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电价的时候到了

2013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煤电成本价格联动办法，将煤价变化5%作为电力调价的触发条件。煤炭价格从2011年底的高峰一路下跌，最近环渤海地区动力煤跌破500元/吨。煤电联动作为电价定价变化的机制，其变动幅度已远远超过触发条件。

按联动办法，“年度为周期调整”在现实操作中似乎也被解释为“以自然年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进行调整。这一过长的调价周期也越来越受到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挑战。

那么，如果启动煤电联动，幅度应该多大？下调电价有何整体经济上的意义？煤炭行业以及下游的电力行业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如何认识煤炭上下游以及同行的竞争合作关系？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下调2.4分钱

中国煤炭市场自2002年之后进入供应偏紧的周期，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价格有所下跌之外，十年间整体呈现“阶梯式”上涨、时有暴涨的局面，直到2011年下半年，煤炭价格在环渤海港口地区达到了850元/吨左右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这几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页岩气革命的“蝴蝶效应”也开始加速显现，国际煤炭价格一路走低，主要煤炭企业的利润水平大幅下降。2013年之后，标普500主要采矿行业收益水平已经大幅低于整体市场水平。

进口煤炭的竞争力与价格优势加剧了国内煤炭行业的过剩，2012年以后，国内煤炭价格从800元/吨的高位一路下滑，经历了2013年下半年的短暂反弹，年底大致在600元-640元/吨。

进入2014年，“雾霾”危机下的各项控煤减排措施开始在市场中显现力量，与进口煤的竞争、国内新增产能的陆续释放、经济增速的下降等因素共同叠加，煤炭供大于求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整体煤炭企业、电力行业以及其他中介、港口、用户的库存量，据笔者的统计汇总，可能要超过5亿吨。在这种形势下，煤炭行业拥有成本优势的主要大企业，为了自身的营收与利润，开始降价争夺市场，大量的中小煤矿被挤出市场，停产或者关闭。与之相对应，环渤海市场煤炭价格从年初一路下跌，到7月跌破了500元/吨。

仅就2014年煤价变化而言，各地区煤价的下降幅度普遍在10%-25%之间，受区位、政府减负措施、原有价格水平不同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略有不同，整体上传统煤炭产区（比如山西）以及东部地区降幅较大，新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因为原有价格水平就低，降幅较小。而环渤海地区由于有进口煤价格的钳制，应该是观察总体市场煤价的最好窗口。

就平均水平而言，如果考虑15%的煤炭价格下降，那么对应的电价水平应该下调多少呢？

这需要考虑燃料成本在总的发电成本中的比重变化。因为煤炭价格下跌了，其他发电成本，比如资本折旧、人员工资、运行材料等并没有同等比例下降。在煤价850元/吨的高峰时期，在一些高效电厂，燃料成本占到总发电成本的80%，甚至90%。而随着煤炭价格下跌，这一比重也会下降。简略计算，如果由于2014年煤价下跌，燃料成本在电厂总成本中的比重从65%下降到60%，那么15%的煤价下降等于约8%的电价下调。所以，如果一个地区的标杆电价水平是0.3元/千瓦时，则需要下调电价0.024元左右。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享受”进口煤设定的“价格上限”，而2014年煤炭物流体系的成本也有所下降，其下调的幅度较煤炭产区以及西部地区应该更大才合理。 下调利好经济

下调如果能够实现，对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这一判断的前提在于，中国的电价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已经影响到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各种产品的价格水平，以及居民的消费能力。

首先，最简单与直接的，相对于可比较的统一货币美元比较。当然，这一比较的含义只适用于可贸易部门。比如，外贸企业在建设工厂的时候，必然要比较不同地方的基于汇率转化的能源价格，因为在其产品为基本趋同的国际价格的情况下，能源成本低，就意味着竞争优势。长期来看，它可能向各项要素成本（能源、劳动力、间接税）低的地区转移。中国的工商业电价大概在0.65元-1元左右的水平，占据总用电量的85%，而民用电在0.5元左右，占总用电量的15%。加权来看，已经与欧洲的价格在同一水平（相差不超过5%），而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从消费者的负担来讲，比较能源价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为相对基准。即一件商品的价格高还是低，取决于其价格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的比较。由于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大致在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在电价水平基本可比的情况下，那么消费相同的电力（代表可比的由于电力消费带来的福利增长）支出额基本可比，在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将比较大，从而将挤占其他消费（比如休闲、旅游等）支出份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电价的确是“贵的”，这也是中国居民电力消费水平总体上还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之一。

从电价中的税费比例来看，中国电力中的税费比例也相当高，大体可能在15%-20%左右，基本与高赋税的欧盟国家类似，整体高于欧美水平。

电价的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以上局面，特别是对于贸易企业与居民消费来说。

同时，当前煤价的大幅下跌，也是进行电价结构调整的非常好的时间契机，以实现其他的政策目标。

比如，如果从资源禀赋条件来看，中国需要维持高能源价格与高税费水平，可将这部分降价转为政府税收，建立专门账户，以支持能源供应的可持续与安全；如果认为减少污染需要较大的支出，可建立专门账户，转移为污染治理所用。

