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式讽刺

【前言】萧红式讽刺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马伯乐在批评自己的家庭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谅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萧红令...

如果没有残章《马伯乐》的发表，大概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萧红与讽刺的结缘，岂不知这位以絮语式抒情笔调见长的女作家，凭借其为反抗绝望而生的幽默感和对真实的执着探寻，在近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已不声不响地锤炼出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口碑平平的《马伯乐》，与其认为是萧红一时兴会下的求异之作，不如看作“萧红式讽刺”的一回集中展示与演练，她个性鲜明的讽刺风格于此形成，又在同时的《呼兰河传》中得到了游刃的发挥与表现。而“从灵魂走向本能”的作家萧红，并无与生俱来的讽刺天赋。在她的文字中，讽刺的觉醒与融会，是在灵魂的拷问下自然发生、渐趋成熟的。

在以《生死场》为高峰的早期创作中，萧红对困苦生活与现实绝境进行着一览无余式的直面描写，并不涉讽刺的影子。那时，她的文字不回避、不掩饰、不妥协，使一切冠冕堂皇的托辞无处藏身，不给文人的“巧智”和“宽容”留喘息的余地，以略带蛮横的质问，逼得文化精英的明哲与智慧节节败退。只一句“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这样的控诉，便如一道末日审判者的雷电，令最深刻的思想者也哑口无言。然而，一味的指责与抨击，也使萧红早期的文字缺乏节奏上的变化，刚强有余，灵动不足，苦闷的情绪过于凝滞，咄咄的文字读来令人瑟瑟发抖，在为她笔下的恐怖景象所震撼的同时，实令人难有余力追思到文字背后更深的境界，这在客观上降低了作品的格调，削弱了文字的底蕴，反有劲力不足之虞。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泄愤”，缺乏调节的压抑氛围，既窒息了读者的审美，也麻木了作家自己的感觉。萧红创作初期单刀直入式的粗犷文字，在醒人耳目而博得关注的同时，也限制了向更高和更深处的发展。为了维持文学创作的活力，萧红在早年创作的基础上，势必要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技巧上寻求突破，以拓展极限、打开格局。她在文学之路中艰难跋涉，在耐心而细腻的环境描写、言词的推敲与锤炼以及拓展思考的多向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营造出属于自己的抒情文风，而此间她对讽刺艺术的开掘与活用，虽不如其他方面那样引人注目，却也是一条独辟的蹊径，是萧红文字配制秘方中不可或缺的一味。

与直白的控诉和粗暴的抗议相比，讽刺虽然也旨在刺破真相、撕裂虚伪，但要温和、巧妙得多了。讽刺语言的技术性和间接性，加长了真相展示的时间，有助于更加充分的理解与玩味，既比直陈平铺更具说服力与感染力，也更容易从侧面切中事实的要害，一针见血。萧红与讽刺合作后，行文获得了张弛变幻的节奏而愈加明快，意蕴在回旋中别具兴味，逻辑在往复中获得了更强韧的力量，而她一贯悲怆沉重的文字，也在讽刺的调剂下，平添了一抹抒彩。

