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稿费

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而事实上，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当年8月5日，、杨尚昆联名向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征稿函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该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总司令，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有11人参加的超强编委会，人员包括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6年1月，在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各方面真实情况，以粉碎的造谣歪曲，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并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均付稿酬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也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的“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该报编委会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的“稿约”称：“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该刊创刊号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该报创刊号刊出的“本报启事”称：“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此外，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也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这说明，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在延安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也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曾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特别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曾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入选作品均给予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如《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并说“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等，“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委员会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并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方面的相关稿件，并特意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于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稿酬形式灵活多样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多样化，大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上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也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人多是给“物”。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十分令人羡慕。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而有的刊物则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多少钱呢？2至5角。

稿费使用各不相同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下《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这说明，当时作者可以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自然各不相同。

当年，和其他中共领导著作的出版和发表，也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的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其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诉苦”。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还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用于购买瓜果、饭菜、新被子等；1941年11月5日，他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此外还有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下转57页）

（上接52页）而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细节：“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