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

广州起义是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城市中心论”和“唯工人成份论”策略的一次具体实践，工人阶级的支持对起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广州地区的工人阶级和职工运动状况决定了工人群众不能为起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试图对广州起义前广州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情况作一历史的考察，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出发，把广州起义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来分析其失败的必然性。

一、学术界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探讨

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广州起义犯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姚金果认为，广州起义正是在急躁和盲动情绪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促成的。起义前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从起义没有退却计划、领导人支持纽曼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盲目蛮干的观点来看；从领导人明知起义后很难守得住广州城，却一再急切地希望举行暴动的情况来看，这次起义确实是在“左”倾盲动错误指导思想之下发动的。第二，没有及时组织退却。罗金声认为，如果听从叶挺的建议，暴动后立即将部队拉到海陆丰，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完全可以避免后来的惨重损失。①第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张国星认为，广州起义没有农军援助，缺乏壮阔的工人运动，也没有引起敌兵的普遍倒戈。即使从纯军事的观点看，“空虚”的广州，敌军人数、枪支仍占压倒性的优势。②第四，共产国际代表指挥上的错误。叶孟魁认为，负责全权指导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在这次起义的准备与进行期间，他既不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广东的社会情况，又缺乏军事经验，却要进行指导，只能是主观主义泛滥，提出的主要指导方针非右即“左”。③第五，联共（布）、共产国际的责任。王新生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企图通过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举行工农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由湖南、湖北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的新高潮。这种思路，低估了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④第五，起义领导者与广州起义失败的关系。邓亦武认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一方面张太雷对起义占领城市，建立城市政权的把握性产生疑虑，有过失败后在广州附近进行农村革命的想法，另一方面由于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张太雷恐怕被认为临阵动摇，又始终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的框框，而且在起义军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犹豫不决，没有支持叶挺等的主动撤退到农村保存实力的主张，导致了广州起义的重大失败。⑤另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八七会议的历史局限对广州起义产生消极效应。张韩认为，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革命策略的教条理解、革命力量的片面判断、革命情绪的盲目执狂等方面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在革命时机把握、发动革命力量、组织战略退却、放弃冒险路线等方面的决策。⑥

从上述研究概况看，学术界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探讨呈现多维度和逐步深入的特点，但在客观原因的研究上还不够细化，尤其是对广州起义前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和工人运动情况缺乏全面深刻的论述，这也是在广州起义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论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把广州起义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和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对广州起义前广州工人运动情况作一考察和分析，以此来论述广州起义失败的必然性。

二、广州起义的逻辑起点与路径选择

广州起义是以八七会议为逻辑起点的。八七会议的最大功绩在于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革命路线，但在革命策略的选择和设计上存在教条化的错误。其一，八七会议照搬苏联经验，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的革命策略。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就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⑦其二，片面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暴动对革命的关键意义。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在最近几日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⑧任弼时在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也指出：“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领导。”⑨在这种“唯工人成分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共片面地认为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广大工人的大暴动才能取得一省或者几省首先革命胜利。广州起义就是贯彻这种革命策略的一种实践。虽然广州起义多次把农民暴动作为工人暴动的重要补充来看，并认为，“为要保卫广州之胜利，则须各地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有把握。特别是海陆丰暴动必须向惠州之南部平山、淡山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之农民联合，以保护广州之暴动胜利”⑩。但总的来看，中共依然没有跳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思维模式，也没提出具体武装农民的军事计划，还是强调依靠工人发动广州暴动，这在广东省委呈中央的起义准备报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的力量及其准备：我们决定发动广州之暴动，已详前函之报告，目前估计我们的力量，在工人群众方面，已经召集过各种代表大会，煽动他们起来总同盟罢工。作夺取政权之暴动，现在主要如海员、油业、手车夫等是有把握的……至武装方面，工人赤卫队已有三千之组织，发展仍是可以，教导团差不多全数可以指挥，警卫团亦有二百余，工人赤卫队枪亦少。至于敌人军队里之宣传工作，仍做得不尚好。市郊农民方面，已派得力同志，如果广州暴动起来，是可以随着起来的”。并在苏维埃政府中明确规定“以工人九人，农民三人，兵士三人，党三人组织之。”可见广州起义在革命力量的判断上受八七会议的影响至深。在暴动路径的选择上，片面强调工人的作用 ，而没有很好处理工人暴动与农民运动的结合，以苏维埃的形式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虽明确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相比八七会议是一个进步，但这种方式不能克服政权建设的长期性与反动革命势力客观上强大之间的矛盾。

