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协定的法律探析

君子协定作为一种非法律约束当事人行为的协议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但君子协定在我国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有关“君子协定”的定义来加以参照。本文以案例系统说明其运用的情况。

君子协定 自甘风险 运用情况

君子协定作为一种非法律约束当事人行为的协议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但君子协定在我国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有关“君子协定”的定义来加以参照，“在英美法语境中，按《牛津法律大词典》中的解释：君子协定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造成的由于明显规定或法律技术上的瑕疵而不像契约那样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一种协定”。在大陆法上，君子协定也称“好意施惠”、“情谊行为”，“指的是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有恩惠的关系”。下面以好意同乘为例说明，好意同乘可以认为是一种好意施惠行为，也可以说是情谊行为，或者社会层面的行为，针对社会上私车的增多，以及环保的趋势，拼车或者搭车现象愈来愈多，因之产生的纠纷也迅速增多，但目前尚无立法文件提供法指导，自甘风险在好意同乘关系中是否有适用的余地，下面以案例系统说明此类案件中自甘风险的运用情况。

案例一：司机甲是一公司职员，有私家车一辆，某晚上下班后准备回家，得知其女友也刚下班，像往常一样开车去接，甲开车至乙处，与乙共同用过晚餐，两人饮用少量啤酒，回家途中遇到逆向借道行驶的大货车，甲躲闪不及，将车扭向一边，撞在电线杆上，自己造成轻伤，女友脸部划伤，左臂严重损伤，只能做截肢治疗，其他有多处损伤，事故车辆报废，肇事车辆逃逸，经交警部门检查认定，甲无任何过失，肇事车丙承担全责，乙出院后找不到肇事车主索赔，便以运送合同为由驾车人甲，索赔费用10万元。

案例二：甲与乙朋友关系，甲骑摩托车搭载乙去兜风，过某个十字路口时与一辆货运汽车相撞，甲、乙均重伤。经交警部门鉴定，此案中双方都无过错，事故不存在任何违章行为，朱某花费数万元治疗费，并以此向甲索赔。

以上两案都为好意同乘引起的纠纷，但纠纷重点不同，案例一中重在对同乘人与驾车人关系的认定，乙认为甲乙构成运送合同，甲有义务保证乙安全抵达目的地，对事故造成的损害负违约赔偿责任。案例二重在认定甲是否应对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案中，法院认为事故中任何一方都无违章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两机动车所有人根据公平责任原则承担搭乘人损失，由于甲乙存在好意同乘的事实，判决适当减轻甲的赔偿责任。这种判决类似于王泽鉴先生所倡的根据具体案情，原因力而判案，排除了自甘风险的适用，但就此案而言，如此判决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首先，判决依据的法理不清楚，不完整，整个案件实质上只是依公平责任原则进行了风险损失的分配，但这种分配是否体现了公平原则呢？甲、乙同时受到重伤，且都无过错，仅因为甲士车主就应向乙承担赔偿责任，于理不合；其次，本案是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由于现代社会驾车本身就具有高风险性，这种风险是车主所不能控制与预防的，笔者认为以此为原则处理相似案件才更符合公平原则，即甲乙都自负风险。值得说明的是，目前西方各国在机动车事故纠纷中，普遍对机动车驾驶人规定了严格责任，将“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相关理论应用于这些原因力复杂的疑难案件中，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处理方式适应了机动车领域事故产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能很好的照顾到弱者利益，但同时，对法官司法素质要求较高，操作复杂，并且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不一定能适应我国社会体系。

案例一的民事法律关系很简单，肇事者具有过错应负有多甲与乙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在其逃逸无法获赔情况下，乙是否可以选择与甲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获得赔偿则颇具争议，有学者认为，甲乙之间是默示的合同关系，让乙上了车就代表甲默认了运送乙至目的地的约定，履行不能则构成违约，还有观点认为甲的私车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场所，乙进入甲的私车，甲就有义务保障乙在其场所中安全的义务，否则构成侵权。在处理这种纠纷时，应当认定该纠纷中的行为性质，很明显甲乙是男女朋友关系，男友送女友回家时一种情谊行为，纯属社会事务行为，男方与女方此时都没有要将此行为纳入法律评价中的意思表示，不可能构成以意思表示为要件的法律行为，自然不是权利义务分明的合同关系；其次，场所责任也应以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在此案中，甲乙均为受害者，没有让一个受害者赔偿另一个受害者的说法，即使甲是车的所有人可能比乙经济条件更优，但这显然不能相当于甲有过错或者成为公平责任原则下的补偿方的理由。此种情谊行为，只能私下男方基于情谊对乙给予一种精神或物质的补偿，而不是在对簿公堂之上，男女双方反目成仇后，由法律判定补偿。对于女方合同违约的诉讼赔偿请求，笔者认为应认定男女双方是情谊行为，是好意施惠而非合同关系，驳回。甲乙双方只有对侵害方提出侵权之诉的权利。如果，甲车有强制保险，甲乙可根据保险内容获得赔偿，以上两例仅就甲乙之间情谊行为而言，乙搭乘甲车按照普通人的理解即应知道机动车存在风险，只不过为了追求更高利益而有意无意的忽略这种风险，而自愿乘车，在这种情况下，乙是一种自甘风险行为，甲可以此为抗辩免除赔偿责任。但要指出的是类似情谊行为这种君子协定造成的损害，应该在自甘风险相对方无过错情况下，且不能是法定无过错情形，用公平责任原则同样不适宜才能用自甘风险分配风险损失的承担，在好意同乘关系中，如果甲作为机动车支配人，就等于支配着同乘者的安全，甲的水平高低及车况、路况等都决定着同乘人的安全系数，甲虽然对于不可控因素无责，但应对于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换而言之，甲在好意同乘关系中有注意义务。一般而言，行为危险程度越高，注意义务也就越高，驾车在我国并未被认为是一种高危作业，但其危险性是普通大众所熟知的，甲在驾车过程中应具体情况确定其主意义务的履行情况，如果损害与其过失有关，无疑应对其过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处理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到除了好意同乘的其他君子协定中。

参考文献：

[1][英]艾伦・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I].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