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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大学，陕西延安716000；2、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710100）
【摘 要】西汉时期，匈奴部众开始大规模内附。如何处置数量众多的匈奴降众是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汉武帝力排众议，以较高规格礼待了归附匈奴部众并设五属国进行安置。虽然政府对匈奴降者进行了优待，但并不表示汉朝放松对匈奴的防范。汉政府安置匈奴于上郡属国即是其例。本文认为汉政府将匈奴降众安置于上郡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从自身安全因素考虑的。文章试从安置区域的选择、匈奴担任的职责、汉朝对归附匈奴依俗而治的政策、汉政府徙民实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方面来论证上述观点。
【关键词】汉政府；安置；匈奴；上郡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战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史记正义注曰：“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 [1]（p2934）《汉书·武帝纪》载：“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2]（p176）昆邪王率四万多人降汉，武帝设置五属国安置匈奴降众，其位置皆在汉塞内缘边郡县，上郡属国就在其中。史书中对安置匈奴于上郡属国都作有一定介绍，但对于将匈奴安置在上郡的原因却很少提及，所以有必要对西汉政府安置匈奴降众于上郡的原因做一番探讨。本文认为汉政府安置归降匈奴部族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位置的选择
《后汉书·郡国志》载：“上郡（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肤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阴、桢林、定阳、高奴、龟兹属国、候官”，[3]（p3524）辖区相当于今陕西沮水以北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中南部。治所设在肤施，领二十三县。西汉时期，面对人数众多的匈奴降众，汉政府设置了五属国以处之，将其中一部分降众安置在上郡属国。由于匈奴新近投降，汉廷一时还不能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在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互信关系的情况下，汉政府将匈奴降众安置到上郡可以有效防范匈奴降部和外界未降匈奴等部族的联系，从而减少匈奴叛逃事件的发生。
西汉时期上郡虽属于边郡，在它以北有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三郡。此三郡北部边界筑有长城，长城之南又有黄河阻隔。而上郡的西北部为毛乌素沙漠，上郡的东部和南部是汉民族的传统生活区域，只有西部在匈奴归附前是匈奴右贤王的驻牧地，[4]（p17-18）即“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1]（p2891）同事见《汉书·匈奴传》“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 [2]（p3751）然而，武帝时期，汉军对匈奴的几次大战：如，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亦称漠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及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匈奴俱大败，迫使右地（西部地区）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单于及左贤王亦遁走，河西走廊平定。匈奴主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5]（p12）使上郡之西不足为忧。这对于急需安置归附匈奴的汉政府而言，将归附匈奴部落安置在上郡，使其处在汉文化的包围圈中，不失为一个上佳的选择。否则，汉廷就不会劳师动众徙匈奴降众于五属国，在其原来驻牧地设置诸如武威、酒泉郡了。[2]（p177）
在地理条件上，对于以匈奴部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汉政府大多安置在秦长城之外、黄河的东南。这里汉民较少，土地空阔，水草丰富，适合游牧民族生活、驻牧。《汉书·景帝纪》载：“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 [2]（p150）说明上郡适宜牧马，这对于安置归降匈奴部众是极为合适的。
另外，上郡是缘边郡县，距离长安尚有七百多里，[9]（p2123）即便出现内附匈奴部落入侵京师这样的突发事件，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因为这段不算太长的路程可以为汉政府赢来宝贵的备战时间，使统治者们不至于仓促应战、狼狈不堪。
二、保塞实边
出于安全考虑，汉朝统治者们对匈奴降众既防范又利用。这点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汉政府对归降匈奴的态度既喜又怕，怕的是他们反复不定，侵扰汉民，所以将他们置于自己能控制得住的地域加以防范；喜的是他们擅长骑射、作战勇猛，可以用来抵御外族侵略，故而赋予他们保塞实边的重任。《盐铁论·诛秦篇》载：“浑邪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 [6]（p488）这里所要拒的“胡”应该就是指那些还没有内附的匈奴人。另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浑邪王降汉，武帝减“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 [3]（p2933）汉政府缩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汉军固然是因为部分匈奴归附减少了战争的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但也不能排除汉政府让匈奴降众承担保塞守边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将这次徙匈奴降者于五郡故塞外看作是匈奴部众和汉族军队上的一次“换防”。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换防”，汉军戍卒只是减半而没有全部撤走，或许这是汉政府对归附匈奴不很放心的缘故吧。
