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整体论视野下的生态中心主义

摘要　复杂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第一，包含人类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的系统，具有整体突现性；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第二，自然具有一种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价值。人类价值是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结点。第三，事实与价值缠结的厚事实概念或厚伦理概念和命题为理解生态事实与生态道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进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也许是生态中心主义发展的一个趋向。

关键词　复杂整体论　生态中心主义　系统价值　事实与价值缠结

中图分类号　Q147；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037－05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流派中，以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和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为最高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总体的研究进路和理论构建上表现出一种强烈整体主义，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近10年来，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发展，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非线性因果网络关系，利用计算机模拟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建构了一种新整体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处理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新范式。我们称之为复杂整体论，它为我们理解生态整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寻找生态价值和生态道德的理论依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启示。

一、自然系统的整体突现性与人类的地位

生态中心主义把现代生态学视为其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往往把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生态学描述视为生态中心主义不言自明的事实和伦理前提，认为，“对于我们对环境的关注，科学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它能建立起概念与自然规律的结构体系，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的认识。必定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根基……对这个目的来说，生态学是核心的。”在大多数生态学家看来，生态系统是一个真实不妄的自然的整体，是某种高于其有机个体成员的组织。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家则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客观性和整体性，而且具有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和后来者。例如，利奥波尔德在他的“大地伦理学”中就用“大地共同体”表示包括人、生物、环境在内的自然界或“大地”。把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看成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和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并认为大地共同体及其部分，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山脉河流都是自为的存在。罗尔斯顿则指出，“自然中有很多物类。……有的物类并没有意志和利益，但其演化有一定的方向、轨迹、特性和演替，使它们有一种建构上的整体性。”同时他强调，“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各就各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它力图通过生态学事实使人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和历史，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它强调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强调人类在自然中地位是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从而反思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

当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整体论认为，整体突现性是复杂系统最基本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复杂系统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要素组成，并生成其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构型(pattern)、功能或行为目标，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自稳定性和突现性(emergence)。美国圣非研究所的科学家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揭示了复杂系统整体性突现的机制，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了独到的阐述。他认为，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要素”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或“主体”。正是主体之间的“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或者说，系统的整体性主要来源于系统内个体间的“主动的适应性”，主体之间的局域相互作用，通过自组织与反馈机制，扩展为全局性相互作用，突现出系统的整体性。这是一种受约束的上向生成机制，即一种上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对于系统的状态空间同样也施加一种约束，即通过适应性选择对系统施加的约束，这可称之为一种受约束的下向生成机制，是一种下向因果关系。因此，复杂系统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决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或简单的主次关系，在复杂系统整体突现的过程中，上向因果、下向因果以及同层因果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在这个因果网络关系中，主体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分布式或非中心化的特征。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必然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下向因果作用，表现为人类的目的和行为受到宏观层次的生态规律的约束和选择。另一方面，人类之间以及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又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的生成与自组织进化的重要来源。其中，人类作为一类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的适应性主体，是生态系统的认识者甚至改造者，具有“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特殊地位，因此，人类虽“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但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进化中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盖娅假说”，人类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因此，在终极的意义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进化孕育和产生了人类的目的性和特殊性，而人类的行为和目的又内在地包含了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系统具有整体突现性，人类是自然系统之中一类具有独特性的要素。自然系统的整体与人类之间存在的是非线性的因果网络关系和协同进化关系。

二、自然的系统价值与人类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并且是一切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的源泉。生态中心主义试图依据当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突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力图论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更具有一种系统价值：包含并超越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整体价值。他指出，生态系统是价值存在的一个单元而且是重要的一个单元。生命个体只是繁殖和延续自身并只护卫自己的身体或同类，但生态系统却在促进更多的新的个体产生，增加物种种类，编织一个更宏伟的生命故事。正是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包容性使之具有价值并且是价值之源。罗尔斯顿进一步论证，“在生态系统层面，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尽管作为生命之源，生态系统有工具价值的属性，我们面对的也不是内在价值，尽管生态系统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护卫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们已经接触到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ic value)来描述的事物。这个重要的价值，像历史一样，并没有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是，在生态系统中，这种系统价值并不仅仅是部分价值(part－value)的总和。系统价值是某种充满

