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嬗变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清末民国时期，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观念开始向近代嬗变，具体表现为由“怜民”演进为“责任”、由“重养轻教”演进为“救人救彻”、由“选择”演进为“全面”三个方面。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特殊的社会背景，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处于新旧交叠转型之际，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福利思想的嬗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显得尤为复杂与曲折。

关键词：清末民国时期 社会福利 思想嬗变

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工业社会的伴生物。在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通常指国家采取的各种社会政策的总称，即凡是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精神生活而采取的措施、提拱的设施和服务等都称为社会福利。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社会福利主要指慈善事业和一部分社会救济事业，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概念及当今所说的社会保障含义几乎相同。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从长治久安出发关注百姓的社会福利，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儒家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等基本理念之上围绕家庭和宗族建立起来的，并主要是以慈善救济为主要方式。清末民国时期是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遽转型时期，在西方社会福利价值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福利思想开始向近代嬗变，它不再是满足国民因生存而需要的单纯的物质救济，而是增进了精神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本文就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嬗变进行探讨。

从“怜民”到“责任”

我国是一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度，政府较早就介入了各项社会福利事务，但我国作为传统时代的国家，一直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方式，君主将国家视为私物，将百姓视为子民，“君主，民之父母”，故贤明的君主“保民若赤”、“胞与为怀”，官府将社会救济视为对百姓的怜悯和恩赐，百姓则将朝廷和官府的救济视为“皇恩浩荡”。这种“慈善”、“恩赐”的救济活动由于其强烈的怜民、爱民色彩而使受助者产生严重的自责或负债心理。

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先后迈进工业化门槛，人们逐渐认识到贫穷、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只由个人因素造成，而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必然结果。因此，作为工业化推动者和组织者的政府对解决社会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享受社会的帮助则是公民固有的权利。如19世纪末英国出现的费边社会主义认为，国家要干预社会生活，“社会应该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柯尔著、夏遇南译，1984）。近代以来，西方民治观念传入我国，“在民”的思想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深入人心。面对灾难深重、各种社会问题丛集而生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和有良知的政府官员更是强烈呼吁国家在社会救济中应担负起主要责任。陈凌云在1936年所著的《现代各国社会救济》的自序中记述了欧美各国社会救济观念的变化：“社会救济事业，在欧西各国，历史已极悠久，……近年以来，各国多认社会救济乃政府对于人民之一种重要责任，在人民方面，则为一种应享之权利。故有抛弃‘社会救济’之名词，而改称‘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或‘社会事业’（Social Work）或‘公共协助’（Public Assistance）者”。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明确表示要抛弃传统的慈善恩赐观念，而将国家责任的观念引为立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社会救济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的拟订过程中。1943年2月12日，社会部在将《社会救济法草案》送交行政院的呈文中写道：“本法草拟之际，遵从国父遗教，体察现代趋势，亦即摈弃慈善观念，而进为责任观念”（周建卿，1992）。

遗憾的是，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再加上频繁发生的战争和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毕竟在西方国家“在民”观念的影响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慈善”、“施恩”的怜民思想，而将社会救济视为政府应尽的责任。这种把济贫救弱、福利民生的施政行为至少在形式上视为国家的职责，也是国民政府在施政理念上与此前我国历届官府根本区别之所在。

从“重养轻教”到“救人救彻”

清末以前，我国传统社会的福利制度是围绕着家庭和宗族关系建立起来的，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成为这一社会主流的福利思想，其中“养”而非“教”民之策是传统社会救济的主要承载形式。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虽然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发挥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的作用，但这种“养之而不教之做工”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受助者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且易导致“国赋虚糜”。

晚清国运式微，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凋敝，晚清政府苦于国家物力支绌而贫苦无业之民却愈养愈多，深感“养民无术”。 在西方列强鲸吞的情势面前，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社会思想家们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与交流中逐渐认识到我国之“重教”在社会救济中的重要性。许象枢（1901）认为中国“各省之堂之局之公所，有养而无教”。而欧洲“凡街市乞丐、无业游民，收人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艺成足以自养而后令去。不徒养之，而又教之。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为此，他专折上书《泰西善举中国能否仿行》，强烈呼吁“此泰西之善法，中国所宜仿效者也”。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救济开始由“重养轻教”向“教养并重”转变。1878年，清廷重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广仁堂时，就试图改变旧式善堂重养轻教的局限，而施予救治的功能。“新政”开始后，以“振兴实业”为契机，清政府努力将失业游民救济纳入工艺振兴之道，各级工艺局所都将“教养并重”作为其创办宗旨，除救济贫民衣食外，还教之以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艺，从而使收养之人获得基本的谋生手段。北京外城总厅所设外城贫民工厂主要教授“手工及浅近文艺二种”：其中手工包括织呢、织布、织毯、制造铜锡器皿、印刷、织带、缝纫、搓绳、编制藤竹各器等；浅近文艺包括四个方面，即“有益身心之学说及关于伦理之故事”，“日常应用之粗浅文字”，“心算笔算珠算之加减乘除”以及“图画体操”等（田涛、郸成伟，1996）。内城公立博济工厂也教授手工与浅近文艺两种，并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标准，手工时间“日短时六钟半、日长时加至七钟半”，“浅近文艺”“每日一钟，每星期六钟”，以确保对贫民教养兼施的效果。

