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探险队与清末吐鲁番社会

[摘要]近代以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一共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四次“科学考察”活动，其中曾三次到达吐鲁番地区，围绕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地、吐峪沟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盗掘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文物。除此之外，探险队成员还与吐鲁番当地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盗掘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吐鲁番社会。

[关键词]吐鲁番；德国考察队；文化考察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18-03

一、进入吐鲁番缘起

德国人最早接触西域文物，始于犍陀罗艺术品大规模流入欧洲时期。最初，德国博物馆也收藏了其中一些文物。早在考察吐鲁番之前，格伦维德尔便凭借《印度佛教美术》一书，成为了欧洲佛教美术的权威。但真正使德国人接触到吐鲁番，则得益于俄国人的帮助。1898年，俄国人克莱门兹首先考察了吐鲁番并带回一批写本，被认为是欧洲人进行的第一次中亚考古学专业调查。由于德国在佛教美术和古典语言学方面的优势，俄国学者开始积极联系德国合作，特别是与克莱门兹夫妇会面后，他们把即将在国际会议上展示的壁画残片、文书和木版印刷品让格伦威德尔先睹为快。格伦维德尔在报告中说：“俄国商人已经把使人非常感兴趣的中亚古代壁画残片向科学院作了汇报，拉德洛夫先生委托居住在慕尼黑的汉学家赫斯教授把关于中亚佛教城市的汉语综合资料进行编辑，还立刻派遣克莱门兹先生赶赴中亚。……多亏俄国学院的远见，约有五十磅剥离下来的残片被运到了圣彼得堡，一位画家也被派往那里在现场临摹、复制。”？q？在同年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英国学者斯坦因又展出了自己在新疆考察的收获，再次在德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关注。1901年斯坦因来访时又提出了一些建议。因此德国最初的目标就集中在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考察队”也就应运而生。

德国前三次考察的时间从1902年至1907年为止，正值清末社会动荡时期，西北边疆地区，更是属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在1913年第四次考察开始之前，探险队在德国国内就已经获知清朝政府灭亡，新疆局势大乱，德国外交部也并不鼓励去。此时正是一战爆发前季，国家间对立关系的加剧，一向为德国探险队提供方便的俄国态度急转直下，两国探险队之间的矛盾经过前几次的冲突也愈加深化。通过俄属中亚，进而再次深入吐鲁番地区，不仅安全得不到保证，同时对于探险队来说，经过了前三次考察，吐鲁番地区基本上已被发掘殆尽，而库车、巴楚地区让他们感兴趣的石窟壁画，在地理上也更加邻近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第四次考察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

俄国对吐鲁番地区一直早有涉及，早在1897年植物学家雷格尔就考察了高昌故城，之后格鲁木・格里斯买罗兄弟、柯兹洛夫、克莱门兹等都曾先后在吐鲁番地区考察，后由于爆发了日俄战争、国内革命等，都使得俄国大规模的中亚探险被暂时搁置。德国探险队才能够在这段真空时期得以进入，迅速而又彻底地调查与发掘了几乎吐鲁番所有的古迹。1906年勒科克在库车的森木塞姆石窟考察时，发现由俄国政府派遣的别列佐夫斯基兄弟考察队已经在那儿，并得知格伦维德尔同俄国学者拉德罗夫和沙勒曼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德国考察队主要考察时代较近的吐鲁番地区，而俄国考察队考察目前还未发现的在库车地区的较早的遗迹。但是俄国人却并没有遵守这一协议，同年派科卡诺夫斯基率考察队提前到达了吐鲁番，主要是对地下文物进行了发掘。可以说对吐鲁番地区文物古迹的调查与盗掘，虽然是俄国人起步较早，持续时间却较长，并开创了从墙上切割壁画并带回本国的先河，但总体上却较为分散。德国探险队则是集中进行考察，并进行地毯式的盗掘（见表1），所得到的文物则相对更多。以至于斯坦因对德国同行评价为“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

二、与当地社会的交往

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活动，以第二次和第三次最具有代表性。将其在吐鲁番境内行进的路线来比较，第二次：交河故城――回城（吐鲁番旧城）――哈拉和卓（高昌故城、阿斯塔纳）――途经Z遗址、B遗址、两处墓葬群――胜金口千佛洞――木头沟――柏孜克里克――七康湖――吐峪沟――哈密――吐鲁番；第三次：胜金口千佛洞――哈密亦力湖――柏孜克里克石窟――伯西哈石窟――七康湖石窟――连木沁――吐峪沟――哈拉和卓北边山谷10号庙――高昌故城。主要活动是集中在石窟、佛寺、古城和墓葬区域。

清末吐鲁番不同于新疆其他地区，与哈密地区一样。自雍正以来设置有回王的统治，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代在吐鲁番设有厅，驻军进行监督。此时正值叶明和卓统治时期，考察队常期驻扎于野外，需要长期的物资供应和劳动力来进行发掘。与当地社会的交往，为探险队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还得到了当地人的积极帮助。

