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萧红的结合与分手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刘军、田军、萧军；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萧红。萧军和萧红名字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红军”，这是他们取笔名的真正寓意。

20世纪30年代初，他俩结为夫妻，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恋爱的婚姻，但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咋回事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32年夏，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部收到一封署名为张乃莹的求救信，信中说：“她与未婚夫一道从北平来哈尔滨，怀了孕又被遗弃，因为欠了城东兴顺旅馆600多元食宿费而被老板软禁，并准备将她卖入妓院，恳请报社主持正义，救她脱险。”报社副刊主编裴馨园阅信后，即派三郎（当时萧军的笔名）、方靖远等几个青年去旅馆交涉。他们找到老板，要求老板照常供应食宿，费用由报社负责，并警告不准有丝毫虐待。

三郎等人在旅馆二楼一间阴暗潮湿发霉的小仓库里见到了张乃莹。张见来人是报社副刊上连载小说的作者，就像见到朋友一样，向三郎倾诉了自己不幸的身世。三郎也是一个漂流在外的穷困青年作者，又是个见义勇为的汉子，恨自己拿不出足够资金解救这位女子。闲谈中，他见张乃莹在几张纸上胡乱涂抹的诗句和字画，他发现这位弱女子绝对是位才女，于是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同情和爱怜的暖流。他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她。他们相约下次再见，三郎把仅有的5角钱掏出留下，自己徒步而归。

正当大家为救人缺钱愁眉不展之际，不想老天连降暴雨，松花江决堤，旅馆所在地一片。大水涨到旅馆二楼时，老板不得不逃命，临走还安排一老茶房看管张乃莹，并准备通知妓院来领人。

没等三郎驾船来到，张乃莹已在方靖远等人解救下来到了三郎的住地。那时，三郎寄居在裴主编家中，裴妻待他如同兄弟。张乃莹来后，大家见她已是单身，三郎亦是光棍，何况两人又是一见钟情，大家一撮合，双方均乐意，两人就这样结为夫妻了。

那么，后来他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主要是因为两人性格有差异，生活中经常有摩擦、有口角，两人感情均在痛苦之中。

1934年底，萧军和萧红两人来到上海，特意拜访了鲁迅。因为以前他俩和鲁迅通过信，鲁迅也给他们回过信，所以第一次见面鲁迅就资助了他们20元钱，以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可是他们穷到连回程车费都没有，这20元大票不好用，萧军就坦率地向鲁迅要了些零钱。得到鲁迅帮助后，两人又结识了包括茅盾在内的一大批进步作家。没有多久，他俩各自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印刷出版。鲁迅亲自为其作序，他们从此而扬名。

张乃莹在《生死场》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萧红这个笔名；刘鸿霖（三郎）在《八月的乡村》中署名田军，后又改成萧军。

萧军体壮如牛、豪气粗犷；萧红纤弱、敏感、细腻，两人一持强一自尊，这两种性格生活在一起难免常起摩擦，不时起争执。为此，两人非常痛苦，但谁也不愿破坏多年在患难中建立起的感情。结果两人商量暂时分开，萧红远去东瀛，萧军到青岛写作，以一年为期，然后重聚上海。

病中的鲁迅赞同他们的计划，并为萧红设家宴饯行。

1937年，萧军和萧红没等到一年就重聚上海，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这时，鲁迅已经逝世，上海“八・一三”的炮声打破了他们的平静。不久，他俩随进步文艺界人士撤离到武汉，共同投入救亡洪流，与胡风一起创办《七月》杂志。

没过多久，两萧与朋友锡金所居的小金龙巷12号迎来一位在上海频繁往来的端木蕻良。端木原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比萧红小一岁，长得白皙清秀，一副文弱书生模样，乌黑长发甩在脑后又平添几分英俊，与萧军赳赳武夫式的外表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气质的男人。端木也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而且喜欢绘画，与萧红有着相同的爱好。萧红欣赏萧军的男子汉气概，但两人的性格差异又给她带来苦恼，她虽然不大喜欢端木的文弱，但端木的书生气质又似乎更适合她。

端木来到小金龙巷后，便托两萧向主人锡金提出搬过来住。战乱年代，都是文学朋友的锡金岂能拒绝，就这样四人住在一起。锡金与端木住在一间，后来又来一位无处可住的画家梁白波，两间房子住三男二女，怎么住呢？萧红提议：端木搬出来与两萧住在一张大床上。这当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1938年，萧军和萧红一行来到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这所学校由阎锡山创办并自任校长，请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担任副校长主持校政。出于对李公朴的信任，萧军等来到这里任文艺指导员。其实这所学校除立一块牌子外，全是乱摊子。不久晋南战局变化，日军向临汾进攻，萧红等人准备撤退，萧军随学校师生到了吉县，然后一人横渡黄河，越岭翻山，步行20余日，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因去五台山的路上有战事，萧军只得暂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里。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回延安汇报工作也住在边区政府招待所，见到了萧军。

从丁玲口中得知萧军也到了延安，曾亲自拜访他，并宴请他与丁玲共进午餐。在延安住了半个月后，萧军去五台山的愿望仍实现不了，丁玲便劝他不如到西安，参加“西战团”。为抗日做文化宣传工作。其实，萧军知道萧红此时也在西安“西战团”，便同意去西安，实际内含同萧红重归于好的心愿。因为临汾之别，萧军和萧红又闹了个不欢而散，固执的萧军一心要留下来打游击，投笔从戎直接上前线抗日；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发挥所长，他的特长是写作，文化人的岗位应当是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萧军说：“我们还是各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若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话一出口，难以收回。萧红忍着泪水回答：“好吧。”

车站送别时，萧军拉住和萧红同行好友的聂绀弩说：“萧红单纯，缺乏处事经验，请多加照顾。”聂绀弩就问两人是否已决定分手？萧军却郑重地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她，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的。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就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其实，萧军不愿和萧红同行，也是在赌气。随着两人矛盾冲突的日渐发展，令萧军特别不能容忍的是萧红的感情砝码已愈来愈向端木倾斜。

临汾分手，没有把话说绝，萧军此次西安之行当然抱着像上次分别一年重聚上海一样和好的愿望。

萧红和端木一听说丁玲回到西安，马上兴奋地一起迎出来，没料到丁玲身边站着风尘仆仆的萧军，让他们大吃一惊！

端木毕竟是文人，仍不失礼貌地和萧军拥抱，然而却偷偷地跟聂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忙啊。”聂明白端木生怕生性粗暴的萧军向他动武。

萧军进屋后，萧红也跟了进来。她站在一边看着正在洗脸的萧军，微笑着说：“三郎，我们分手吧！”

萧军看到萧红和端木一起从屋里来，心里已明白，平静地回答：“好。”

在临汾，萧军提出分手，但留下一个尾巴，想不到此时萧红提出分手，却很决绝。端木担心的事没有发生，萧军面对婚变异常平静。

就这样，萧红离开了萧军，和端木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