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寻路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上半年GDP增长7.4%，在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眼里，并没有引起过多担忧。剔除房地产投资下滑拖累等因素，上半年增长数据中有一些甚至堪称亮点：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比增长11.4%，明显高于GDP增长率；再如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6.6%，继续提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3个百分点；还有，中国上半年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首度超过了投资，分别占54.4%和48.5%。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有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说。

“经济调整在很多时候是在看不见的领域进行。比如制造业有一些下滑，但同时部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进行，质量在提高；又如，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破坏性创造正在进行当中，这其中既体现为互联网经济和服务业的增长，也有传统产业的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三室主任刘培林告诉《财经》记者。

6月下旬，刘培林曾赴江浙两省调研“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专题。在他的印象中，很多产业的此消彼长，需要更严谨的数据和现象结合的分析。

而对于从2010年就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曾在2011年就“中国如何跨越高收入之墙”进行专项课题调研。随后形成的报告中，刘世锦对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判断，几乎与事实上的GDP增速大多吻合。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结论中，对于此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不同于多数经济学家的技术解释。 中速增长的技术追赶解释

刘世锦之所以在2011年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增长收入陷阱进行专项调研，源于这样一种担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

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这一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课题组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调研发现，即便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速也开始下台阶。并且在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中，会伴随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变化：下台阶之前，工业产出占GDP比重高、投资占总需求比重高、城市化推进速度快；增速下台阶后，工业产出占GDP比重和投资占总需求降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放缓。

对这一描述，几乎符合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和2010年之后的增速下滑，以及相伴而生的各类现象。

最近由刘培林参与的国研中心“增长阶段转换：成因、挑战和对策”课题组，则在前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理论。

调研发现，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同时，一个推断是，决定后发经济体追赶潜力进而增长潜力的最重要变量，是其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距离，而非与前沿国家的（绝对或相对）收入差距。

调研还发现，“经济追赶”的背后是“技术追赶”，因此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平台期技术水平也应有持续的高速增长。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年-30年，即使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的产出效率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一个数据支撑是，在1978年-2009年，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16%，对人均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7.89%，TFP是最重要的增长源。与日本、香港、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追赶时期的TFP增长及贡献率相比，中国增长的“技术含量”实际都要更高，这并不支持所谓中国以往增长是“粗放式增长”的说法。

高速增长有周期。到了技术追赶中期，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特征。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换，而后者只有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才会发生，因此，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阶段转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

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增长的逐步下滑。在课题组看来，这一中速增长是完全符合东亚五国曾经出现的类似增长规律的：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10年-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

中国2009年TFP水平接近美国的40%。而那些有过持续高速增长的追赶经济体在增长减速时的同一指标都远高于此，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从上述解释框架看，中国现阶段的中速增长虽然有风险，但其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其核心，是保持继续改革，并将创新驱动的制度设计引入国家政策，从而实现中国的技术追赶和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中速水平。“最重要的是实现鼓励创新、鼓励创业、鼓励创造的制度。”刘培林表示。 寻找技术爆发力

如果从技术追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现有增长速度和特征的逻辑，就不难发现，技术升级，创造性破坏，以及以互联网经济为主体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就会自然成为下一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定要保护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创新。”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告诉《财经》记者。在他看来，以余额宝、微信支付、网络小额信贷等产品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金融结构演化。他很担心监管当局会对这些创造性破坏的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削弱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能力。

阿里巴巴研究院出品的《增长极：从新兴市场国家到互联网经济体》报告，则对创新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具体建议：鼓励各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创新型金融服务；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与变革，建立完善促进信息生产力、互联网经济体及电子商务经济体发展的制度环境。

“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北京的私人投资者郑旭光告诉《财经》记者。郑旭光最近在网络上推出了一款叫做“喜来快递”的微信服务号和公共号。这个产品类似于快递业的“滴滴打车”，只要寄件人在微信上有这款产品，就可以让最近的快递员上门取件。而这款产品由郑旭光投资此前的喜来快递物流公司而来。但他和其他互联网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最大的担心一样，“如果有人快速模仿这个产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快递行业是因为互联网而迅速改变和增长的传统行业之一。根据国家邮政局6月13日的《2013年度快递行业市场监管报告》，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同比增长61.6%。

根据前述阿里巴巴研究院的报告，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为8.2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预计接近50万亿元，约为2010年的10倍。

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过10万亿元，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3%；电子商务服务业规模将达到4万亿元，支撑超过30万亿元的电子商务应用。

“互联网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既要看到其对传统产业尤其是商业零售企业的冲击，但也要注意其对传统行业的加速整合和带动。”刘培林认为。

互联网经济的技术追赶之外，中国制造业等产业的升级和技术进步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14日，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向国务院总理建言，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资金问题，而是质量和技术问题，以及竞争公平性。她表示，国家此前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容易带来寻租交易空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据格力电器2014年一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246.67亿元，同比增长11.62%。而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4年1月-5月中国空调市场稳步增长，零售量规模达到2039万台，同比增长11.2%，零售额规模达到709亿元，同比增长11.3%。

国务院总理在7月14日接见六位企业负责人时表示，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更包括体制创新，要改革调整企业管理方式，从过去“拼价格”变为现在的“拼质量”。

一个数据是，中国制造业经济效率低于规模增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一般在35%，中国只有20%左右。

8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下一步要“促进我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意见指出了三个重点鼓励方向：（一）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二）推进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现代化；（三）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

“关键是使企业形成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刘世锦在今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