三、广州起义前广州地区的工人运动情况

广州起义在路径上选择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工人暴动为主要手段的道路。在这样一条路径中，工人阶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广州地区的工人阶级却无力为起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广州起义中，并非所有的广州工人都参加了，这是一个事实。“积极参加暴动的确在两万人以上”。但平心而论，广州暴动虽然有两万人参加，我们仍可说是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在未叛变以前，经共产党组织在广州工人代表会之下的工人群众约近二十万人，虽然经过李济深、、张发奎屡次的不断打击，然而仅有两万人参加暴动，仍然不算太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这与广州地区工人阶级状况和职工运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一）客观方面。首先，广州地区的工人阶级成份比较复杂。广州本来就不是一个近代工业社会，而是一个消费性城市，新式的生产企业非常少。因为与欧洲资本主义接触较早，商业极为发达。由此导致工人阶级的成份异常复杂，到1926年广州工潮发生之时，真正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仅占8.5%，且由于其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很多，他们中间一部分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手工工厂工人占全数的12.5%，但他们有一部分与农业社会关系较深，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比较大。手工业工人约占全数的60%，但他们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的行会思想。水上工人约占6.5%，不过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店员约占全数的6%，其生活可谓很苦，但他们因为营业关系，往往养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抑或观念比较模糊。由于其成份的复杂，广州工人群众向来是分裂的。“广州工会历史可以说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组织却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乱”。在广州，“仅就工人代表大会来说，人数只得十九万，而工会竟至二百多个之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尚未完全一致团结”。不仅产业工人中分出了机器工会的组织，而且在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中，在广东总工会所属之外还增加了所谓“左派”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因此，此时在工代会直接指挥之下的工会不过六十多个。虽然这三个反动工会并没有真正能够取得若干群众，但至少可利用这些工会名义来阻止所属工会参加一切革命运动，削弱了工代会所号召的力量。广州起义时，广州的大部分工人在的蒙蔽、欺骗、威吓利诱和恐怖政策之下焕发不出革命的热情。“在未动作以前，吾人以为半夜开始动作，至天光当有工人群众出来可即行编制红军以应战。不意得取政权第二日，广州工人尤不敢出来”。当时党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工会和手车夫工会，仅占广州工人的少数。工人赤卫队是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组织和训练的。工人阶级队伍呈现严重的分裂，机器工会竟加入镇压起义的行列。张太雷即死于机器工会体育队的乱枪之下。起义发动后，广州公安局、炮兵团、观音山、广九车站等敌方重要据点几乎全系教导团攻取。工人赤卫队从军事意义上讲只起到助威的作用。

其次，广州工人运动自1925年来都有省港罢工工人领导。自1926年10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取消对香港封锁以后，尚有三万人留居省城。广州市一切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罢工工人的行动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而罢工工人于暴动前一月便被定计强迫拆散，力量便已分散，赤卫队的秘密组织留存在罢工工人中只得五百人。所以反动派解散罢工工人一事，实给中共发动群众工作一个致命打击。

再次，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基础，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其影响在广州是最大的。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广东革命政府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工会条例，“予人民种种政治自由，并扶助工人组织的发展”，迅速打开了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同时建立了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即是说，扶助农工政策的制定，使工人群众对它充满了期待。而国民政府是打倒刘、杨后才成立的，“这个小娃娃虽然经过很多灾难，究竟‘吉人天相’，日见壮健”。它有身经百战的国民革命军以作巩卫，它有生死与共的民众组织以作基础，它有每月七、八百万之正当税收以作营养。它不仅可以自立，而且有力量攻打军阀。国民政府是的政府。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和国民政府的日益强大以及它所采取的工农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的政治纲领，对于广州当地的工人群众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邓中夏认为：“广东经济不能发展，在于受香港之限制垄断压迫，凡稍有民族思想的人，都知道经济独立之不容稍缓”，而香港此时又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于广州地区的工人群众来说，反对和驱逐帝国主义更具有紧迫性，改组后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的和国民政府的出现正迎合了这种需要。

而广州工人阶级在与国民政府并肩作战的一系列军事斗争中，也逐步加深了对和国民政府的信赖与支持。1925年2月，率领部队，向盘踞在惠州、陆丰、海丰、兴宁、普宁、潮汕等地的陈炯明进行东征，取得重大胜利。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军阀部队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在这些重要的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工人阶级明目张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参加这种反军阀的军事战争，可说是第一次，所以它更有重大的意义。广州工人阶级经过此一战争，充分表现他们的力量与权威，自然增加了其自信力与奋斗力。大家有了这种深刻的教训，于是相对落后的工人群众也跟着起来了。“他们对国民政府是绝对拥护的，在任何工会都可以找得出拥护国民政府标语”。他们对于出师北伐，亦曾应募运输队，铁路工友并且组织前敌交通队，随军出发。他们普遍的知道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知道国民革命是工人解放必由之路；知道痛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知道痛恨反革命派；知道拥护总理的三大革命政策；并且还知道革命绝对不能中途妥协。

