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延奇:地下冒险

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一代与精英二代传承的故事，其最终的默契在于各取所长，相互依赖。对于继承家业，他没有考虑太多，只因责任而义无反顾。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个性来看，他都跟父亲不太像，而正是这对互补的最佳组合，让人艳羡的开拓着商业新版图。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因他们拥有同样的姓氏，并都以此为荣。

接过苏延奇的新名片，上面有了新的身份介绍：江苏凯宫隧道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在他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了凯宫全力拓展的这一新领域上面。记得两年多前初次见面，他刚从美国回来，也刚进入父亲的公司，“正在熟悉和学习”是他当时介绍自己的方式。两年之后，再次见面，凯宫“盾构机”的厂房里，苏延奇早已不是学徒，而成为这场战役的重要布局者。

他与很多需要接管家族企业的二代一样，有着优于旁人的机遇，也有着更多的选择与便利，恰恰是这样，也让他们面对了更多的挑战与质疑。对于这些，苏延奇的想法就如意大利汽车王国菲亚特的后代拉普・埃尔肯高喊的那样：“拥有与生俱来的机会，如果我不做出些什么成绩，便是耻辱。”不同于父亲的纺织机械，选择盾构机，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作为证明自己能力的主场，苏延奇开始了他的地下创业冒险。

因为责任

上海同济大学本科毕业后，苏延奇就去了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即便是面临毕业，他也并没有太多去想接管父亲公司的事情，而是打算留在美国当一名工程师。毕业之后，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苏延奇和妻子都在美国找到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并打算长居在那里。

回国的转折点，是在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越是在美国，越是在接近华尔街的地方，你就越能感受到瞬间倒塌，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恐惧。”苏延奇深有感触。当时他也经常与国内的家人通电话，聊天的时候，尽管父母一再将困难隐瞒，但他仍然能感觉到这场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父亲企业处境艰难。

苏延奇决定先回国看看，他向美国公司请了一个长假。回来之后，在企业呆了一段时间，发现公司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很多，父亲更是心力憔悴，面对这种状况，他毅然决定回国。其实，当时的他也并没有想太多，因为学习专业的限制，也没想到回来究竟能帮上父亲什么忙，只是因为作为儿子的责任，他清楚知道，现在家里是需要他的时候，“我觉得能让父母天天见到我，他们的心情也会好很多，我回国最大的动因就是想让他们心情舒坦一些，没什么牵挂，有什么事情可以有人商量。”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简单亲情化作发展家族事业的一股强大动力，苏延奇和妻子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到了父亲的公司帮忙。而父亲苏善珍内心从来就没有放弃将他召唤回来的念头，对于儿子作出的这种选择，他有些自责地说：“做父亲的我很霸道，儿子工作那么好，还要回来跟我受罪。”只是，这语气还带有更多成分的欣慰、自豪和骄傲。

踏上新征途

一直以来，凯宫都是在纺织机械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一次的出访，让苏善珍看到了新的机会，“盾构机”这一新领域不仅给凯宫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儿子苏延奇带来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此次的选择，苏善珍从有想法开始，便将儿子拉了进来，之后便将大部分的主动权交给了他。

2007年，苏善珍跟着苏州市的领导参观了北方一重工企业，在那里，苏善珍第一次了解到了“盾构机”这个领域，也许是多年商场的打拼，让他有了极为敏锐的判断力，他觉得这也许就是凯宫再提升的又一次机会。有了这个想法，苏善珍立即打电话给当时还在美国的苏延奇，跟他聊了这个事情。对于尚未参与到父亲公司运作的苏延奇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做出决定，于是就在美国做了大量的调研，分析了美国同类公司的情况，翻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包括对中国整个大的经济环境和城市规划都做了充分的研究，最终觉得这个领域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机会来自社会的变化，而我们紧紧用双手抓住了它。”苏延奇对于自己新的征途，有着很强的信心。2007年，是中国隧道机械爆发的年份，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容，人口、地产的增多，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面交通发生了障碍，已然承受不了那么重的负荷，地下隧道工程成为各个城市建设的主要考量，因此隧道机械应该是社会变化带来的难得机会。

但是这个产业的门槛非常高，不是说你有资金有技术就可以干的，也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能干好的，对此，苏延奇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公司的纺织机械没有太多我能插得上手，而盾构机则是我从一开始就跟着的，包括前期的很多调研，也都是我来完成的，相对来说会比较了解，于是就决定把这一块承担起来。”一开始，苏延奇的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调研，一是跟政府打交道，还有就是请专家。而在请专家上，苏延奇的学历和留学背景，多多少少起了一点作用，因为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很有名，通过大学老师的介绍，苏延奇顺利地请到了行业内的盾构机应用专家和理论专家，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也都是苏延奇的校友，关系就又近一些了。这些专家到凯宫后，作了很多关于盾构机方面的认证，而在专家的指导下，苏延奇也是带着自己的团队一次次的修改，一次次的完善，最后终于开工了。

