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企业外迁现象剖析及政策调整

【摘要】企业迁移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深圳企业外迁现象只是全国乃至世界企业迁移的一个缩影，并没有让深圳经济伤筋动骨，也无碍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但盲目迁移、恶性竞争以及无序流动也会导致资源浪费，增加企业成本。因此，国家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制定一系列合理的企业迁移政策，地方政府要正确看待企业迁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企业外迁 空心化 企业进退机制 异地合作

一、深圳市企业外迁的整体情况及特征

近几年来，深圳市各区均有企业外迁，据不完全统计，已迁往外地的企业约为661 家，2007年有加速外迁之势。深圳市宝安区外迁企业最多，达224家，占全区工业企业总数（15166家）的1.48%。从外迁的总体情况看，企业外迁呈现以下特点：

1、企业规模小。外迁企业的规模普遍很小，工业总产值在5亿元及其以上的企业仅有3 家，其中2家还是部分外迁。宝安区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37家，占外迁企业总数的16.52%，只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582家）的1.43%，其中外迁企业工业总产值超1000万元的有20家。

2、劳动密集性、低端产业企业占多数。从企业外迁的性质看，“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比较大，二者合计为69%。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部分企业还属于环保部门重点整治的污染企业。从外迁企业的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等低端行业。

3、迁入地主要集中在省内和珠三角区。85%的企业迁往广东省内，主要集中在深圳辐射区内的东莞、惠州、中山等地。宝安外迁的224家企业中，迁往东莞的97家，占迁出企业总量的43.3%；迁往惠州的41家，占外迁企业总数的18.3%。

4、以扩张性外迁为主。就企业迁移的方式来划分，有订单式外迁、适应性外迁和扩张性外迁。目前深圳市适应性外迁企业数量较少，涉及产值较高，约占外迁企业总产值的25%；扩张性外迁企业居多，涉及产值较高，约占外迁企业总产值的75%。

二、主要原因

随着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深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周边地区竞争优势明显。企业一方面要应付辖区内的高成本，一方面要计算所在地的土地收益率，改变土地使用用途，其结果必然是企业不断外迁。

1、企业成本高。近年来深圳生产要素成本不断升高，加上深圳市调整了一系列劳动政策，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最长加班时间限制、加班工资标准提高、强制员工购买社保等等，导致企业成本偏高。而周边城市如惠州、清远、河源、梅州等地的剩余劳动力充足，土地成本及水电成本均较低。据深圳市贸发局的调查问卷显示，企业外迁的原因排在首位的因素为“深圳的厂房租金太贵”，选择该项的企业占57.8%；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人工成本，包括工资、福利和社保费用等高”，选择该项的占53.3%。

2、土地严重不足。在上述调查中，排在第三位的是“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选择该项的达到45.6%。从深圳各区的情况来看，除龙岗还有一些土地可利用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土地供不应求的状况。如福田区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辖区面积78.04平方公里，可供开发土地只剩下8平方公里，大部分还是红线土地。由于各区工业用地接近饱和，部分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业用地扩大生产规模，不得不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其他地区，以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

3、营商环境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执行新政策力度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对企业外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心城区，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比较大，一旦某些工业区域整体功能发生变化，部分工业企业就会改变用地方式，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理所当然地将企业外迁，如深圳罗湖就比较多地出现这类情况。而在其他一些城区，由于大量依靠“三来一补”企业，难以避免地存在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技术落后等问题，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被逼进行企业外迁。还有部分企业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物价上涨、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内部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企业无法经营而外迁。

三、利弊分析

按照经济规律，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层次，就必然伴随产业的迁移，而这种迁移不一定非会影响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有时还会达到迁出地、迁入地、企业三方共赢的结果。因此，要从正反两方面对企业迁移进行分析。

1、企业迁移的正面影响。

（1）有利于迁出地的产业升级。目前深圳外迁企业主要以扩张性外迁为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利于腾出空间来发展高端产业，实现功能置换和结构的优化升级。从深圳罗湖和福田两区的情况看，这种外迁确实带来了产业升级优化的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通过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高耗能的产业逐步迁出后，深圳市已形成了一些替代产业，如信息技术外包为主体的服务外包企业群体等新兴产业。

