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诉部门的挑战及其应对

“两个证据规定”及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必将为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检察环节适用的具体情形如何？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检察、审判环节适用的程序是否相同？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考察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实际状况，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问题。考虑到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目前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因此我们随机抽取两个案例，以便分析那些发生在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难题。

[案例一] 2012年2月15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卜某、李某抢劫、一案。3月8日，办案人员提讯时，卜某提出自己曾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但未提供详细线索。办案人员当场查看犯罪嫌疑人体表，亦未发现伤痕。按照某市人民检察院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3月10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向市看守所发出某检刑函［2012］002号函，要求看守所依法出具嫌疑人出入所的有关记录及健康体检表。经查，健康体检表载明嫌疑人入所时体表有明显伤痕。检察机关遂依法要求侦查机关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时逢“春季严打”，侦查人员一直在广东、云南出发，直到3月26日侦查机关未对此事予以回应。3月27日，案件退回补充侦查。4月8日，侦查机关出具说明材料一份，载明嫌疑人的伤痕系抓捕过程中嫌疑人抗拒抓捕所致，并附有侦查人员的伤情鉴定。庭审中，办案说明等材料经庭审质证，嫌疑人未提出异议。

[案例二] 2011年12月23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某区人民检察院上呈的付某等贩卖一案。案件办理中，犯罪嫌疑人付某、李三反映侦查机关曾对其刑讯问逼供，并称该要求在某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间提出过，但未得到解决。办案人员经阅卷，发现犯罪付某曾在2011年12月1日的讯问笔录中称自己遭受刑讯逼供。为查实真相，办案人员调取了付某、李三的出入所登记表及健康登体检表，发现确有伤情。某市人民检察院遂于2011年12月26日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但侦查机关一直未回复。在办案人员的多次催促下，侦查机关出具办案说明一份，载明“侦查机关依法取证，不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未提供其他证据材料。庭审中，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当庭提出异议，称办案说明不足以否定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采信侦查机关的办案说明作出判决，被告人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

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具体分析，我们或许无从了解排除规则在全国检察机关整体的适用情况，却可从中获得排除规则适用现状的认识，并发现有关问题。两个案件的办理中，检察人员都遇到了侦查机关对证据补正要求置之不理或久拖不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由于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缺乏必要的制约措施，使得案件一度被搁置，严重影响办案进度。案例一中，虽然案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但侦查机关的迟延作为，给后续的审判阶段增添了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造成公众对执法公信力的质疑。案例二中，案件上呈某市人民检察院前付某就已经提出遭受刑讯逼供的控告，但出于案件管辖的考虑，该控诉并未引起某区人民检察院的重视，造成非法证据不能及时发现并排除，贻误战机。如何健全工作机制，处理好上呈案件中两级院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上的关系，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可见，构建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严格落实刑事诉讼法，提升执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一、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的缺失与漠视

1.现有规定较为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上述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较为原则，对排除程序的启动、认定与排除非法证据的期限等却没有明确规定。立法缺失所致的侦查机关对证据补强要求置之不理、严重影响办案进度和案件质量的弊病在上文两个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立法在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予以明确同时，却忽视了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架。诉讼环节监督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检察环节和审判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可能采用同一模式，立法在明确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同时，却对检察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关注不足。长达290条的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仅有2条。立法的缺失，导致现实中的授权“大而空”，操作中难以下手。

（二）程序启动标准不明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该条明确了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可以由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申请提起，但对于提起的条件、标准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启动排除程序有待于进一步理清。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使犯罪嫌疑人遭受了刑讯逼供，其人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痕，无法提出刑讯逼供的具体时间和参与人员。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启动排除程序的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嫌疑人申请的时间、次数、提供线索的“质”与“量”是判定启动标准的重要因素，但法律未对此作出规定。

（三）现有程序的可操作性不强

1.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范围与主体不明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发现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时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但这里自行调查取证的证据应当是案件本身的证据，能否调查以非法方法取证的警方行为、调查主体是否是原案件的办案人等均不明确。案例二中，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一度认为本案很有可能存在刑讯逼供，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但由于法律对调查的范围、方式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无从下手。办案人员曾提出与自侦部门联合调查的意见，但由于认识上的分歧，最终调查不了了之，非法证据排除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不仅案件质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亦未得到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