（一）与上层官吏和郡王的交往

1904年，当勒科克等人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就受到了新疆巡抚潘效苏的接见，参加了“有八十六道菜的晚宴”，？t？巡抚为他们开具了引荐信，责令地方官员予以保护和提供方便，并且提供了向导、邮驿和运输。在拜会了首府的最高官员后，探险队成员更多的是与吐鲁番郡王的交往。在到达了吐鲁番之前，郡王已经派他的特使前来迎接，用面食、茶、水果等便宴予以款待。当考察队在高昌故城发掘之时，吐鲁番郡王和地方官员更是亲自拜访，还热情地邀请考察队搬到他的王宫住。考察队成员之后又进行了礼节性的回访。

同年12月初，探险队成员被邀请到吐鲁番郡王的宫殿做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吐鲁番郡王自己坐在大厅的最上首，巴图斯和勒科克分别坐在他的右侧和左侧，而穿着礼服的当地贵族则在大厅里分两排坐。宴会结束后，又参观了内室，观看了表演，还赠送了维文的《大清律》。后来得知勒科克受伤后，郡王主动将自己的良马送来。在考察途中的驿站中，提前为探险队存放好了鸡蛋、酸奶酪、奶油、水果等食物。

（二）与普通贵族和百姓的交往

与吐鲁番郡王不同的是，普通贵族则基本每天都要来考察队工作的地方拜访。成员们也可以通过闲聊来打发夜晚的时间。由于考察队员都很谨慎地遵守着当地的风俗，相应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同地位较高的伊斯兰教徒们一样，使得这些普通的贵族对这些外国人，不仅没有宗教之间的隔阂，而且给予了极高的信任和期望，把他们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甚至争相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日常的考察中也不断地为考察队提供帮助，如雨天帮助修缮房屋、翻译文字、提供遗址信息等。

俄国势力在19世纪末就深入吐鲁番，德国人早在迪化和喀什就已经听闻俄国人在这一地区声名狼藉。即便如此，俄国的纸币、金币、银币都在当地市场通行使用，有来自俄国的穆斯林商人往来经商，当考察队到达吐鲁番旧城之时，站在路两边的人群都大声喊叫着：“俄国人，俄国人，俄国人来了！”后被人认出是德国人的时候，勒科克自己也说“这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声誉”，相比之前俄国的一系列行为，德国人明显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探险队雇佣当地的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包括日常发掘、补充生活用品、运输等，给予合理的价格，并收购他们挖掘的藏品，如在胜金口地区，考察队员花高价买下两个老妇人的发掘品，而不是直接抢劫或骗取。挖掘过程中发生事故后，也能很好地处理善后。在清理一座石窟寺时，塌方使一名民工受了重伤，探险队员花了三个英镑来安慰这个人及其家属，直到他们感到满意。连当地的官吏听到后，都认为合理。同时考察队员还免费给当地人看病，用奎宁和青霉素来治疗当地常见的风湿病和疟疾，即便后来效果不明显，还是要给这些人以心理上的安慰。当地人一方面为探险队服务来赚取报酬，但也给探险队提供了一些夸大或虚假的信息，甚至利用他们留下来的东西赚钱，如用探险队员在居住地墙上写下的句子展览收费，房东萨乌特私自向前来看病的人收取费用等。

三、考察队所见吐鲁番社会的双重性

（一）吐鲁番地区社会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从德国探险队的数次考察来看，清末新疆地区中、英、俄三国势力交错，加上地处边疆，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程度远较内陆地区开放，上层官吏和贵族更是往来于国境内外，对地区形势、欧洲形势都有着自己的认识。王公的家中不仅存放有大量的俄国烈酒及法国香槟，悬挂着具有中原和和阗风格的壁毯，布哈拉风格的丝绸刺绣品，排列着从和阗运来的玉石。甚至壁炉台上还放着法国的座钟、布谷鸟的自鸣钟、俄国的煤油灯等。从当地的大阿訇米拉伯不断来往安集延和吐鲁番市场多种货币的流行就可以看出，吐鲁番不仅与内地进行商贸往来，更多的是向西进行贸易活动。同时社会风气也较为开放，米拉伯妻子埃尔尼桑不让他进家门，用鞭子把他赶出家门，都至少表明这些妇女是公开出头露面的。

由于与外部世界接触较为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对西方国家的崇拜，毫无疑问符合时代的主流观念。从普通贵族学习德国的礼节，不仅是大量使用外国商品这种物质层面的需要，从学习外语到学习生活礼节，文化上的崇拜心理也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特征。但对于西方人的盗掘活动，却完全没有文化保护的意识。

（二）吐鲁番郡王和清廷

吐鲁番原本实行札萨克旗制，郡王的属地：“从鲁克沁、阿斯塔纳、喀喇和卓、塔呼、洋赫、色尔启布、楚辉、辟展、招哈和屯、齐克腾木起远达山背的地方，其他还有罕都、汗和罗、雅图库、连木沁、苏巴什、胜金、穆拉图克。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王的地方。”