（2）企业外迁有利于缓解土地压力。深圳目前的土地压力相当大，土地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土地问题，靠增量投入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盘活现有土地存量。企业外迁腾出了一些厂房，为盘活土地存量找到了出路。

（3）减少辖区社会管理和环境压力。由于企业外迁，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就业人员随企业迁出，当地的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同时，有些区域在企业外迁后，进一步提高了区域内的空气质量，工业企业排污总量得到了进一步削减，保证了大气环境质量。

2、企业迁移的负面影响。

（1）部分企业外迁特别是大型企业外迁给迁出地经济造成影响。大型企业外迁带来了当地经济的退步，如深圳市罗湖区就出现了摩比天线、海博通、深圳卷烟厂、万基药业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外迁，导致辖区工业呈现萎缩之势。不仅如此，这种态势有扩大的可能，有些大型企业的外迁还带来了相关产业的整体外移，这是值得关注的。

（2）企业外迁速度过快引起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走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模式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企业外迁速度过快，甚至出现整个产业外移就可能会出现产业链条中断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在某些地区，新兴产业并没有形成气候，制造业的存在是必然的。如果盲目外迁制造业，忽视制造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最终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经济衰退。

（3）容易引起生产链中的关键环节出现断裂。产业链条的连接对于地区工业发展至关重要，某些产业可能会在一些缺陷，不适应于留在该地，但从产业链条来看，却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如电镀厂，如果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显然不适合在深圳，但是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电镀企业的存在就会出现制造业的断裂。

四、战略和对策调整

通过深圳出现的企业外迁现象，我们发现了企业迁移的一些基本规律。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国要切实改变原来的一些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又能产生出更高效益的产业政策。因此，国家和地方政策要分别做出相应的调整。

1、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政策调整

（1）制定全国统一的企业迁移指导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迁移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有太多的干预。但是，企业迁移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我国经济均衡发展以及资源合理优化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国家在宏观上制定相应的产业迁移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建立城市之间的产业协调机制，通过打破地区行政封锁，形成有秩序的企业迁移。二是加强规划和信息服务，从宏观上为企业提供预见性，减少企业迁移所带来的成本损失和不合理的资源浪费。三是在发达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建立合理的企业迁移通道，把企业迁移当作国家城市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

（2）采取措施，防止恶性竞争。目前一些发达城市企业营商成本不断提高，企业外迁将成为必然趋势。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周边城市纷纷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甚至有些地区还出了一些损招。基于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本来无可厚非，但出一些损招坏损就严重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如有些地方以各种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或者是放宽对国家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执行力度的办法吸引企业，这都不利于企业形成合理迁移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2、地方政府应对策略。

（1）构建企业进退机制，加大产业优化步伐。在深圳土地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如何盘活现有土地成为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应通过旧工业区改造，逐步迁出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低附加值、占用土地多、能源消耗大的企业或项目，将置换出来的旧厂房、土地优先发展高端产业。其次，要妥善处理好厂房空置期问题，采取预警、收购、统租、重建、包装等多种形式建立产业进退机制，实现功能置换和产业再造。再次，要制定企业进退评估指标体系和实施办法，切实加强对企业技术含量、增值能力、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安全隐患的调查摸底、综合评估，制定差异化企业迁移政策。

（2）加快发展总部经济。从深圳企业迁移情况来看，有迁出也有迁入，要利用这种迁出和迁入加快产业调整，加大力度引进和发展总部经济。纵观香港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总部经济能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转轨的良好作用。在吸引总部经济方面，发达城市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如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环境优势以及政策优势等等。因此，一方面要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政策，吸引国际和国内的总部性质的企业入驻。另一方面加大对本地区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以及制定正确的企业迁移政策，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或全国性总部。

（3）创新异地合作模式，延展产业腹地。可以采取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异地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选择若干基地，特别是惠州、河源、汕尾等相邻地区，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在异地建立“深圳（XX）工业园”并享有管理权。这样，对两地政府来说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迁出方获得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还能收获部分税收和工业产值，解决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迁入方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拳头产业，并相应获得就业、租金、及部分税收和工业产值等。

（4）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在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切实提高办事效率，转变工作作风的基础上，及时掌握企业外迁动态，合理引导企业外迁，并为外迁企业提供服务，制定外迁追踪、援助政策，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企业外迁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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