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变迁对中国建设金融功能区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伦敦金融城历经沧桑，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其地位不言而喻。从其成为全球最重要金融功能区的发展历程可得到启示：金融中心的诞生不仅需要有形的区域和场所，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机制设计和功能建设。在中国打造北京、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以及各主要城市大力建设各自金融功能区的过程中，伦敦金融城在塑造金融生态环境、加强决策当局服务、开放行业与市场等方面，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伦敦金融城 金融中心 金融功能区

伦敦金融城的历史变迁

历史记载，公元1世纪罗马人在现在的伦敦金融城所在地建立了伦迪尼乌姆，并在泰晤士河上架起各式各样的桥梁，由此产生来往的商贾并形成交易市场，18世纪以海上运输保险为起点金融城逐渐成长壮大。这片东起奥尔德盖德，西至圣保罗大教堂，南抵大炮街，北达伦敦墙的“一平方英里”土地，是伦敦市33个行政区中最小的一个，却拥有自己的市长、市政府和法庭，是名副其实的“城中城”。其产值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面积虽小却是英国的经济中心。

除服务于本国金融业，伦敦金融城还与纽约、东京等实现了金融市场交易的无缝衔接。它是全方位的国际金融中心，集聚了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1/3的外汇交易，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5％在金融城内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伦敦金融城的银行、证券、外汇、保险、期货、金属、商品和衍生业务的经销商、船运、咨询等交易与服务十分密集，拥有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伦敦金属交易所、海外上市公司最多的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世界上第一个保险市场―劳合社，是世界金融业的心脏。

伦敦金融城的财富不仅是物质资产，更珍贵的是具有杰出的人才、优质的服务和优异的技术，以及极具创新精神的区域文化、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恰当的监管和灵活有序的市场机制。金融城的管理者，包括市长和高级市府官员，都是从商界德高望重的金融家中，由商人们经过一系列正式的推举程序后，担任管理职责的。市长的职责是打造优质的市场环境，提供有用的商业信息和更多的赢利机会，管理者们能够协助政府和企业融资、开发新产品、促进金融产品推广、扶持金融创新，这一切对高级人才、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等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形成自我发展、自主升级的良性循环。

伦敦金融城建设的经验

完善而又灵活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等，使伦敦金融城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和目前全球机构经营的最佳地点。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专业和商业服务中心的美誉，反过来又成为其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巨大品牌资产。由于伦敦金融城的存在，英国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最重要中心之一，金融及相关服务产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功能建设打造重于形态建设

金融集聚区的功能建设是指，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发展有关的政策、法律、机制等经营环境的打造与运行。金融服务是无形产品，仅仅在空间上将金融企业集中起来不是诞生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打造良性循环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金融业务的拓展和金融功能的完善。伦敦金融城的功能建设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业内部的功能建设，二是金融业各子行业间的连通，三是金融业与实业的融合。此外，除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之外，金融城内还聚集了一大批为整个金融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如投资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险经纪人组织等。

（二）金融交易中心与金融决策中心协同发展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设立、金融业务的开展均需以金融当局的批准为前提，虽然在不同国家，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的程度不同，但金融业的特许经营属性是共同的。这一属性决定了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当局的管理，金融交易中心的经营离不开金融决策中心的运转。伦敦拥有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等国家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对全国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直接向财政部负责；金融城市长的任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其职能权限亦突破一城之隅，服务于整个英国。这使得伦敦不仅是金融交易中心，也是金融决策中心。这种安排简化了复杂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整体集聚和辐射作用。

（三）扩大对外开放

金融中心发挥着集聚和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全球性金融中心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全世界，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所在国家（或地区）及周边国家（或地区）。为更好的发挥这一基础职能，金融中心应扩大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吸引外来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进入，并通过外向型集聚配置其它国家或地区的金融资源。

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和开放度是最高的，它服务于全球贸易和发展，高度自由化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吸引了一大批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落户。跨国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往往是相互伴生的，而且大多互为客户。在目前情况下，不少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在当地投资的跨国公司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而外资金融机构的高质量服务，会对跨国公司形成很强的吸引力。

（四）保险市场是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柱

保险机构不仅具有化解风险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且是重要的金融资源提供者、需求者和金融创新的主力军，大型保险机构不仅有数额惊人的现金供给和需求，而且其专业投资能力可以引导主流金融资本流向恰当的领域，其金融创新服务更可以为金融业务提供衍生产品和延伸功能。伦敦金融城内的劳合社辛迪加式的保险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保险商和领先的再保险商，“有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主要经营财产保险，其中世界航空保险业务的31％和水险业务的20％都集中在这个市场，它的最大保费收入来自非水险合同再保险，并占到国际再保险业务的四分之一份额”。在水险、航空险、海上能源开发保险、自然灾害保险、网络责任保险等领域的创新能力，使得劳合社在全球保险业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伦敦金融城发展对中国建设金融功能区的启示