同时，中共在当时的工运策略和宣传也维系和巩固了工人群众与及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在1926年的广州工潮之前，广州工人“简直可以说没有宣传教育，即有亦系无计划无系统的宣传教育”。工潮之后，中共对宣传教育的问题有所重视，但因处于幼年时期，经验不足，中共认为，共产党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即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党，亦即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党，这个党就是中国，所以也是工人阶级有份的政党。革命运动不能没有革命的党，如没有革命的党站在领袖地位，指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所以工人阶级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应绝对拥护。广州工友们在过去有时为受政治压迫或军警压迫往往动了感情，忘了理智，有的对表示失望，有的甚至还激而出于焚毁党证。工友们！这种倾向和行动，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即使行政官吏有时违的宣言与决议而对人民压迫，这只是他个人的不肖，与整个无干”。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这种工运宣传策略，实际上美化了及国民政府在工人阶级中的形象，在客观上巩固了工人群众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不会因为叛变革命而立刻发生明显的变化。广州起义发生时，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工人群众对心存幻想，沉浸在的迷惑之中，削弱了暴动力量。即使到了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仍然认为“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发展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使群众斗争发生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倾向，对于还存有幻想”。

（二）主观方面。首先，暴动前没有总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有效手段，是实行工人暴动的必要准备。广州起义前，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虽然都曾决定总同盟罢工，但因客观原因终未实现。当时既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坚决执行总罢工，中央和广东省委企图改总同盟罢工为以群众的军事行动来发动暴动，但又担心借口战争时间便对群众实行无情的屠杀。“结果总罢工依然是一暴动。此时我们的准备还未妥善，因此索性迟数日，总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先罢工而后暴动，本事暴动艺术的常轨，罢工与暴动同时并起实乃变例”。暴动前既无总罢工，群众不能周知，暴动开始后便转入作战状态，交通上更增加许多障碍，这也是广州暴动时集合群众比较困难的原因。其次，暴动时没有适于发动群众的灵便组织。广州产业工人人数本来就不多，加以机器工会的分裂运动，许多工人群众被划分了出去。结果工人代表大会属下的工会最大多数的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他们每一工会的群众都是遍布了全市，平常示威集合，各工会参加的群众，多半只是其工会附近所能通知的，远的便不能在他的旗帜下集合。加上党在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群众中的组织也是按照工会的系统划分支部，每一支部所管辖的党员也同样遍布了全市，党没有采用街道支部的组织形式，来集中这些散乱的手工业和店员群众。所以党的支部除海员、汽车、邮务、印务、铁路（失业工人）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到赤卫队去，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去了，于是群众的发动自然更少领导了。上层指导机关与下层群众中间失去了联系，“就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暴动时会发生这个困难，没有采用适宜的组织以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在客观上又是阻碍了工人群众的发动工作。再次，党对黄色工会政策失误。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吸取失败的教训，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不应在黄色工会中采取少数运动的策略，组织赤色工会与之对抗，来分裂群众，应当是参加到黄色工会下层群众中，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但在1927年前后，对于黄色工会，党内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一种是主张无条件地在黄色工会中工作，不另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以免引起黄色工会的不满。无论是哪种倾向，无疑都会使中共失去更多的工人群众。在广东，中共对于黄色工会从来就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有时对黄色工会完全取仇视的态度，对于黄色工会会员完全置之不理；有时与黄色工会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然而只有上层机关的联合，而没有下层群众的联合，甚至因恐怕黄色工会上层领袖的怀疑嫉妒而完全停止下层群众中的活动。这两种错误的职工运动策略由来已久，不是旦夕之间可以改正的，给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造成很大损失。事实上，黄色工会中的许多会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工作争取过来的。虽然广州机器工会领袖曾经统率他的武装体育队（约近千人）帮助进攻苏维埃，但同时广东总工会和所谓“革命工人联合会”下面的工人群众很多自动地走到苏维埃方面来，就是机器工会会员亦多表示中立（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并未对苏维埃罢工会怠工）。广州工人群众一向是分裂的，而这次暴动却收到了对黄色工会下之一部分群众的领导的功效，“暴动失败后，黄色工会下的群众有的说为何不早通知他，假使我们早在他们中努力工作，他们必有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暴动或对反动派反对苏维埃的行动加以制止”。

从上述广州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复杂情况看，广州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路径上，它选择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和“唯工人成份论”的道路，而由于广州地区的特殊条件，本地工人群众并不能给予暴动以有力的支持，使广州起义失去了支点而难以为继。起义前被作为重要补充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工人群众的重要性，广州市郊农民运动的工作并没有做好。虽然中共在广州外县，特别是海陆丰等地的农村中有深厚的基础，但是市郊及中路农民运动却一向未做好，差不多市郊农村之中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广州起义中，市郊农民有数百人占领广三铁路车站，兵工厂附近亦有数百人起来，然而没有立刻发动几十万的市郊农民暴动，围护广州并截击敌军，而海陆丰等处又远水不能救近火，于是广州的暴动便陷于孤立，失败已成为必然。

注释：

①罗金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得失异同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②张国星：《广州起义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考》，《历史教学》1992年第8期。

③叶孟魁：《纽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广东党史》1998年第1期。

④王新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⑤邓亦武：《试论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失败之原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⑥张韩：《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新探》，《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⑦⑧⑨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6、66页。

⑩中央档案馆：《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98页。

—、—均见邓中夏：《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转引自张国星《广州起义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考》，《历史教学》1992年第8期。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