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萧红的爱情生活

上世纪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萧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很有感慨。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

初恋那是个破碎的梦

萧红本名张乃莹，１９１１年６月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乡绅之家。作为张家的长女，她自小并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家庭温暖。父亲、母亲乃至祖母对她总是“恶言恶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甚至用石头砸她。

９岁那年，生母死后，继母对萧红更是费尽心机地虐待。家里惟一爱护她的只有慈祥的祖父，可祖父为人老实，在家中没什么地位，并不能改变萧红不幸的境遇。压抑与孤寂，造成了萧红敏感自卑的性格，留下了忧郁、感伤的印记，并使萧红对温暖和被爱特别“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１９２７年８月，萧红来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那里，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气氛的熏陶，迷上了新文学，开始对鲁迅、茅盾的作品以及辛克莱的《屠场》、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发生了兴趣。

也正是在这期间，萧红结识了一位由北平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姓李的青年。

这位大学生向萧红表达了爱慕之情。她从童年起就渴望温暖与被爱，更何况正值青春少女的妙龄时期。萧红快乐地编织着自己第一个爱情的梦、诗的梦……不料，１９３０年夏天，萧红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回到家里时，父亲已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这时，祖父已经去世了，这个家庭给她的最后一点温情消失了。萧红毅然离开了这冷清的宅院，逃避了这桩包办的婚姻。

她回到哈尔滨，很快同那位姓李的大学生同居了。萧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地唱出了“春曲”：“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不久，萧红和这位大学生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一路上，萧红的眼里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她想到北平投考艺术专科学校，还梦想组织一个温暖的家庭。身边的那位大学生却若有所思地呆坐着，仿佛在忧虑什么。当他们来到一个小胡同的小院门前时，开门的竟是一个梳着发髻的年轻，她抱着孩子疑惑地看着萧红。从那位大学生胆怯的眼神和嗫嚅不清的解释中，萧红明白了：这便是他真正的妻子。“我走了，再见。”萧红矜持地昂头走开了。走出很远后，她伤心地哭了，最后又回到哈尔滨。

这时，那个军阀的儿子闻讯赶来，乘机死乞白赖地纠缠萧红。也许是孑然一身的孤寂使她太疲倦，也许是失恋的打击令她心灰意懒，萧红妥协了，她只想安顿那失重的情感，却不问哪里是安顿之处。１９３１年春，他们在北平一个公寓里同居了。萧红就读于女师大附中。

一年后，萧红怀孕了，随军阀的儿子住在哈尔滨一家旅馆里。他们一住就是半年，欠下了一笔食宿费。军阀的儿子托辞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

春日的梦，冬夜的梦，就这样破碎了。萧红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

爱情来去都是那么匆匆

山穷水尽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发出了求救的呼号。同《国际协报》关系密切的作家萧军，听到消息后来到旅馆探望萧红。萧红的才华打动了萧军，他带着萧红逃离了恶浊的旅馆，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

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萧红产后的身体十分虚弱，可因为交不起医疗费，她还常常受到医生的冷落。萧军常常来看她，并对医院那种冷落病人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责问。衰弱到了极点的萧红，这时特别需要温暖的照顾和强有力的护卫。当萧军来接萧红出院时，他们相互拥抱了。

因为生活无着落，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孩送给了别人。辗转漂泊了不少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处，筑成了一个家。萧红在萧军宽厚的臂膀里得到了小憩。

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他们一方面为生存而奔波，一方面又加入了抗日的斗争行列。１９３３年春，萧红在萧军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以后又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并与萧军一起自费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一本小说集《跋涉》。１９３４年６月，他们辗转到了风景秀丽的青岛，在那里度起了精神的蜜月。在一幢小楼里，萧红创作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本书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萧红在此后不到１０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在鲁迅的支持下，萧红和萧军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为了缓解冲突，萧红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写道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但当萧红满怀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最后分手的时刻终于来临了。萧红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内心里还是希望萧军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可是这种不和谐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

由于感情的不和谐，萧军的感情转给了事业，转给了其他人。这对于在感情上受尽磨难、脆弱敏感的萧红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多次努力，对自己曾热恋过的人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她还是失望了，忙碌着的他已无暇顾及她的感情了。

１９３８年２月，萧红和共同生活了６年的萧军在西安分手了。

忙生命心有不甘又如何

不久，作家端木蕻良开始追求萧红，从武昌直至西安。虽然萧红不满意他的书生气，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但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１９３８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不久，端木蕻良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

１９３９年五六月间，萧红和端木蕻良再度生活在一起。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书生气十足的端木蕻良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端木蕻良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曹靖华先生知道了萧红的遭遇后，感叹地对她说：“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大轰炸，１９４０年春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这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头痛、失眠，种种迹象都表明：她已经被病魔逼到了生命的尽头。

１９４１年圣诞节的前两天，萧红病情急剧恶化，被医院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后，她不能发声，痛苦万分。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２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３１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１０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