新疆建省后实行“改土归流”，吐鲁番郡王被裁撤领地与属民，属民失去了近三分之一，而鲁克沁以外郡王的土地和农奴，都分属了吐鲁番厅和鄯善巡检，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并在新城派驻军队，郡王则只保留了世袭王号。以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叶明和卓曾向清朝呈称：“旗属田赋，归县收取，无以糊口。”？v？虽然郡王的收入大不如前，但从勒科克的日记记载来看，吐鲁番从地下很浅的地方就可以发掘出煤炭，和哈密地区一样属于郡王所有；如坎儿井，郡王曾经花了70个元宝修了一条坎儿井，第一年他的收入是60个元宝，第二年则是80个元宝。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实际的权力，但郡王的社会、宗教地位很高。郡王府仍拥有惩罚权，府第中有刑具，后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才下令销毁。

（三）德国考察队本身的双面性

在第一次和第三次考察吐鲁番过程中，均以格伦维德尔为队长，只有第二次考察，因为格伦维德尔生病，勒科克暂时为队长。格伦维德尔与勒科克早在考察库车地区石窟时就存有分歧，两人的矛盾主要围绕是否将壁画剥下带回国去，勒科克希望尽可能多地剥离壁画带回德国，一般认为格伦维德尔是希望原址保护，不同意破坏壁画。在他去世后讣告上甚至写道：他不同意对遗址作表面上的观察。他自己也避免这样做，他不同意去“掠夺”那些醒目的壁画与艺术品，同时自己也避免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每一处遗址，并把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事实上，格伦维德尔并非完全不同意，而更多的是从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要么全部带走，要不一幅也不带”，他自己有着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尤其是对于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必须全部带走，而“无法搞清楚残存遗物的内容”或是“已经完全毁掉了的石窟寺里的值得重视的人物或装饰物的个别残部”，则是一幅也不带走的。

四、考察队自身因素再探

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的顺利考察，不仅有赖于当地社会人士的巨大帮助，其本身所具有的因素，也保证了考察的顺利进行。综合起来可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支持，经费充足。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行程，尤其在第一次考察取得了重大收获之后，从德国皇帝、军火大亨克虏伯，到大小资本家、学术机构等，纷纷要求提供资金支持。在吐鲁番考察的过程中，时间都在三四个月左右，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这样避免了当地酷热的天气。在考察期间，德国外交部便为考察队员在北京办理了护照，驻北京的大使馆致电新疆当地政府，为考察队提供保护和帮助。当考察队到达迪化后，得到了新疆最高长官（巡抚）的热情接待，地方官吏自然是大开绿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第二，当地贵族对外国势力的依靠。吐鲁番郡王作为吐鲁番上层贵族势力的代表，一方面根据清廷的安排为探险队提供帮助，另一方面鉴于清末的政治形势和英、俄两国在新疆的长期争夺，又隐含着对外国势力的依靠，希望通过高规格的接待讨好外国势力，方便自己的日后安排。普通的贵族和官吏则主要是出于崇拜，希望通过这些外国人了解到更多的先进文化，因而不断地提供帮助。

第三，行事有度，做事谨慎。每个探险队员都小心地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伊斯兰教的礼节行事，在宗教上消除了隔阂。相比之前俄国人留下的坏印象，德国人与当地各阶层都积极接触，不仅雇佣劳动力，给普通大众免费看病，与小孩玩耍，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使当地人对他们产生了好感。加上严格管理自己的下属与仆人，在听闻英国官员的仆人像强盗一样对待当地人后，马上要求自己的仆人在着装上区别于欧洲人，并且约束他们的行为，避免刺激当地人，留下不好的影响，给自己的旅途制造麻烦。

五、结语

清末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前三次考察活动，盗取了大量的文物，为德国的中亚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和考古资料。同时，在前三次考察过程中，恰逢清末吐鲁番社会相对稳定，主要竞争对手俄国也忙于国内事务，英国的斯坦因也不在新疆。探险队积极与当地社会各阶层接触，上至官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不论是郡王、贵族、普通民众，甚至是清真寺的阿訇，都自愿提供帮助，超越了宗教的隔阂。德国探险队与当地社会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反而能够提供利益，其本身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自身行为较为收敛和谨慎，这些都保证了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地官吏贵族和普通百姓虽然了解探险队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自身对于文物意识的淡薄和利益的追逐，反而帮助或主动寻找，因此文物的外流也就成为了必然。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考察历程，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的吐鲁番社会，更是清末众多外国探险队在新疆的一个缩影。

[注 释]

大都会博物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柏林国家博物馆藏中亚艺术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2年版，第26～27页。

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德〕勒柯克：《新疆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阿不来提・艾合买提：《清代吐鲁番厅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6页。

《清德宗实录》，华文书局1985年版，第3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