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汉武帝的海洋意识

【摘 要】秦汉真正大一统之后，《禹贡》经典化的统一帝国的模式与理念进入主动规划时期，成为其后王朝积极推进的空间政治方略，中央权威不断向外推廓，王朝地理架构向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洋延展。继秦始皇乃临于海的实践之后，汉武帝也积极东巡海上，表现出对海洋的极大关注。这刺激了民间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热情，促进了中国人海洋学的进步，王朝地理秩序也因此及于海洋。

【关键词】汉武帝 海洋意识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161-03

先秦时期，“元典区域观念”得以确立，大地域王朝版图结构、华夏整体观念也已形成并已然成熟。地理秩序与空间秩序成为古人着力经营与阐发的核心概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之外的政治实体迅速崛起，在统一进程中，这些崛起的政治势力又不断向中原靠拢。秦汉真正大一统之后，《禹贡》经典化的统一帝国的模式与理念进入主动规划时期，成为王朝积极推进的空间政治方略，中央权威不断向外推廓，王朝地理架构向位于大陆边缘的海洋延展。继秦始皇乃临于海的实践之后，汉武帝积极东巡海上的表现，一方面体现了对海洋的关注，一方面也刺激了民间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热情，促进了中国人海洋学的进步，王朝地理秩序也因此及于海洋。

一、“天下”、“海内”理念的政治文化意义

先秦典籍中，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格外丰富，春秋战国时期体现的大一统地理概念――“天下”、“海内”的词汇频繁使用――得到诸家学派的认同。如《论语・颜渊》“四海之内”；《墨子・非攻下》“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等。秦始皇实现天下统一，秦始皇琅邪刻石有“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的记载。汉武帝时期，诏中有“教通四海”，泰山石刻文有“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泰山鼎文有“四海宁谧，神鼎传芳”的说法，均是沿袭着这样的语言习惯。这说明“天下”、“海内”的核心地理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成为当时的常用语。

在大一统的过程中，地理概念从策略上升为理念，并进一步获得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指导政治实践。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下观和海内观为大一统时期的海洋探索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大一统时期的到来更为之付诸实践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条件和经济保障。秦祚短暂，随着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途中过世，秦始皇发动的对海洋的探索也暂告中断，中经秦末农民起义，汉朝建立后，民生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富足，民人进取。汉家威仪要更好地“教通四海”、“神鼎传芳”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

汉武帝16岁登基，适时汉兴已60余年，经过60余年的无为而治，天下安，富而后教，正是在各个方面进取并创设更为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之时。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登泰山后，曾“并海上，北至碣石”。《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宿留海上”；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由江淮“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名山大川。”

《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夏四月诏，自矜出巡盛举，有“辑江淮物，会大海气”语。颜师古注引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颜师古则解释

为“集江淮之神，会大海之气”。汉武帝时期并海道所以受到特殊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身内地的帝王对于海上神秘世界的热烈向往。“《汉书・地理志》记载各地设祠的县凡38个，其中沿海地区16县，占42.1%。”

这些都可理解为汉武帝站在“天下”、“一统”的大地域王朝版图结构下，以国家的力量从政治实践层面切实推行“天下”、“海内”核心地理概念的具体举措，是面对路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路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的政治文化宣言。

二、“入海求仙人”：海洋探索的特殊形式

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方士李少君进言：“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之后，李少君病死，武帝使黄锤、宽舒继续入海求仙人，而且海上燕齐方士多相效，更来言神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方士栾大对武帝言：“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受到武帝的信用，后东入海，求其师。栾大数月之内佩六印，贵振天下，因之海上燕齐间方士莫不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之后，“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侯其气云。”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海上，祠八神，一时间“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这是武帝时期政府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航海行动。“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武帝本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封泰山后，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武帝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武帝又到东莱，“宿留之数日……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再次“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汉武帝又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鱼之属。”汉武帝对海上神山之说深信不疑。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司马迁说：“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尽管汉武帝对方士之言厌怠，但反复组织入海，对求仙之属念念不忘。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行幸东海。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汉武帝亲浮大海。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行幸东莱，临大海。

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汉武帝在位54年间，至少8次巡行海上，参与者往往以千万数，这固然与汉武帝冀求得遇海上仙人的偏执心理有关，同时也在中国航海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