降低电价，同时会带来电力需求的反弹，这一反弹的力度取决于电力需求的弹性。在各项价格要素还不充分流通的背景下，这一弹性可能会很低，但是起码不会是负的。电力需求因电价下调而稳固或者些许上涨，从而会带动煤炭的整体需求。

从目前来看，电力行业明显处于具有较多的“正租金”的情况，电价的下调会影响其利润，但是不会打击其保持电力足量供应的积极性。

因此，电价的下调带来终端需求一定程度的上升，这对煤炭行业构成实质性利好，可以尽快帮助煤炭行业去库存，尽管很微弱。煤炭行业应该积极呼吁实施煤电联动政策。 煤电不“矛盾”

不知从何而起，煤电间合同的谈判被视为“博弈”与“斗争”，这在一个多买多卖的市场中有些不恰当。

人们通常说“同行是冤家”，因为同行必须竞争。市场如果有限，市场的份额竞争基本是零和游戏。

但实际上下游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下游获得上游稳定的供应，对于其生产的稳定性与可预期将是至关重要的。

价格虽然很重要，但在大部分市场中，往往也不会是合同双方就能决定的。双方都必须考虑整个市场的环境，也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在一个有足够交易者的市场中，比如电煤市场，上游涨价（跌价）了，一定会有上涨（跌价）的理由，否则也不大可能涨（跌）得起来。

在一个多买多卖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作为下游理性的电力厂商，其决策的直接基础也不会是煤价水平的高低，而是发一度电，是否还有正的利润。即使在终端电价管制的情况下，这一原则仍旧适用。因为电力厂商的目标是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煤价如果涨了，利润会下降，但是如果还有正的利润，其就不会减少对电煤的需求。总体上电煤的需求是上升的。

当然，现实中由于煤炭供大于求，电力企业相对煤炭目前是格外强势，价格的下行动能一直存在，去库存的任务很重，也意味着电力企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种情况下，电力行业可能会利用强势地位，以电价下调为理由，“威胁”煤企继续降低煤价。

煤企在短期内如果没有足够的客户资源，那么面对电企拖延要货、延迟付款等手段，往往短期内难以应对。而煤企转向其他用煤客户，可能意味着在重新谈判、收款时间、客户资源开拓等方面增加更多交易成本。应该讲，这是典型的电企“敲竹杠”，与电荒时期煤炭敲电力的竹杠一样。

这些操作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与司法监督体系下的合同严格执行，以及行业合作的继续磨合。从煤炭企业角度，加大营销的力度是可行的选择。 煤电理性合作

煤炭市场已经是一个高度竞争，高度开放的国际性市场，国内煤炭的价格日益与国际的煤炭市场、海运市场联动。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并不优越，其开采成本显著高于澳大利亚、美国与俄罗斯，这决定了中国煤炭行业处于明显的初始竞争劣势。如果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持，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将被进口占据，国内煤炭行业面临长期过剩的风险。

西部地区总量丰富的煤炭资源的价值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丧失必要环境安全条件下开采的可能性。这也是现在越跌价，开采冲动越大的基本原因，因为未来的价格可能更低。

这将是未来5年-10年要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如果政府认为煤炭仍旧是一个重要的行业与工业部门，关系到大量的就业人口，那必须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前者如降低税率，后者如限制煤炭的进口。

就煤炭企业自身而言，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之外，通过自身经营，不断降低成本，获得一个稳定的市场份额，至关重要。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过去几个周期来看，中国的电力企业日子好过的时候，煤炭企业就不好过，煤炭企业日子好过的时候，电力就不好过，似乎二者是“跷跷板”的关系。应该讲，这是一种混淆“相关”与“因果”的误读。

煤炭企业好不好过，是整体的煤炭市场环境的问题；而电力企业的日子，取决于行政管制的电价是否能够及时跟上煤价波动步伐的问题。

煤炭企业目前的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的原因，在于竞争力下降带来的价格跌落、市场份额下降，以及被挤出市场；而电力企业的利润高涨，在于电力价格行政定价缺乏根据市场动态的及时调整。这部分利润来自于电力用户的贡献，而非煤炭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煤炭的亏损，不是电力的利润，反过来也一样。二者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过去，由于电煤市场的大起大落，保障电煤的供应成为了相当部分电厂的重点任务。

在市场建设滞后、行政干预严重、市场交易成本巨大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电煤供应份额成为了很多电力集团的选择。

事实上，过去的几年，电力行业并购了大量的煤矿，将煤矿从交易伙伴变成了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其中相当部分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组织管理成本的高昂。比如，缺乏专业化队伍，以及组织成本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日益提高等问题，现在成为了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累赘。

如果能与煤炭企业签订长期合同，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又不用对煤炭的非专业化介入，对电力行业也是一件好事。

总之，电力与煤炭之间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对于煤炭与电力行业都是必要与理性的。希望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与努力之下，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进展。

作者为卓尔德（北京）环境咨询与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