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共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

[摘 要] 中共五大是在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五大的指导方针。五大的理论成就是，明确了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决议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必经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为党的八七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五大的不足是，未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未能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未能认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尤其是理论脱离实际问题，五大未能付诸实施，这是致使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共产国际；中共五大；“八七”会议；陈独秀；瞿秋白；共产国际；理论成就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22-10

以往史著中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大无所作为，甚或一无是处。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其一，是把五大与陈独秀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陈独秀主持了中共五大，并连任中共总书记。其二，是把五大与大革命失败联系在一起，认为陈独秀在五大期间及其后继续推行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其三，是受传统观点的约束和抑制，即权威人士早就指出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五大研究的深入，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重新认识和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责任的探究，对五大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

其实，五大和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中共早期发展的一段历程。党在每个时段都会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必须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总结与探究路线策略理论等问题，这样，党才会有所发展，不断前行。五大正是承载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艰巨使命，虽然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未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重任，但在革命理论上政策上却有所建树，比党的四大前进了一步，同时也为党的八七会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仍不失为党的一次重要会议。

一、五大的理论依据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评价中共五大，应当以五大与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这是探究五大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也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根据新的形势，发展了列宁主义；同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世界革命中，也有失误。我们在探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不能忽略这一情况。

1926年11-1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革命是会议的中心。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及其今后发展前途，并提出了中共的基本策略路线。期间，斯大林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指出中国革命和未来政权的性质，支持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理论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内容。1927年1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1] 92。中共五大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召开的，一切都由共产国际指示和安排。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自始至终出席会议，负责监督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执行；罗易在会上发表5次指令性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提案后，详加讨论，认为国际提案“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明确表示：“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2] 12，15，14李回忆说：“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 110可见，《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斯大林的演说实际上是中共五大的指导方针。

实践证明，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都是依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和精神制定的。蔡和森说：“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4] 96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也就是对共产国际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评价。

其实，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本身就有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指出中国当前任务是土地革命，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强调建立革命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持革命统一战线，过高地估计的革命性，将革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等人的身上，缺乏对资产阶级叛变的思想准备。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共五大发生很大的影响，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皆源于此。

二、五大的理论成就

中共五大召开前半个月，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引发了整个时局的动荡和危机。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全党上下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时局的严重性，如何应对尖锐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扩大全会的指示，规定党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政策和策略，制定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民主等新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五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在四大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发展现阶段面临的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等重要的问题，都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有益的探索，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一定的提升与突破。李认为：“大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它较之党的四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3] 11所以就五大的主题取向和应对策略而言，实在无可厚非。五大的理论成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明确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共四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5] 274这是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但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受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彭述之O力鼓吹“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6]，这种错误观念被四大所接受，彭述之当选为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宣传部主任就是明证。表明党当时还不懂得领导权必须靠争夺才能取得。当然，彭述之的错误思想，后来也受到党内批评。指出：“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7] 159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党这时“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8] 39。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共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惩罚。此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强调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指出：“近几年的事件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建立有战斗力的民族革命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顺利进行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9] 279罗易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领导权的阶段了。”[10] 192

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精神，无产阶级领导权贯穿于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反复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对各个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提出：“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而“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纲领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罗易指出：五大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的现阶段起支配作用，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10] 267。

显而易见，中共五大批判并否定了“天然领导权”的错误思想，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在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成果。

第二，制定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对待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四大强调农民问题在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一次提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但当时多是停留在宣传农民组织农民阶段，只提“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和“以官地分给贫农”，甚至错误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11] 296。事实上，在五大以前，党对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12] 247。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根本性的土地纲领，那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罗易也强调：“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进行彻底的必要性，显示了开展一场土地革命的必要性。”[10] 192

中共五大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认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8] 44-45有鉴于此，五大的中心集中到了土地革命，制定出了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其主要内容：一是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农民同时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农村66%的田地为大地主所占有，农民全部收入的50%须交付田租，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二是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认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一直到分配土地。指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进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三是提出一系列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如“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行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规定在革命现阶段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方针，等等。

从中共四大宣传“减租减息”至五大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农民革命行动政纲，这是党对农民土地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五大的土地决议案虽未能予以公布和执行，但对于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作了必要的准备。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号召举行农民暴动时，“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提出“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12] 247。这与五大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内容上基本一致，实际上是沿用了五大确定的土地政策。

第三，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共四大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模糊的，只是规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各革命阶级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把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指出：“目前，运动处于第三阶段过渡时期，处于阶级力量重新改组的前夜。在这一发展时期，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坚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着两个前途：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前途；第二个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并非一定要造成导致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这个国家将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任务是将决议案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非Y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而要实现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必须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这样才有可能争取第二个前途。罗易也指出：“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10] 225