正是在东行海上的过程中，汉武帝接受了方士的宣传和鼓动。燕齐海上方士的海洋探索，因帝王的长生追求，获得了行政上的大力支持。方士的海上探索也构成当时人们的航海经验和海洋思想。《汉书・艺文志》列入“数术略”中“天文”一类，有六种海中数术书：《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这批海上星占书共计136卷，应理解为当时方士们观察分析海上天象，以利远航而编纂的天文书。尽管书中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凶象丛生的海上航行中需要以神秘主义方式增强出航者的自信――但也包含了用无数生命代价换来的海上航行经验，反映了汉代海上航行的水平。

三、海港：海洋探索的通路

汉朝时期的重要海港有碣石、徐乡、之罘、成山、琅邪、朐县、吴县、会稽、句章、回浦、东瓯、东冶、揭阳、番禺、徐闻、合浦、龙编、卢容等处。其中与汉武帝有关联的海港如下：

碣石 《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汉武帝曾“北至碣石”。尽管“碣石地区海港的早起历史与秦皇汉武以狂热的神仙崇拜为主要动机的巡行相联系，我们却不可产生碣石港只与祠祀活动有关的误解，而忽视其作为经济交往的重要通路和著名军港的作用。”

徐乡 《史记・封禅书》：“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钜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大人城”汉时已是海港，汉武帝“宿留海上”，即由此登船。

之罘 《汉书・武帝纪》：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作《朱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芝罘，浮大海。”《汉书・郊祀志下》：“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即由之罘登船浮海，亲自主持礼祠海上神仙的仪式。

成山 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曾“礼日成山”。

会稽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由此浮海救东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书・武帝纪》有“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会稽与西北诸郡同样作为安置徙民地点，组建西汉王朝对其正处东南海陆交通要冲的战略地位的重视。

句章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书・闽粤传》记载发兵击东越事，“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以句章港作为海上进军的基地。

东瓯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书・闽粤传》中，闽越发病围东瓯，汉武帝遣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汉兵未至，闽越引兵去”，严助军原定登陆的地点，无疑即东瓯港。

东冶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粤发兵围东瓯”，六年（公元前135年），“闽粤击南粤”。闽粤贵族余善后又立为东粤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粤反，“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吕嘉等”。水军北上南下，当多由东冶起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书・朱买臣传》有横海将军韩说与会稽太守朱买臣等“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发兵浮海，“陈舟列兵，席卷南行”，有海路击破东越。

揭阳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征南粤水军曾在此停集。《史记・东越列传》有“南粤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揭阳是南海重要海港之一。

徐闻 《水经注・温水》：“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

合浦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以通南洋各国的航行日程，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说明徐闻、合浦都是当时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

龙编 当时是交趾郡的进出港。海南诸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旧唐书・地理志四》。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这些海港，在记载上或与祠祀有关，或与军事征伐有关，较少与商业交通有关。但是，除了祠祀与军事之外，海港的首要作用还是应该被看作民间经济交往的重要通路。尤其是徐乡、之罘，汉武帝和民间航海者都把两地作为海洋探索的出发地，作为连通路上世界和海上世界的重要交往媒介。

总之，汉武帝向东积极投身于神秘海洋世界的探索。一方面是出身内地的帝王对于海上神秘世界的热烈向往，另一方面是流传于燕齐之间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在“大一统”的地理背景下进入上层社会尤其是帝王的视野下，秦皇汉武都沉迷于对海上仙境和不死之药的狂热追求。其实，对于西汉上层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海上三神山的传说，也由来于“燕齐海上方士”直接或间接的航海见闻。《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出于对王朝地理秩序和空间秩序的严密创设以及海上神秘的宗教性狂热，汉武帝以另类方式表现了中国古代帝王独有的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与探索。汉武帝时期对海洋的探索远承齐威、宣时代，近承秦始皇东巡海上之例。在国家一统的政治背景下，汉武帝举全国之力巡行海上，把对海洋的探索进一步提升到国家层面，从地理概念上升为指导政治实践的理念，同时也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方士与知识人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社会热情，成为继秦始皇之后中国在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上留下极其重要影响的又一位古代帝王。

【参考文献】

[1]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4]王子今.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N].光明日报，2012-12-13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作者简介】尹建强（1980- ），男，山西平遥人，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专门史。

（责编 何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