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向延安》评介

“世界上所有的青春都似曾相识，我也有过曾经的青春。《向延安》是我一次偶然的回望，我相信写作的过程，就是我用我的个体经验了那个年代，那么怅懵又那么坚定，那么惨烈又那么美丽……青春、革命、理想……当这些热血奔涌的词汇，聚集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它注定会演绎一些别样的人生”，作家海飞在自己的新作《向延安》创作谈中如是说（《向延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人民文学》2011年7月刊载）。小说回望的是1937――1949这段经历巨大历史劫难的年代，它以主人公向金喜的成长历程为主线，融国族战争、家族史诗与谍战传奇于一炉，在幽深、尖锐的历史冲突中探索同样幽昧、复杂的人性，一群神采飞扬、个性鲜活的热血青年遂得以穿行在历史的偶然性与性格的必然性织就的命运之网中，无论是热烈的信仰追求、清醒的利益判断，还是混沌中的良知坚守、炮火下的人性守望……后人都无法以简单的对错、善恶去轻率地评判，因为每一个人物精神世界的汹涌波澜都烙印着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这是一部需要我们放慢速度进到人物内心深处去的作品。它与抗战时期即诞生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六十六年前的青年作家路翎说：“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在有些地方，如前面所说的，这是失败了。”那时的评论家胡风却盛赞：“《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首青春底诗，在这首诗里面，激荡着时代底欢乐和痛苦，人民底潜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苦和高歌！”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垫高了作者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更为娴熟的叙事技巧，那些曾经在路翎笔下失败的地方在海飞这里已经不是问题，不变的却是任何时代都不能释怀的“似曾相识”的青春。

小说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上海，本草堂的老板向伯贤在迎来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也不幸迎来了生命的终点，他在自家楼上眺望远方时被一颗流弹击中殒命，这是淞沪会战的前奏。向家唯一的长辈之死意味着这个家庭表面统一的秩序不复存在，在战争来临之际向家的儿女们将按照各自的轨道走进这个残酷的时代。向伯贤临死之际仍在念叨的长子金山几年前即不知去向，再度回到家中时像一个浪子一样出入、挪用本草堂的钱款、致使一些药材下落不明……他是一个连金喜也瞧不上的大哥，直到最后的胜利前夕，中共地下党员海叔才告诉金喜：他一直在等的延安过来的特派员“木匠”大名叫向金山，已经牺牲了，但是，“他的每一寸被敲断的骨头上，寸寸都写满了忠诚”，而且，海叔还告诉金喜“木匠同志的妻子叫袁春梅”。次子向金水，出于对时局的投机性判断，进入了为日本人服务的的极司菲尔路76号，成为日伪特工总部行动队中队长。姐夫国良由锄奸队而入军统，在上海滩神出鬼没，并亲手结束了金水的生命；姐姐向金美以手中的笔，不断向人们发出革命的召唤，最后奔赴延安，成为非同凡响的革命诗人。

热衷于烹饪的主人公金喜本是上海华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单恋着同学罗家英，父亲被日本人的流弹击中而亡后，他不像激进的同学们一样嚷嚷着要报仇而被大家斥为“软骨头”。他似乎不知道他要追求什么，“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学生们走上街头呐喊的时候，他却躲在灶披间里研究一道新菜”，姐姐金美和罗家英都十分气愤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男人”。痛切的丧父之伤、父亲的朋友饶神父与罗列的一伤一死、同学小崔和更多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的惨死……种种战争景象触发了金喜必须要做一些什么的欲望，“我们没有力量改变一切，那就只能让一切来改变我们”。他感到上海成了“一件千疮百孔的绸衫”，必须到延安去，就在他收拾好行李即将上路之际，表哥、地下党员武三春向金喜委派了比去延安更艰巨的潜伏任务，按照上面的指示安排他到日本特务机关秋田公司去做一名厨师。武三春明确地告诉金喜：这是一项最艰巨的，最没有人能忍受的，最功勋卓著的也是最寂寞痛苦的任务。金喜接受了表哥代表组织委派的任务，无论是抗战时期在日本特务机关秋田公司，还是内战时期依仗姐夫国良进到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一方面以惊人的毅力与智慧，不露声色地完成了搜集情报的各项任务，最终捣毁了秋田公司，拯救了大批的党员和同志；另一方面他必须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和压力，失去尊严、友谊、爱情，以及至爱的亲人；他必须生活在暗中，隐藏起真实面目；解放后，所有了解他真实身份的人都已牺牲，去延安的梦想几无实现的可能，他在一个普通的工厂做了一名厨师，将名字改为“向延安”，对延安、对光明的守望已经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金喜最大的幸与不幸都在于他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尽是“一点也不像一个男人”的一面，而他最具男人担当与隐忍的可贵本质却始终不为人知。在担当与隐忍中，金喜不仅由懵懂的学生成长为坚定成熟的革命者，也将生命的触须扩展到了人性最真实、最有分量的深处，没有英雄那般由绚烂归于平淡的戏剧性转折，在始终与生活保持和解的表象之下，他在内部完成了青春时代感情与精神的双重蜕变，那一份沉着从容的定力比之他的同时代人更具震撼力。