“四一二”反革命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阵营，以此为标志，如何对待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便提到了中共议事日程。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党逐步认识到只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才能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无产阶级只要取得革命I导权，就“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可见，中共五大的议决案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两种提法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中共五大接受国际的决议，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争取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是正确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最终实现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革命重要转折点的中共“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并没有否定五大的决议，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解决土地问题，独立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等问题上，依然认同五大的决议，只是批评“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13] 268，270显然，八七会议对五大决议还是予以肯定的。

总而言之，上述五大提出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革命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大革命失败后，五大的这些理论为党的八七会议寻找新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中共五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

三、五大的不足

但是，五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既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也未能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五大的不足可归结为以下3点：

其一，未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集团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以为只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和，便能够实现革命的任务。这时，党一方面把的叛变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把对的希望转移到、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视他们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者，寄希望于他们来领导军队、政权、等，对等人背叛革命的危险性也缺乏思想准备。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重要性，无疑这是对的。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却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以土地革命为例。五大前，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评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把农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重要性。但这一报告，却被拒绝提交中共五大讨论。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比较好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但大会以后，中共主要领导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竭尽全力去控制所谓“工农的过火行动”。

严重的是理论与实际脱离，成为五大的致命伤。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但会后都未能付诸实施。如懂得了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但未能真正去争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为了求得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一味妥协退让，要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又如懂得了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却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工作。再如，看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却未能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完全赞成的土地政策，并借口农民运动“过火”而压制农民运动。正如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所指出：“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4]于是，五大根本不可能挽救时局危机。

其二，未能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后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方针，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诸如始终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主体；对领袖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等身上。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共产国际的制约。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尽管有时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当这些看法被共产国际否决时，最后只得言听计从，毫无自。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的右倾错误，如停止土地革命；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承认的领导权等等，这些大都来自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主张，而这些错误主张又被写进了五大决议。五大认为国际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15] 37。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指导革命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无法摆脱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蔡和森认为：“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如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的。”[4] 96这说明党当时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其三，未能认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愈演愈烈，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遂突显出来：一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以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和身上，尤其是幻想与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土地委员会制定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只没收肥田超过50亩、瘦田超过100亩的大地主的土地，依据这个标准，湘、鄂、赣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况且等对如此规定仍持反对态度，土地问题的决议实际上被搁置起来，成了一纸空文。二是在革命发展方向上，主张“革命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这被认为是放弃革命的退却。三是对小资产阶级及左派没有以坚决的领导去制止他们的犹疑和动摇，而是做了他们的尾巴。

中共五大会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以及等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陈独秀也不得不作一些自我批评，而更多的是为其右倾错误辩护。“陈独秀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正确的立场上了”[16] 498。所以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总书记。这说明党内大多数人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实质和危害缺乏认识。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只字不提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五大以后，陈独秀继续推行其右倾政策。为了维持脆弱的国共合作关系，企图以让步来拉住，但已于事无补，集团最后公开，大革命遭到了惨败。正如李所说，“大会并未能根本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而“这些右的错`是继续导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3] 11。

四、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中共五大决议与共产国际决议，其内容和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是陈独秀在五大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所讲到的问题，诸如对资产阶级的策略、同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问题、军事武装、民主和党的组织建设等，都是共产国际决议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大会上所反复强调的中心内容。二是五大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并专门作出《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三是在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之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局部失败。共产国际决议中的一些规定，对于解决当前中国革命已不适应，但基本方针与战略构想，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第二，亲历者对五大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蔡和森认为，“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4] 96。瞿秋白说：五大“议决关于中国革命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革命前途，领导权及土地革命”，都有“积极意义”[17] 404。罗易的评价最高，认为五大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证明以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中国革命，必能超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界标”[10] 272-273。相反，鲍罗廷则认为，五大“几乎把两个月时间都耗费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期间的争论上，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分歧依然没有消除”[18] 509。李立三指出：“五次大会依然是机会主义的”“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19] 248，251这种反差或许因为亲历者所处的地位和后来的境遇不同而致使政见各异。然笔者认为，今天学者们对五大的争议本质上仍是过去意见分歧的延续。

第三，五大和大革命失败不应划等号。五大两个月之后，大革命失败了，未能担负起挽救时局的任务。但大革命失败有多种原因，不应完全归罪于五大。客观上是敌我实力对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大大超过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主观上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维经斯基承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16] 475五大的成就与错误，都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归根到底，是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既缺少经验，又缺乏理论，失败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20] 610。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五大及大革命的失败，必然会有正确的反思并得出宝贵的历史教训。

第四，五大是党探索中国革命的一段历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客观地解读五大，不难看出，五大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次经历。五大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等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突破性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中共五大作了如下评价：“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这里，既肯定了五大的积极的一面，也指出了五大的缺陷与不足。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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