创造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就是那被编织进了工具利用关系网中的内在价值。”可见。系统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个体身上，也不是个体的部分价值的简单总和，而是呈现于整个系统之中。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在创造性的过程中实现的整体价值，它包容了它的部分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生态系统创造性的过程，其价值成为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因此，系统价值是生态系统的最高价值。深层生态学则进一步认为，生物圈所有生物及实体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而且对人的“自我”认同和实现具有构成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逐渐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离不开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和最大限度的自动平衡……当我们把自己认同于宇宙时，我们体验到的自我实现将因这一点――增加个人、社会，甚至物种和其他生命形态实现他们自己的方式――而得到提高。”

可见，生态中心主义承认人类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但更强调自然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以及系统价值。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讨论必然涉及自然系统目的性问题。复杂整体论的目的性观点为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依据。系统的目的性，并非指人类特有的“内在动机”、“目的意识”，而是广义地指系统的一种状态，指系统的运动、活动与行为总是倾向于达到它，而不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即系统根据环境信息并通过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的自我维持、自我发展。显然，这个系统目的已是一个客观的范畴，适应性自稳定状态就是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目的，如耗散理论的“定态”、协同学的“吸引子”、混沌理论中的“奇怪吸引子”等。作为一个目的性整体，系统对某物或某行为的偏爱或厌恶使其具有了价值的选择和评价。因此，对于一个系统，适应环境而获得稳定生存，是它最基本的目的和内在价值。生态系统和人类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各自的目的和价值：适应性生存。一方面，人类必然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内在价值和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自己客观存在的目的和内在价值，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人类的目的和价值，也不能仅仅视为对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反之依然。人类价值是系统价值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但也不能被淹没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之中。因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价值和利益才是最高的价值和根本尺度，生态系统仅具有工具价值的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但生态中心主义以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取而代之人类价值，认为人类保护生态系统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应是自然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人类利益，也是有局限的。生态中心主义力图在生态道德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中减弱甚至消解人类价值的努力，在这方面已遇到了一定的困惑和质疑。其实，罗尔斯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生态学模型中，自然界中不仅存在着互惠也存在着对立。生态系统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仅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于人这种动物能体现大自然造化之功，把地球本身的创造性过程推向前进。可以说，正是人类这种进化地位的顶级性、优越性和独特性，使人类不仅在生物学和认识论的层面必然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在价值论和伦理层面，人类不仅是价值主体，而且是唯一的道德价值主体；人不仅具有生命的目的性，而且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力量，如自由意志、道德责任。因此，也只有人类有可能超越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认识到自然的系统价值和整体利益，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并且有可能扩展道德关怀的对象范围，实现完善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达到人生的卓越和至善境界。可见，在终极的意义上，人类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诉求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与生态整体的价值已交织成为一个不能完全析分的价值缠结的整体。因此，人类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征服自然、不承认和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倡导的是一种尊重自然价值、顺应自然之道，在自然的系统价值之网中，不仅发展人类价值，而且促进其他物种的价值，提升自然整体的价值，增进自然与人类协同进化的整体主义。这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种道德的境界。

三、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与人类的道德责任

贝塔朗菲在提出一般系统论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拉波波特则更加明确指出了系统方法的基本特征：“一般系统论的方式将试图把分析的和整体的观点，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观点整合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观点决不是不能共存的。它们揭示关于系统论的统一处理方式互补的、不同的方面。”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一种包容并超越还原和分析方法的复杂整体论方法论可以说是对一般系统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维度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时，还原与上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及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互斥互补的，虽似不协调，但却是交叉缠结和协同进化的。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隐喻的方法都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