萧红最早的讽刺试验，在散文和书信中零星可见，多在她早年的同志兼伴侣萧军的身上所进行，如在《提篮者》中，她对萧军边抢面包吃边自责的矛盾行为进行了善意、甚至是充满爱意与温情的揶揄。在这类“牛刀小试”中，萧红展现出逆境中的幽默感与乐观精神、女性的宽容和作家的敏感，这些天生的优势，使萧红的讽刺技巧迅速丰富和成熟起来，并把讽刺的锋芒刺向了更深广的人性和社会层面。在《春意挂上了树梢》里，她以“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这一反语，在幸福和穷困生活的裂缝之间撕开了公正的伪装，无论在技法还是眼光上，都颇显功力，只是语甚无情，不如先时可爱，而《桥》中又有“桥东孩子的哭声一点没有瘦弱”这精致的一句，讽刺的力度毫无削弱，却又在无情中重拾起一丝悲悯。萧红的讽刺在一言一语处日渐圆熟时，也在向更大的文字空间内延伸。《三个无聊人》是她第一次以讽刺为核心组织作品，“无聊”言语的反复出现和“无聊”行动的巧妙安排，产生了讽刺逐渐加强的效果，而文末“可惜没有比煤矿更惨的事”一语，将讽刺推向高潮，表现了萧红对讽刺节奏感的把握和结构上的自觉，而当她将讽刺用得进一步纯熟后，这种自觉则被隐入朴质素洁的文字中，不易可见了。萧红讲《王四的故事》，不着刻意的讽刺言语，通篇不见警句，仅仅通过“王老四”和“王四先生”这两个称呼的几次转换，便清晰地勾画出世间人情冷暖，不用力而力道尽显，对不同阶层间淡漠而不可靠的关系，完成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披露。仅经过为数不多的尝试，萧红已找到了与讽刺合作的恰当形式，其讽刺风格也初显轮廓。不因讽刺而失情，不以讽刺而伤文，讽刺与情、文彼此交融，而在她苦味的文字中加入一丝酸甜，是萧红式讽刺最核心的特征，这在讽刺长篇《马伯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马伯乐》前，有同类题材的短篇《逃难》为前声，在讽刺风格和局部技巧上，与《马伯乐》已浑然难分，只是此前萧红的讽刺总是零星散见于短篇、段落和句子之间，尚欠一次有组织和结构的大规模演练，而《马伯乐》的出现，恰好可以承担这一使命，为萧红提供集中发挥并完善自己讽刺艺术的绝佳机会。萧红没有错过这次机会，在《马伯乐》中使出浑身解数，以多样而精熟的技巧和别具匠心的组织，勾勒出自家的讽刺风貌。

马伯乐在批评自己的家庭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谅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萧红令“小人物”在“大时代”于“小关节”上发出“大声音”，将当时一般人心中神圣严肃的国家、民族话语，通过卑琐之口讲出，造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以产生目的复杂、含义深刻的讽刺作用。在马伯乐慷慨陈词国家、民族大义时，满口“他妈的”，已不协调至极，而结合了他在全书中所表现出的缺乏国家、民族自尊心并崇洋的本性来看，这段话更成了一个巨大笑柄。这种讽刺在局部上已经包含了对外国人和崇洋的中国人的抨击，而须结合对文本的整体印象、甚至写作时的文化语境，才可体会到背后的另一层深意，即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这种结构性与层次性，展现了萧红讽刺艺术的高度，而她以讽刺为探针的灵魂拷问，则伸向更深、更远之地。她为马伯乐精心设计的口头禅“的中国人”，便是小说最深刻的讽刺之一。既是口头禅，当然并非每一次说出口都是在认真地对“中国人”进行褒贬，而更多只是作为发语词、感叹词和对某些无关现象的咒骂，此中对马伯乐的讽刺尚在浅处，倒易引人反思为何“国家”在《马伯乐》中，代替了《阿Q正传》中的“妈妈”而成为了新的咒骂资源，而“中国人”的形象在中国人自己眼中，又如何刻板化为固定的贬义词。晚清、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揭发和展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脆弱的国民心理，对自身缺陷的认识，让一直身处蒙昧之中的人们感受到清醒的痛，并带出了国民性批判话语在民间贬值和异化的副作用。萧红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于是不仅借马伯乐的口头禅，对“惰性”和“包容性”甚大的国民性继续展开批判，同时也对国民性批判话语本身进行了反思。而这种多层的批判与反思，恰恰最适于通过讽刺艺术进行准确地表达。说到底，萧红之所以在自己的文字中发展出讽刺的一面，与当时当世的可讽者之多、求讽者之切不无关系，她以灵魂拷问灵魂，以笔为武器，撕裂、创造并于绝望中追寻着一丝属于未来的美好，必然会触到讽刺的真谛。而她的讽刺，总指向世间最残酷的真实。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讽刺的生命力是相当强大的。萧红的讽刺在发人深思时，也引人捧腹，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在用坚强的“笑”反抗软弱的“哭”。马伯乐在书中说：“哭是悲哀的表现，既然是悲哀，怎么还会那么大的力气呢？”而讽刺正是在萧红苦泪般的文字中，添了一丝笑的魔力。

