们会刻意地打扮一番，又似乎不愿让人察觉这“刻意”的微妙，有花点或格子的衣服也穿在内里，只在领口和袖口闪着点诱惑。小伙子们也把自己“刷”得干干净净，你推我搡，故意野狼般地嚎叫几声，以示粗犷。他们看电影总是“打站票”，站着更显青春的风采。那些木凳、马扎之类让给老人和孩子，还有操劳不完的女人们。这些女人一到电影场，便叽叽喳喳乱成一锅粥，她们一边招呼跑掉的孩子，一边大声和邻居扯家常，直到电影开场，才渐渐鸦雀无声，最后连放映机的吱吱声也淹没在故事里。

如果电影在本村，我和同龄的孩子就早早去占位置，若在别村，就跟在哥哥姐姐的屁股后面。他们自然不愿意有尾巴跟着，又怕遭到父母的责骂，所以就耍花招，边走边讲鬼故事，讲得我们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们就撒开脚丫飞跑，想把我们这些小鬼头甩掉。我们使劲地追，炮炸了肺也不放松，追着追着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正迷惑间，他们忽然从沟畔鬼一样冒出来，且喊叫着，我们被吓得半死。尽管如此，有时还会跑丢一只鞋子，有时还会一脚踏空跌进沟里，擦伤胳膊和小腿，但这种近乎疯狂的追赶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

也许对电影的热情只属于年轻人，对于祖辈父辈们来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土地及吃饭穿衣问题让他们牵肠挂肚。改革开放之始，当许多人对过去时代做出种种思考评判时，我的乡亲们关注的是土地归属和如何致富的问题。那个时代留给他们贫穷饥饿的印象太深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缺憾，我们生活在缺憾中却无能为力。艺术是唯美的，那么，就让艺术来完美我们生活中的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