生态价值和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态科学的事实和对大自然的亲自体验中得出来的。但有学者质疑：生态学，甚至当代复杂性科学提供的有关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目的和规律的事实判断能否推导出关于我们应该保护生态系统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要求?显然，这涉及到了一个恒久论争的哲学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和二分问题，许多哲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近年来，R.A.普特南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缠结(entanglement)以及厚伦理的概念和命题，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整体论进路和视角，也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辩护。普特南认为，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和判断上是有区分的，但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的和不可交叉重叠的。相反，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相互交织(interweave)，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他用缠结来表达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指出，有些伦理价值术语是属于“厚的伦理概念”，这些词同时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内容，它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二者缠结在一起。厚的伦理概念不能分解为纯事实概念和薄伦理概念的合取。而在一些事实描述中，也是无法将价值判断从事实描述中完全分离出来，而是包含了部分的价值前提，这种事实描述可称之为“厚事实描述”。这些厚的事实概念或厚伦理概念的意义是整体论的。虽然可以将这些概念划分为价值方面与事实方面进行分析，但这对于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是在事实与价值的缠结中获得了整体的意义和完整的语义。因此。从这些厚事实判断就可以推出伦理价值判断，反之亦然。而在生态学中，广泛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缠结的概念和命题，成为理解生态学的实然与生态伦理的应然的一个新的进路。

其实，罗尔斯顿等生态伦理学家也意识到了在生态学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例如。罗尔斯顿曾指出：“在生态学描述与价值评价的结合与相互转化方面，令伦理学困惑和兴奋的是，在这里，与其说应然是从实然中推导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与实然同时出现的，当我们从描述植物与动物、循环与

生命金字塔、自养和异养生物的相互配合、生物圈的动态平衡，逐渐过渡到描述生物圈的复杂性、地球生物的繁荣与相互依赖、交织着对抗与综合的统一与和谐、生存并繁衍于其共同体中的有机体。直到最后描述自然的美与善时，我们很难精确地断定，自然事实在什么地方开始退隐了，自然价值在什么地方开始浮现了；在某些人看来，实然/应然之间的鸿沟至少是消失了，在事实完全被揭示出来的地方，价值似乎也出现了；它们二者似乎都是生态系统的属性。现在我们确实在大自然中发现了某种我们应当遵循的趋势――创造生命、维护稳定、保持完整、直至进化出人类从而达到美的顶峰――尽管在大自然中，除了我们之外，不再有别的道德人。”罗尔斯顿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在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如下图所示，在纯的经验事实和纯的伦理判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厚事实描述和厚伦理概念就位于其中。

像“自我稳定、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是生态系统的基准信息或基准条件，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目的”这个陈述就是一个厚事实陈述。我们可以由此推出一个重要的“自然规范”和“自然律令”，这就是莱奥波尔德所说的“一种事情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优美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它们与此相反时，它就是错误的”，而这个规范可以说是一个厚伦理判断。

从生态学事实到生态价值和生态道德，可以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即从生态事实到生态系统内在价值，再推导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如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系统具有的价值，使我们既要对那些作为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的动物和植物负有义务，也要对这个保护、创造着生物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生态系统负有责任和义务。“我们的义务观念，是从我们关于自然的本质的信仰和我们对自然的评价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我们关于实在的存在模式，蕴涵着某种道德行为模式。”但是，从生态学事实到生态道德，也可以是一种非逻辑的通道。观察者的阅历、直觉的飞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对生命的神往、对创造生命的大自然的一种热爱、理解和感激之情等类比和隐喻方法也是达到生态道德的重要途径。霍兰在他的两本重要著作《隐秩序》和《涌现》中，特别谈到了隐喻在未来的复杂适应系统研究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西方传统中基于规则的方法，如演绎、符号数学等方法对激发创造性过程的隐喻想象增加了约束，逻辑一数学方法与隐喻类比相结合是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在深层生态学中，把生态系统视为人的“大我”的一部分；而人是由大我和小我(生物学意义上的我)组成的整体。通过这种类比和隐喻，深层生态学把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得出关心自我就是关心整个自然，保护自然，既是为了人类自身，也是为了自然本身，进而论证保护自然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生态整体主义将自然整体视为一个价值主体和道德顾客，对生态系统的义务既是由最高的价值推导出的终极的义务，也是人类对自身归宿的一种终极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