与同时代以讽刺见长的作家相比，萧红的讽刺虽颇显“业余”，也具备独至的个性与价值。林语堂的“幽默”是一种优雅的精品艺术，甚至很难算为讽刺；钱钟书的学者型讽刺炫才使气，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嘲弄，讥刺背后隐含着自己的超脱立场；张天翼、沙汀的讽刺艺术，成熟、深刻有余，而视野不足，多针对心灵外部的表面现象进行批判和讥讽，总显隔膜；老舍在抗战时的文字，爱憎分明，对敌人是妖魔化的抨击，对人民则是体贴的挖苦，两相抵消，削弱了讽刺的力量；而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在讽刺的气质上实与萧红最近，只是张爱玲的文字酸味更浓，对人生的观察足够深入，而广度有限，语言又重雕饰，不似萧红文字的朴实和坚厚，苍凉的叹息中缺欠反抗的力量。萧红的讽刺，继承了鲁迅深入民族精神骨髓的手术刀精神，秉着牺牲一己以殉真实的觉悟，下笔“不分敌我”，矛头往往会尖锐地指向自身，虽然做不到如鲁迅一般的稳、准、狠，但相对宽容的性格，却使她的讽刺具有了特别的抒情气息。在《马伯乐》乘船逃难一节中，当讽刺达到高潮时，忽然跳出几句平淡而又饱含悲悯之情的描景闲笔，讽刺中的抒情，渲染了寂寞和危险的氛围，既不扰语言流动的节奏，亦无伤讽刺表现力的完整，这便得益于萧红讽刺与抒情的联姻。

萧红堪称是调和讽刺与抒情的文字大师，如果说讽刺长篇《马伯乐》中，密集的讽刺演练尚嫌存人工的痕迹，那么抒情长篇《呼兰河传》中，抒情与讽刺则更似浑然天成了。讽与情穿插交环，错落有致，交融在文字中顺流而下，混染出萧红独有的文学气息。从开篇对呼兰河小城的描写开始，讽刺便轻灵地伴情而现，随情而转。市集中的牙医、胡同里买卖麻花的穷人、行路的富人、家中的有二伯以及路中那远近驰名的大泥坑，都逃不过萧红无所不在的讽刺，却不损描情画景的自然笔触，被一只巧笔绘入呼兰河的风情画卷，又缝入记忆的浅纹；而又有“这‘不过了’的三个字，用旧的语言翻译，就是毁家纾难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破产了！’”这般调皮的调侃，更为文字增添了一分意趣。在《呼兰河传》中，讽刺融入了萧红文学的生命，不再是外来客，而招安为萧红文学气质的内蕴属性，配合着抒情，调节着文字的节奏和旋律，使萧红的文学品格趋近完整。而萧红将讽刺与抒情织成一道别致的景观，也为讽刺艺术的生长开辟了一角新的土壤。

萧红的文学创作，历有十年。在《生死场》前，她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只在萧军的背影里留下几篇零碎的自叙传，而她真正将心力投入文学上的时间，不过六七年。萧红在这短暂的文学生涯里，孜孜探索，在《呼兰河传》的创作中找到了独属自己的文学领地，而转身之间，人已飘离尘世，好不可惜！要知萧红生命的终点，绝非她文学的尽头，若非“身先死”，不知这位天才作家还会为文坛带来多少惊喜，而她临终前对抒情中糅合讽刺的青睐，正可为我们提供一粒想象的种子，于蓝天碧水永处，一窥她留在身后那“半部红楼”的影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