以金喜为中心的另一条线索连接的是华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罗家英、程浩男、李大胆、陆雅芳、邬小漫等个性不同却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这群英姿勃发、爱憎分明的青年学生，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起初沉浸在非理性的抗日热情中，他们组织剧社排练《到延安去》、上街游行、运送物资配合抗日军队。但是真正的革命不是演出，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队伍发生了戏剧性的分化，优秀的学生代表程浩男最终经不起酷刑的威胁，摇身一变而为部队里的情报骨干，并在抗战结束后奔赴上海疯狂缉拿共产党员，并亲手枪杀了李大胆、袁春梅以及她领养的孩子，而他最终也殒命于昔日恋人罗家英的钢叉之下。在巨大的历史劫难面前，爱情、友谊、仇恨、敌我仿佛也都随着时局不停地震荡，在种种不确定的动态关系中展露出既真实又狰狞的面目。

同是讲述革命历史，《向延安》既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唯“革命”是尊，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对革命的质疑与消解，“它并不将革命做抽象化的理解，也没有将主人公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力图以新的视角去重现当时的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力量中呈现革命者的选择及其复杂性，……试图以一种理解的态度去关注他们的生活”，有评论家将近年来涌现出的这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称之为“新革命历史小说”（李云雷）。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汲取丰富营养发展而来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开拓了一条新的通往历史之路，与正面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信念不同，这部长篇可以说是从背面折射了信念的执著坚韧。

既是剧作家又是小说家的海飞在比较影视创作和小说创作的区别时曾谈到：进行过影视剧创作锻炼的人，对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会有一种新的认识，会让长篇小说的构架更加牢固。但是缺点是，可能长期不写小说会让语言魅力大打折扣。《向延安》充分发挥了他在影视剧创作中驾驭多重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能力，在向氏家族中，集聚了地下革命者、汪伪特工、军统、共产党人等不同的秘而不宣的角色，在血缘亲情、民族仇恨、党派纷争的纠结中，既有爱憎分明的立场之别，也有割舍不断的亲情纠葛，譬如国良，既本着锄奸的任务干掉了汉奸金水，也将真诚的热泪洒在金水的墓地；既命人缉拿了地下党员袁春梅，也收养了春梅的孩子春生。而且，小说还吸纳了编剧的视觉化特征，场景与动作的设计具有特写镜头般的逼真效果，无论是金喜在屋顶拿着长筒望远镜眺望四面八方，还是他瞪着脚踏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都像电影一样充满镜头感。深谙编剧与小说区别的海飞在这部小说中将语言的魅力发挥得很充分，有节制的叙述饱含张力，且充满诗意。譬如金山的妻子、与武三春、金喜假扮夫妻的老牌革命者袁春梅，在前来捉拿她的国军军官和士兵面前，“还是专心地批改了最后一本作文本，她在作文本中批注：想象力丰富，人生亦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从容被捕、就义。作文的批语与她丰富的一生构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空间和审美想象。

小说中向伯贤、向金喜两代人乐此不疲的“远望”――手持德国产的长筒望远镜站在三层水泥洋房的屋顶向天空、向四处张望，这种开始漫无目的的张望渐渐在金喜的成长中凝定、收拢，到小说结尾处凝结为地图上的两个字――延安，并最终化作了他的名字，他的生命。作家海飞则以充沛的想象力和对革命历史的热情“远望”，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青春与信念的赞歌。

王海燕，文学评论家，襄樊学院副教授。邓安庆，编辑，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