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论文：小议计划经济的技术和价值

作者：钟祥财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构想设计苏联经济制度方面，布哈林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与18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无关，但他对计划经济的论证仍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点。布哈林写道：“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合理因素，即计划原则本身是依靠精确的科学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智慧的随意反映。经济计划不是数字的堆积，不是‘一般的’数字的理想结合，而是精确地估计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是在具备实行计划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科学地分析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⑤“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的‘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彩，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它们“包括一切的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原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巴罗尼等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⑦不过，巴罗尼还是感到，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消费者个体拥有自己的决策自由，要把反映这些需求的无数个等式计算出来，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在所有人都对当前状况满意的轨道上，是不容易的。⑧而布哈林却用科学技术把这个困难“克服”了。熊彼特的观点既可以看作是对巴罗尼疑虑的解惑，也似乎是对米塞斯责难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应，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写道：“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决策吗？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的、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和有足够数目来卓越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回答是肯定的。”⑨“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至少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种做法将大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要做的工作量，管理这样一个制度所必需的知识要比引导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海洋惊涛骇浪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得多。这点足以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批国家实施。作为理论指导，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关于经济计划，斯大林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①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②他的定论一方面把计划经济模式化、普世化，即凡是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实行，另一方面把计划体制等同于科学，而科学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孕育着计划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绝对化、单一化的弊端。后来问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26章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问题。这一章引用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然后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通过组织和指导劳动群众建设活动的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③。上述史料显示，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与人类自古以来就出现的追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社会理想有关，但它主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革命性替代体制提出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其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基础是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重关注的是私有制及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弊端，思考如何以符合自由发展的人的意愿的体制替代之，列宁完全否定经济体制是历史延续的，希望实行一种全盘颠覆性的新体制，布哈林和斯大林则断言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可以取代甚至优于市场经济的原有功能。这意味着，计划经济的主张是通过技术工具的运用把理想转化为一种可以实际运作的体制，其实质是把价值技术化、工具化了。这一体制思想从萌芽到成形，时间较快，应当与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出现飞速发展有关。那么，计划经济的基本假设是否真实？思想逻辑是否严密？计划体制的实施是否成功？对这些问题，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少学者的深入思考和各自判断。二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就有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后果表示忧虑，他们的质疑来自对人的自由意愿、自然法则不可违背以及个人应该对选择承担责任的强调。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崇尚自由竞争的理念。他没有直接谈论过计划经济，但明确反对政府的干预偏好。斯密用棋子做比喻证明政府计划的不可行。他写道：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必须全面推行，丝毫不考虑可能存在而且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④这就是说，人都有自由的独立意志，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他自己的利益追求和约束条件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复杂多变，绝不是政府计划者所能完全掌握的，因此所谓的完美计划也必然是虚幻的。法国的萨伊和巴斯夏也是自由竞争的赞同者。在萨伊看来，“政府干涉生产的大危害，并非起因于偶然违反既定的准则，而是起因于对自然法则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这些看法为根据所订立的不正确原则”⑤。巴斯夏指出：人作为社会成员是一种自由的力量。

人既然是自由的，就要进行选择，既要进行选择，就有可能选错，既然会选错，就会有痛苦，但是人感受这种痛苦又是必要的，“因为人是从无知起步的，而展现在无知面前的，是许许多多见不到尽头的从未走过的路，其中只有一条路通向真理，其余都引向谬误”。①这意味着，个人的痛苦是他获取真理的代价，“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不幸，而且承认它在社会秩序和物质世界中有其使命”。②但是，“政府到处都在忙着人为地改变劳动、资本和责任的配置”，“因此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体制，使劳动阶级不胜恐惧，因为，这些体制以其目标的性质，对所有人的利益均构成了威胁”。③这种威胁的实质是阻止人们发现真理，从而减少未来的错误，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府体制是不道德的，“即使借助人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阻挠上帝的法则的发挥作用，错误依然会导致不幸，只不过此时的不幸会发生错位：遭受不幸的是不该遭受不幸的人”。④如前所述，在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反对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⑤在方法论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可能满足如何可以获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之比较的那些判断。他们一方面提示武断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相信他们自己在确定事实”⑥。米塞斯不仅指出计划无法取代市场的技术功能，而且抨击了试图用技术手段控制人的意愿的不人道，这已经触及经济体制的价值理性问题。可见，米塞斯在批评计划经济体制的谬误时，实际上挑起了一个新的论题，即计划经济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在伦理上也是不人道的。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相比之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因而显示了现代伦理价值。哈耶克在后来的论著中指出：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可以取得市场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⑧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由，“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计划经济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⑨。“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的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⑩欧根的观点不像米塞斯等人那样激烈，但显然与德国统制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关，他同样否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欧根看来，“若要始终如一地实行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政策，像1928年以来苏联那样，则要取消抗衡力量。总秩序虽然前后一致地建立起来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确切地说，一切问题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提出来了：社会问题、秩序政策问题、法治国家和自由问题。这一政策没带来‘进步’，却意味着倒退到极其不利的出发位置上”①。“最糟糕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及其信贷扩张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②。他的意思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人为一致的秩序，却破坏了社会经济内在的机制，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类似的忧虑。在20世纪30年代，顾翊群曾批评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民失去政治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体制在增加资本、调节景气和分配财富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应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从实现”；唐庆增强调中国的现代经济应该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他们的见解提出于抗战以前，在当时算是“不合时宜”之论。③谷春帆在抗战胜利前夕指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一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即使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统计和规划技术也不断改进，计划体制最终不可持续。对此，国内外学者对相关史实和理论进行过简要梳理，并提出各自的解释。⑧例如，吴敬琏认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⑨他的分析涉及技术和价值两个方面。萨缪尔森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苏联中央计划的指令经济“有能力动员和组织资本和劳动力，对大炮和黄油进行生产”，由于与西方隔绝，资源有效配置长期受到限制，“糟糕的激励机制堵塞了创新的源泉”，“该模式势必日益陈旧和过时”，最终，“苏联体制无论是在精神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宣告破产”。①但这里只是附带提及激励和精神因素，因为同一部书中萨缪尔森又强调：“市场经济的成功可能会让我们忽略20世纪集体行动的一系列成就，诸如灯塔案例那样”，“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上上个世纪。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②不难看出，萨缪尔森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与制定推行宏观经济政策都作为政府优越于市场的依据，这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

