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

在新闻评论的各种文体中。时评应该说是占据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尽管目前对时评这种文体究竟是什么时间产生的还有许多争议。但研究者普遍认为，时评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时评’一出现，新闻评论就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

不管是从自发的具有时评特征的文章在报刊上零散的出现来看，还是从有着明显自觉性的时评专栏的出现来看。时评产生的时代正是清末民初，这个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评论一直被视为大众传媒的灵魂，那么，在清末民初之际，时评对中国社会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革新了媒体意见的表达方式。在近代报纸出现前后，统治中国文坛的一是八股文，二是桐城派文章(又称变形八股、高级八股)。虽然二者略有区别，但却共同要求作文要代圣立言，即文章的中心论点必须是来自前代圣哲的学说，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联系现实，评论时政得失。凡在文章中发挥自己观点的，均被斥为异端学说，曾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的说法。近代报业出现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文人仍以八股文为进身之阶，以模仿桐城文章为时尚，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报纸上的言论写作。

19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强烈的危亡意识促进了中国文人的救亡图存行动。由于当时中国人主要追寻的是强国之策、御辱之术，宏大的主旨使得诸如《变法自强》、《变法通议》、《新民说》等为中国设计政治制度和寻求治国长策的学理性政论成了最流行的报刊文章，因此，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对时评有所指涉。但对时局和具体新闻事件进行及时评判的时评依然寥若晨星。

民国时期，学者郭步陶曾对清末民初许多社论不被普通人接受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所做的论文，总不免有些八股气味。加以初办报，人才少，做论文的，多半是些半路出家的文人。报纸的使命如何，不一定都能知道。报纸上的论文，颇有一些没有多大意思，只图凑足八百字了事的。因此看报的人。多有嫌论文长，表示不愿意看的。”

这样，寻找最适合报刊表达，更好发挥媒体舆论的力量就成了其时报人的追求。1904年狄楚青创办《时报》时，就曾发愿：“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于是该报除《论说》外，另辟《时评》栏。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对于时评和此前流行的论说进行了区别，“凡论说所论，事之应取措者也，凡时评所评，事之已举措也”，“凡时评就国中所已举措之事而论其得失，而旨于规正者什八九。盖其举措已当，无俟规正者，则亦无俟谀颂也”。

应该说，时评文体作为一种有效的报刊意见表达方式，在当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郭步陶曾这样描述：“上海《时报》主笔陈冷血先生，感觉到社会中有这样一种烦闷，他就创出一种短评来，作为这事的补充。一时果然有些效力。”“各报看见《时报》的短评能够动众。也就一个一个地仿照起来，久而久之。长篇的论文的地位就被短评占据去了。”

启迪了国人理性。清末民初之际，历史的发展将中国推入到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的时刻，天朝上国被迫进入全球背景下的“万国”时代，但是与西方照面的结果是，中国不但在武力上比不过别国而被征服。而且对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原来所有的自信心。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中，面对这个新的问题，知识分子共同的认识是，如果中国文化要继续下去，就非得现代化不可。

然而，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做应有的准备，特别是具现代化精神的国民准备。两千多年专制皇权的大一统统治给予国人的是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皇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人内心的臣民训练。这种状况必然要求对国民进行一场思想改造、一场思想启蒙，因为“启蒙是现代化的前期工作，或者说‘现代化就诞生于启蒙运动”。

中国早期的启蒙，主要是通过报刊、讲堂、书社、戏剧以及政治运动进行的，但能迅疾地让最大多数人接触到的新闻媒体无疑是最受青睬的。而且它们也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征服了人心。

时评在报章上的出现，更是丰富了时人运用理性的平台。时评文体的核心结构是判断，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和深刻揭示，在结构和语言层面上直接显示了理性认识的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判断。时评的这种特点使得它昭示了一种理性，并为理性运用提供了平台。以主攻时评而闻名于世的《时报》主笔陈景韩(冷血)对时评“首先是一种对事实的理性判断，最需要的是逻辑理性”就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回答读者的提问时说，“批评(《时报》最先称“时评”为“批评”)者。举当时之紧要问题，抉其要窍，明其得失，所谓耳提面命，随事以提撕我国民者也……”此后。时评操作者的“理性”自觉意识越来越浓炽。

从实际操作来看，作为实现启蒙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时评是从文本构成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完成理性启蒙的。在文本构成上，它是以严谨的逻辑向受众表现着由感性向理性的运动轨迹。在内容方面，它结合着具体的新闻事件和现象，传达了诸多的科学知识。

扩展了民众参与和评判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传统中国，普通民众的自由，尤其是思想表达自由是一种受限状态，“莫谈国事”几乎内化为大一统中国的行为规范。自汉唐至清末。在这个时期内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甚严，无人民论政之机会。当时普通人发表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和看法除了在政治上被限制外，传统社会也未能给普通民众参政议政提供渠道。比如，著书立说因门槛较高而实际是文人专利，报纸也只是官方的公文书。只有当近代报业产生以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始有了一个平台。遗憾的是最初了解它的功用的是那些有机会接触西学、视野比一般民众开阔的知识分子，而且最初的报刊也为精英群体所主持，他们的文化传承使得在他们主持下报刊言论多是一种“设言解说”、“空而论道”的样态，对言论的要求比较强调学理性，且篇章结构复杂。同时当时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很低，根本没有能力和知识来驾驭篇章浩繁、考虑周全、论述精深的报刊政论。

时评文体产生以后，使通过报刊这个平台参与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讨论的群体得到了扩大，这是因为“时评本身就是没有约束的文体，它本身是一种公民实用文体，跟写信一样，只要稍微认识字就可以运用它为你服务”。

时评写作的低门槛为众多的人经由媒体来评议公共事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也确实如此。据统计，在1903年5月25日至6月24日一月间，《苏报》在对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报道中，仅《学界风潮》专栏(这是一个报道各地消息。并就此类新闻发表评论的专栏)就刊出了各种来稿、来函达60余件。

此后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和报刊数量的激增，“时评”门槛更是降低，南帆在其论著中就曾指出，“五四”时期，“引车卖浆”之徒已经“有机会了解以及参与一向由精英阶层把持着的国家事务”。

促进了批判精神在民众中的养成。福柯认为，启蒙归根到底塑造了人们的某种哲学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人们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时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考察当时时评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时评在对“当下”的质疑方面确实是尽职尽责、孜孜不倦的。当时时评的批判性主要表现在监督批评公共权力的运作和监督品评公众人物方面。民国初年，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不断破坏宪法，排除异己。戴天仇多次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大总统之叛逆》(1912年)等锐利无比的时评。因熊希龄仰承袁世凯的旨意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他又发表了只有24个字的言论《杀》(1912年5月20日《民权报》)：“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时评这种浓烈的批判性，使得长久在这样场域中的受众也逐渐养成一种批判的看问题的习惯。如民国初期，湖北汉川有位叫向岩的人自称“神州大布衣”，发表了一则《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把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品评了一番，认为他们两人都不行，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孙袁高出一筹，要求担任民国大总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居然不把总统放在眼里，说明当时风气确实已大变。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指出，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应该说，作为当时一种新的报刊文体样式，时评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发展是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是时评在当时兴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