伦敦城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刚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框架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营造自由开放的金融行业竞争环境

自由开放是资源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最基本条件，尚未自由开放的金融区域不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仍以中资国有机构为主，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大多数金融机构最大的股份，中资民营机构数量较少；虽然外资金融机构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较多，但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较少。

金融许可证的可获得性是度量自由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尺。金融业特许经营的属性决定了设立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交易的资格需获得金融当局的许可，但颁发此项许可不同的国家采用的制度不同，中国依然采取设定实质条件下的审批制，特别是外资在中国参股或设立金融机构问题上，审批更加严格。内资进入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同样采取审批制或变相的审批制，即使这种审批要求相对宽松。对于金融机构的设立，金融当局不仅要求申请者符合实质性条件，而且会基于竞争饱和程度的考虑进行审批；对于参与金融交易资格的审批则相对宽松，一般只要达到规则要求的条件即会给予许可。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实质上是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自由竞争、削弱金融垄断、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国建设金融中心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开放力度，实施无差别的准入政策，在金融许可中摒除法定条件以外的隐形门槛，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参与金融交易；同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在符合风险控制规定的条件下鼓励民营资本收购金融企业；在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流动上出台优惠政策，为人才和资本流向金融中心提供良好的创业和发展环境。

（二）设计强大的金融市场功能

完善金融市场功能比建设有形的市场更重要。齐全的市场门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发达的中介机构、顺畅的业务融合构成了繁荣的金融市场。中国已拥有较完备的金融门类，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等行业，而且货币、资本、衍生品等市场均已成形，但仍有部分领域处于规模较小或发展缓慢的状态。债券市场的功能尚不完备，商业机构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规模依然较小；风险管理工具欠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工具用于对冲其面临的汇率、通胀、信用、价格等各类风险；中国本土仍缺少一流的会计、法律、资产评估、税务等服务机构，此类中介行业的一流机构仍以外资为主；不同门类的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间的融合不足，虽然有利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实施，但不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私募投资主体规模较小，私募基金等定向财富管理机构是对市场最为敏感的投资主体，其发展壮大仍需积极的引导和规范，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缺少生长的土壤。

目前中国整体金融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但需要完善和促进的领域还很多。在资本市场中，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初步成形的条件下，亟需改变的是重股权、轻债权的融资结构，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丰富债权性产品；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中加快产品研发的速度，设计更多市场需要的金融交易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扶持本土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引导优秀人才加盟本土的中介机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间的融合，在金融控股的模式下更多的促进业务的融合和市场功能的融合；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积极引导私募基金的发展，鼓励其吸纳各类闲置资金并开展实业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三）张弛有度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是控制金融风险、确保持续经营的最重要措施。中国的“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是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的主要机构，其监管面已覆盖目前主流的金融业态，并且在反洗钱、反商业贿赂等问题上开展了良好的合作，监管的权威性得到市场主体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但监管定位、监管能力和监管的透明度仍有改善空间。

在监管定位上，金融当局秉持“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权力原则，在市场准入、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审批制和核准制为主，备案制为辅，即使在某些需要监管放松的领域，也采用渐进式的逐步放松监管的措施，总体上稳健有余、自由不足。监管当局对体制外的金融资源，如银行体系外的货币供需、私募股权投资等的监管上，还没有有效全面的监管措施，而这些领域对经济的影响巨大且深远。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台了许多金融法律法规，但在监管实践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隐性门槛，并在某些敏感的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为避免遭到非议，它们不以成文的形式公布，却作为金融监管当局的准绳真实地存在着，并发挥着关键作用。

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应对金融中心加强决策支持，提高应变能力，适应金融市场多变、快变、高效的运行节奏，同时加强对不同金融门类融合的引导，建立健全对金融与实业融合的监控和引导，使金融真正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的金融创新亟待加速，监管当局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既要鼓励功能的创新和完善，又要防范和控制过度创新带来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之一是创新过度，而中国的主要金融问题之一是创新不足。中国的金融监管有必要逐步采纳“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私权力原则，对风险较小和无涉公共利益的金融业务采取备案制。同时减少和消除隐性的准入门槛，推进监管的透明化，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国际金融界对规则的认可，真正推动国内外的金融融合，并建成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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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永达，王浩.集聚金融优势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研究―来自伦敦金融城的经验[J].新金融，2009（6）

3.[美]理查德•罗伯茨著，钱泳译. 伦敦金融城：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指南[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