再据《汉书·匈奴传》载：昭帝元凤二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乌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着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犁汙王。” [2]（p3783）此非言上郡，但足以说明上郡属国匈奴降者也承担着守边使命。将内附匈奴安置在上郡这样的缘边要塞可以减轻外来部族入侵对汉代边疆地区乃至核心区域的冲击。又据《汉书·宣帝纪》载，“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 [2]（p260）从中可推测上郡胡人不仅承担保塞守边的职责，还承担着助汉作战的任务。
三、依俗而治
汉政府对匈奴降众“依俗而治”与其说是尊重匈奴民族的风俗习惯毋宁说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对于归附的匈奴部众，汉政府在其尊奉自己统治的前提下，在政治上保持其原有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不变，只在行政上归属汉委派的属国都尉领导。西汉时期，在上郡辖区除了实行郡县制外，还设置有诸如上郡属国、龟兹属国、翟道、雕阴道这样的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供胡人居住。在经济上，汉政府对在此居住的胡人“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p1440） “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 [7]（p2548）通过此法来稳定匈奴降众，保障汉帝国内部的安全。
汉政府安置匈奴于上郡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这是依俗而治的具体表现。由于上郡地区在汉代以前就有游牧民族活动，所以将匈奴降者安置到上郡等地不会使匈奴人产生很大的文化心理反差，有利于稳定他们的情绪。《史记·匈奴列传》载：春秋时期，“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 （下转第171页）
（上接第169页） 索隐引《地理志》云：“圜（圁）水出上郡白土县西，东流入河。”正义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盐州白池东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绥州、银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七国属魏，后入秦，秦置三十六郡。” [1]（p2883）战国时，“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p2885）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上郡就有了游牧民族居住。这就为汉在上郡安置匈奴降众定下了基调。
汉政府选择上郡安置匈奴降众，给与优待，满足了匈奴生产、生活的需要，照顾了匈奴民族的情绪，减少了汉匈之间的对立，缓和了汉匈之间矛盾，加强了国家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和对汉朝北部边疆的开发，保证了汉帝国内部的稳定。
四、徙民实边效应的影响
早在秦时，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正义云：“今灵、夏、胜等州，秦略取之。” [1]（p252）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2]（p253） “北筑长城而守籓篱”，[1]（p280） “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1]（p258）蒙恬略取的“河南地”包括汉代上郡的一部分，自然这三十万人中必会有一部分在此屯田守边，而秦所筑长城有一段是经过上郡的，上郡自然也就少不了需要征夫、役民。汉代沿用了秦代徙民实边的政策，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从关东一次就“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2]（p178）之后武帝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2]（p1173）在上郡居住的这些汉人和在被安置在上郡的匈奴部众形成了杂居、错居的局面。一则起到了监视降附匈奴部族动向，减少匈奴部众反叛几率，增加汉帝国内部安全系数的作用。再则，匈奴部众长时间和汉人接触、生活，可以逐渐使他们接受汉族文化，遵守汉朝的礼仪规范、法律制度，有利于加强汉朝对其的管理。
总之，西汉政府是在对匈奴降众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而将其安置于上郡的。这样做虽有汉统治者出于对自身安全因素的考虑，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对汉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安置在上郡的匈奴降众为上郡带来了大量牲畜和牧业生产技术，并使上郡形成了汉匈杂居，农牧业并存的局面。汉匈民族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为以后汉匈长期友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6月，第1版.
[3]（汉）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
[4]谭其骧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M].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5]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6]（汉）桑弘羊 撰，王利器 校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1版.
[7]（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