从“选择”到“全面”

清末以前，我国传统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模式虽然有着温情脉脉的一面，同时也有其狭隘的一面。即所谓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则不能多抽公费而办公益，以举行育婴、慈幼、养老、恤贫诸事”（康有为，1956）。也就是说，这种救济模式一般只局限于捐屋置田设义庄、义田来恤贫兴学，所惠泽的范围只是本宗本族，而别族之人难以受其惠。而且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礼法社会，无论官府举办的济贫救灾活动还是民间社会办理的慈善救济活动，都要求受救济者符合传统礼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对于“不孝不弟，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一律禁止施济（陈龙正，1998）。虽然随着我国近代化的发展，民主、民权和平等的社会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黄中慧，1902）。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入，社会思想家在批判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狭隘性的同时，提出慈善福利事业应该无宗族与家国之界限，全由“公养”、“公教”、“公恤”等慈善公益机构来承担。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派员考察欧美、日本等国社会救济事业，通过这次考察对西方国家“全民救济、全面救济”的理念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各国近年来对于社会救济，不独在观念与意义上根本有所变更，即其事业范围，亦较前扩充。曩时政制，仅对贫穷人士或残废老弱予以补助，其受惠者，仅为一部分之人民。近年以来，其协济范围遍及于全体民众，除矜寡孤独者有所救济外，普通人民亦被顾及，若产母之保护，劳动者之补助，幼儿之教养，生理上有缺憾者之救济，乃至房屋租赁、田园耕种、经济合作、家庭消费，与夫国民生活上之一切，莫不由政府关怀照顾，尽力为谋福利。以前之限于金钱救济者，今则扩充至医药救济、教育救济、职业救济”。

1943年9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施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社会救济法》，该法即体现了“全民救济、全面救济”的理念。从救济对象来看，《社会救济法》不再附设对受救济者的道德要求，从救济方法来看，其范围也已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贫穷老弱残疾救济，而扩及于免费医疗、免费助产、住宅廉价租赁或免费供给、资金之无息或低息贷与、感化教育、技能训练、职业介绍等现代社会福利的许多方面（蔡鸿源，1999）。此时的《社会救济法》“己摆脱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而更赋予现代的人文关坏，体现了现代政府的公平标准和一种管理责任”（蔡勤禹，2003）。

结论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我国的社会福利观念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作为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其演变是由与之相应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清末民初，在外力的冲击下，我国社会发生了“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开始不断渗透进来，它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及我国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旧社会结构的存在推动了市民社会的萌芽，进而导致居间状态的团体的涌现，在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了主要由传统士绅、商人和工业资本家组成的城市精英阶层。他们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承乐善，近代以来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的影响，在古代中国民本大同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社会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其次，晚清以来的各种政治变革与动荡也影响着近代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直至国民政府，都穷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合法性挑战，而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求。所以，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以笼络民心以至争夺民心，就成了各届政府、尤其是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中央”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当传统社会福利模式不断走向式微，其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作用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社会需要之时，国家便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福利领域。当然，由于清末民国时期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新旧交叠转型之际，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福利思想的嬗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显得尤为复杂与曲折。

参考文献：

1.柯尔著，夏遇南译.费边社会主义[M].商务印书馆，1984

2.陈凌云.现代各国社会救济[M].商务印书馆，1937

3.周建卿.中华社会福利法制史[M].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4.许象枢.泰西善举中国能否仿行[A].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五[C].上海书局，1901

5.田涛，郸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年）[C].燕山出版社，1996

6.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7.陈龙正.几亭全书[M].北京出版社，1998

8.黄中慧.创办北京善后工艺局说帖[A].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九[C].商绛雪斋书局，1902

9.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42册[C].黄山书社，1999

10.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