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无疑有着自己的价值信仰和追求，但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都证明，计划体制的价值目标很崇高，很美好，然而缺乏真实性和可行性。正如吴敬琏所说，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缺乏经验证明的，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的情况下，或者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的条件下，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才有可能出现。而现实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前提”。⑤计划经济的理论阐述者相信科学的技术设计和严密的控制管理可以使经济运行达到甚至超过市场经济的效益水平，实际上暴露出他们对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的漠视，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在价值理性方面缺乏或超越了真实性，所以这种体制只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关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在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的阐述人们已耳熟能详。前者的含义是：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后者的含义是：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自然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得到配置的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然而，市场经济的其他价值含义常常为人所忽视。例如，人们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鼓励唯利是图，自由竞争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实际并非如此。亚当•斯密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⑥“使人类陷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dependence）；反之，独立（inde－pendence）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⑦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国内有些人对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疑虑和非议，万俊人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正义。他强调：“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⑧虽然这些伦理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匹配，但伦理正义对市场经济之善的证明是有说服力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即它所奉行的自由准则具有化解系统风险的功能。早在19世纪中叶，约翰•密尔就指出：由于贸易是一种社会行动，商人向消费者出售货物，客观上就是在做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影响的事，因而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应该进入社会管理的范围，“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这是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认识根源。但是，“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自由贸易的教义”，“对贸易的限制以及对以贸易为目的的生产的限制诚然都是拘束，而凡是拘束，正因它是拘束，就必是罪恶”。①何以如此？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人类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在约翰•密尔看来，“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犯错误一些”②，“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据；但要使事实和论据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③。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同样揭示了市场机制的这种功能。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④“因此，正是不完全知识，即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才是理解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⑤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又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⑥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就家庭结构、分配方式、私有权、继承权等经济契约而言，它的形成建立在能够使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得以延续和改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专断的、人为的以及道德或理性的社会重建，其最终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承续问题上”，所以，“无论我们认为该当做的事情如何理想，我们都不能轻易地从根本上改变管理的分配，个人能力、地位和机会的分配，劳动负担和不确定性的分配以及社会物质生产的分配”，“现有的程序，即私人家庭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包括人自身及财产）、继承权及遗赠权和父母的职责等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获得多少尚可接受之结果的解决方式。这种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能称之为良好；但是，公正地考虑一下根本性变革的困难，尤其是考虑一下我们对我们所期望之事情的无知和纷争，在讨论重建的提议时，我们尤应持审慎和谦恭的态度”。⑦据此，奈特强调：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是不能轻信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推崇那种绝对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放任现象，因为人离不开社会，人总是社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及其含义可以丢掉。“我相信，个人主义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学”，“对一位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对其自己负责，即‘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担当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是一项正当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它也似乎证明，代议制政体与自由交换及自由企业制度两者，对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⑧在谈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问题时，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有过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社会经济重大困难的成功范例吗？如果这种体制具有在关键时刻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作用，怎么能说它没有价值内涵呢？对此，笔者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效率———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一文⑨中作过分析。在奥尔森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有效率的，即当集体遇到了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灾害、军事行动），处在这个集体中的个人仍然是理性人，但他（包括这个集体中的任何其他个人）如果不努力，那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行动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时候个人努力的报酬与整个集体行动的效益相等，于是个人就会努力，集体行动就会有效益，搭便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的这个分析具有三个含义：其一，人类经济始终面临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可能遇到非人力所能预见和控制的特殊压力，因此，保留集体行动的样式，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智之举。这是计划体制的价值所在。其二，计划体制（集体行动）的效益通常只有在特殊压力下获得，如果把效益看作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常态压力下无价值）。其三，特殊压力可以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也可以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后者导致的集体行动应当避免，特别是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故意制造特殊压力，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其价值也是负面的。

市场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对“看不见的手”的敬畏和尊重，具有价值理性的深厚基础。这些价值发现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丰富和深化的。如果舍弃掉意识形态的因素，不难发现，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其长期的经济效益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相似之处；而且，当性主义的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学的技术分析色彩日益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统计划体制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对打着诸如“市场失灵”等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旗号，因袭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推行政府干预和技术控制的现象，人们仍然应该有所警觉。历史一再昭示，迷恋技术控制的经济增长可能偏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使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积聚，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