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制度

摘 要： 不制度是刑罚理论由惩罚论向目的论转化的产物，是刑事便宜主义的具体体现。本文拟以我国刑事不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分类，并结合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分析我国目前不制度在立法及其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法律性质； 不分类； 不足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 D9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6-0089-02

在我国，不制度是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不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十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加以修改、完替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其作用和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国不制度目前在立法以及实践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完善.因此，对其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不的法律性质

刑事不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1]。不是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作出的具有终结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的结论。

1.不表明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人民检察院作出不决定，即表明不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刑事诉讼在环节终止，犯罪嫌疑人不再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态。如果在押，应立即释放；财产被扣押、冻结的，应予以解除；需由行政机关处理的，应移送行政机关。

2. 不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在程序上的处理。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表明人民法院具有专属定罪权。免予取消后，人民检察院不再具有实际上的定罪权，不本质上是人民检察院放弃诉权而非进行实体处理。另一方面，不决定作出后，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也表明案件的实体性问题并未因不而得到解决。

3. 不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台湾著名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指出:案件虽经不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己，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而己，该案之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己证明其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己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犯职务上之罪己经证明者，得再行[2]。

4. 不是因放弃诉权而作出的无罪认定。不管是法定不诉、酌定不诉还是存疑，其法律后果都是不确认有罪。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不人属无罪。

二、不的分类及其适用条件

根据作出不的原因和条件不同，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第142条对不作了明确规定，为便于掌握和理解，理论上往往将不划分为法定不、酌定不和证据不足不三种：

1. 法定不，也称绝对不，是指对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予。根据刑诉法第15条规定，法定不的适用条件非常明确，只要具备以下六种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依法作出不的决定，而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l)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己过追诉时效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

2. 酌定不，也称相对不，是指对依法构成犯罪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予。根据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适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二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与绝对不相对，这种情形检察官享有裁量权，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裁量，可以，也可以不。对于具体案件与否，主要是根据具体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由人民检察院酌情而定。

3. 证据不足不，也称存疑不，是指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决定。这种“存疑不起”与人民法院的“疑罪从无”思想是一致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规定，证据不足不的适用条件应是，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

三、问题及其建议

1996年刑诉法修改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作用和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它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存在一些巫待解决和在执法中需注意的问题，因此对不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尤为必要。

我认为构建和完善我国不制度的方针应当是:适当扩大不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展不的适用条件；简化不工作程序； 建立酌定不听证制度，增强不工作的透明度.在更加广泛地适用不制度的同时，使不制度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一）扩大与完善不在立法上的适用范围

1. 补充和完善法定不的条件。现行规定不能完全包括法定不的情形，实践中还有一些情形应当适用法定不：一是侦查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未发生；二是侦查所指控的事实虽然已经发生，但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者是无危害的合法行为；三是侦查所指控的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在上述情况下，人民检察院本应不，但适用不又缺乏法律根据。虽然《刑事诉讼规则》第262条规定：“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但这种办法是不当的程序倒流，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又拖延诉讼。因此应补充法定不的条件。

2. 补充未成年人犯罪不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特殊群体的犯罪，其年龄小，缺乏知识和生活经验，可塑性强，与成年人犯罪不同，对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应同成年人有区别。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在不上也作出规定，以体现教育、挽救的方针。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极少[3]。

3. 补充老年人犯罪不的规定。老年人犯罪，也是特殊群体的犯罪，其年龄大，在体力、智力等方面大多弱化。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犯罪都有从轻从宽的规定，这既不影响控制社会犯罪，又减轻了刑罚执行的压力，也符合诉讼效率、效益原则，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我国应当吸收和借鉴国外这一有益经验，对老年人犯罪在不上作出规定。

4. 适当扩大酌定不的条件。酌定不的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这一条件比较狭窄，首先可适当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刑法规定犯罪分子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些免除处罚的情况，并没要求必须是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所以这种情况应当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可作不处理。这样比由法院认定有罪再免予处罚更好，既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又有利于对这些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分化瓦解。其次可适当突破“依照刑法规定可以免除刑罚”的界限，实践中有些犯罪分子罪行轻微，犯罪后认罪悔罪，积极弥补所造成的损失，但其既非自首，又无立功，按法定条件是不能作酌定不处理的。考虑到教育挽救人、少捕少判的政策精神及公共利益，也应突破“刑法规定的可以免除刑罚”的界限，作不处理。

（二）司法实践中应简化不工作制度

现行不的工作程序比较复杂。根据规定，法定不，由承办人提出意见经主管领导审查同意后，报检察长决定；酌定不或存疑不，经主管检察长审查同意后，报检察委员会决定，如果检察委员会意见有分歧，则报上一级检察委员会审定；如果是自侦案件酌定不或存疑不的案件，本级检察委员会同意后，还需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这种复杂的程序，不仅影响了效率，而且在思想上造成一种印象，即不不可轻易动用，或是使用得越少越好。当前实践中适用不的案件很少与此有关，影响了不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对现在的工作程序进行改革，大力精简不的审批程序，下放权限。如一般的酌定和存疑不，由承办人提出意见后报主管检察长批准即可，无需经检察委员会决定，更不需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实行主诉检察官的单位，一般的不应当逐步下放给主诉检察官决定，检察长不再审批；主诉检察官认为作存疑不有问题时，也可报检察长审批；对拟作不处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可报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既能保证案件质量，又能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不的作用。

（四）建立酌定不听证制度，增强不工作的透明度

为了确保不案件质量，防止不权的滥用，应当建立不的听证制度。不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拟作不决定的案件，以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陈述和辩解，听取公安机关及发案单位负责人以及主管部门、部分专家、群众代表的意见的一种内部工作制度。实行这项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公开方式，全面了解当事人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向他们介绍案件情况和有关政策、法律，促使案件双方在了解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消除分歧，统一认识，以帮助检察机关对案件正确作出不的决定。实施不案件听证会，可以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增强诉讼民主，保护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案件处理的知情权和辩护权;可以使检察院在作出决定之前，及时听取各方意见及公开审查案件事实和有关证据;可以深化“检务公开”，促进检察业务建设，增强检察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和消除个别群众对检察机关作出不案件的误解;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因不服而提出的申诉及公安机关认为不决定有误而提出的复议或复核，有利于澄清疑问，加强执法的公开性、公正性。

有关不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不是单门独院，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因此结合我国不裁量权行使的现状，特别是在结合我国的国情适度地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相关做法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在立法上不断完善，在司法上不断努力提高公诉机关执法水平，制定出对检察机关作出具体裁量行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一般标准，对于保证检察机关作出公平和协调一致的不决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猛.刑事不制度初探[Jl.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l0）：58.

[2] 蔡墩铭.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1996.147.

[3] 〔瑞典乌诺.哈格尔贝格.瑞典刑事案件的与有关变通处理的规定[J].法学译从，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