如今，一个一个的订单，是对苏延奇最大的认可，对此他只是谦虚地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上阵父子兵

采访过程中，苏善珍接到好几个电话，有政府的、有客户的，而他总是不停地说：“具体的事情，我让我儿子来跟你谈。”于是就把电话交到了苏延奇的手中。话里话外，苏善珍对这个儿子也总是赞不绝口，对于这几年苏善珍的有意栽培，苏延奇也并没有让父亲失望，以至苏善珍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他我放心。”对于一个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基业，说出这句话，苏善珍需要底气。

苏延奇对于父亲，同样是敬佩不已，即便这是一次以他为主的采访，但他说一定要提到父亲。苏善珍是在1984年左右开始创业，当时的苏延奇还在农村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印象，而到了1988年苏善珍又将自己的创业版图迁移到了县城，而他在县城打下的天下也并不是很大，一年收入也就一两百万，到了1997年，苏善珍就把之前所有的成绩都放弃，决定到昆山重新开始。对于苏延奇来说，这感觉就是三级跳，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富裕的昆山，“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尤其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确实是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平台。”

前不久，苏延奇去上海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选择留在了上海，干上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发展都很好。“以我的性格，如果没有出国，或者没有回到父亲的公司，可能也就像我的同学一样，按部就班的去当白领、金领了。但是因为有父亲给我提供的这个平台和基础，我的确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我没有太多的包袱，也欣然接受这个平台，只要做得更好不就行了。”苏延奇对于“接班”有着极为健康的心态。

尽管名牌大学出身，又有着国外学习工作的背景，但在苏延奇看来，最好的学堂，就是在父亲的身边。“进入公司两年多的时间，当你真正跟他接触，会发现父亲真的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做事情深思熟虑，在每个细节上也都会做得很到位。此外，他的坚持，也值得我学习，比如曾经我们要上一个项目，一开始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而项目本身的实施也是困难重重，我当时就觉得实在不行就放弃，而父亲却在一直寻找着解决办法，直到最终成功。这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遇到困难不要把它想成大山一样地挡在前面，其实就只是一张窗户纸，找到方法，轻轻一捅，就会光明。”

说起和父亲的差距，苏延奇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很深刻：“我每天晚上可能也会想明天起床了要做什么，要有哪些改变，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会按照平时自己的习惯在做。而父亲则是晚上想到什么，早上起来立刻实施。就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将成功与普通变得泾渭分明。”

而在很多人看来，高学历的苏延奇，在文化水平上的优势应该相当明显，但他却说，从另一面来看，这也是弊端：“无论是从敬业、创业精神来讲，还是那种勤奋打拼，一丝不苟的态度，我要向父亲学习的还有很多。父亲也许因为知识水平有限，他只要听到什么事情，就会马上去了解，生怕漏掉一个机会，而我也许是因为读书比较多，在很多情况下简单一听，就判断这个事情不可能，也就不会再考虑了，机会也就这样错过了。做企业，还是要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地去干。”

对于儿子的表现，苏善珍也很诚恳地表示：“第一年刚回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失望，完全就是一个书呆子，也都是西方的那一套思维方式，对中国的人情世故了解的太少。为此我曾经多次跟他谈话、沟通。也许因为年轻，也许因为聪明，也许因为理解，一年之后，他的转变和适应之快，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他能够这样尽心尽力为这个企业付出，我也是很感动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朋友客户，都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为人赞赏有加。”苏善珍谈到这些，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还说，苏延奇一开始去谈生意，他还是挺担心的，一直嘱咐苏延奇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通电话，第一个单子可能通了几个电话，而到了第二个单子，就只打了一两次，第三个单子他就完全放心了……

如今在凯宫，父子两个齐上阵，从整体来说，苏善珍把握着企业大的发展方向，而苏延奇则负责人才引进和进出口贸易这一块，因为他的学历和语言的优势，让他在这两方面做起来游刃有余。而具体来说，“盾构机”则是苏延奇真正的挑战。

苏善珍觉得自己很幸福，儿子和他在一起，总是能够准确把握他的想法，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很好的实施。采访过程中，苏善珍曾提到：“5年之后，我要开始出去玩，享受一下人生，对于企业我只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在儿子需要的时候，给一些建议和帮助就可以了。”而在采访的最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计划，但却看似无意的将这个计划延后了一年，儿子苏延奇对此有些敏感，用玩笑地口吻说：“您刚才不是说5年吗?”

其实，他和他都清楚的知道，这其中的差别不仅仅是用“一年”来衡量，而是取决于苏延奇真正成熟的时间，哪怕就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