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中国儒商典范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的是一部商界英雄的故事。该剧的主人公是山西祁县乔家堡著名商户“乔家”的第三代传人乔致庸。乔致庸的一生穿越了大清王朝的晚期，他以乔家这一晋商中的家族事业为舞台，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为实现自己青年时代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与其他商家、与家族内部、与达官显贵、与朝廷，乃至与土匪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一生又无所畏惧、错综复杂的斗争。乔致庸凭借自己的勇气才智和骨子里透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战胜了一生中数不尽的劫难，晚年时代终于让乔家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商，为民族商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乔致庸身上不仅集中体现了当年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也是中国式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分析乔致庸作为企业家的独特品质，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清朝末期，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兴起，清政府对各地的控制力降低，不少地方盗贼猖獗。这是所有山西商人共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环境的影响，此时的乔家也不例外。可以说，乔致庸的成功得益于朝廷，乔致庸的失败也归因于朝廷。

儒商精神，诚信经商

诚信经营是企业永续生存的关键，清朝晚期的乔治庸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当他得知包头的复字号通顺店出售的胡麻油有假的时候，极为愤怒，于是不顾众人极力劝阻立即辞掉了该店的掌柜和所有涉及此事的伙计。同时连夜贴出告示通告全城的百姓，如果在通顺店购买到假的胡麻油，可以全额退回银子，并承诺以后乔家各商铺决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乔致庸果断地把所有掺了假的胡麻油当作灯油贱卖掉。虽然这让乔家损失了不少银两，却保住了乔家复字号在百姓心目中的信誉，我们不应该仅仅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要考虑到商铺的长远发展。

乔致庸不远万里来到武夷山贩茶，此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产的茶叶质量上乘，口味香醇。然而在与当地的茶商交谈的过程中，乔致庸了解到，在包装上标明了一斤的茶叶会在运输的途中损耗掉一部分，使得分量不足。于是他决定每包改装成一斤一两，为的就是让买家能够拿到的足分量的茶叶。乔致庸恪守着“诚信经商”之道，他懂得舍小利而谋大利。

信誉犹如商号的生命，商号若没了信誉，便再无起死复生的希望了；而钱只是商号的血液，商号若没了钱，还可以凭借良好的信誉获得东山再起的资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在儒家思想的浸洇下，乔致庸远比其他商人更为重视诚信，他知道给顾客最大的价值才是获得更多顾客和更大的利润的最根本的方法。同时，良好的声誉也使乔致庸在商界里赢得了显赫崇高的地位。

心朴而实，以和为贵

“中国商贾一向称道山陕商人，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心朴而实也。”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如此评价晋商。可见，当时的晋商有其独特的品质“心朴而实”，这一点在乔致庸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当时的乔家治理基于族权，乔家的股东大多都是本家兄弟，他们很少参与管理乔家生意，只是靠着每年分到的红利度日。后来，乔家屡次陷入危机之中，这些本家和一些相与在乔家四哥的带领下马上上门讨债，落井下石，不管不顾自己也是乔家的人，应该和东家齐心协力，一起渡过难关。尽管如此，乔致庸每次化险为夷之后，并没有马上让他们撤回股权，因为他知道收回了这些股权，意味着这些本家兄弟将会衣食无着，“四哥其实并不坏，他只是想着他那一万两银子”，在经历了数次讨债之后，乔致庸却这样说道。

作为商人，乔致庸没有唯利是图，他有自己的理想，他要通过 “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梦想来实现以商兴家、以商兴邦。在这个过程中，乔致庸坚持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在高粱霸盘事件中，乔致庸本可以置德盛昌邱家于死地，在孙茂才和马荀的极力劝诫之下，乔致庸意识到，晋商之间需要的是团结合作，齐心协力，追求“多赢”。于是他接受马荀的建议，和邱家化干戈为玉帛。事实证明，在乔家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德盛昌确实给予了许多帮助。与乔致庸的经营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茂才。诚然，孙在乔家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的智谋，多次化解危机帮助乔家渡过重重难关，也许就没有乔致庸的今天。但是当乔家财富逐渐积聚的时候，孙的贪婪就表现了出来。他的人生追求就是金钱的积蓄，而无关乎百姓社稷。

司马迁曰：“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也就是说，拥有了财富的人应该积善行德，以和为贵，乔致庸正是一位有如此精神风范的商人。他讲究“和气生财”，善待相与，与同行共存，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佩和信任，因而乔家老店能够百年不衰，在同行业里得到了其他商家的尊敬和信赖。

重视人才，任人唯贤

乔致庸之所以能使乔家重振雄风，并在他这一代使乔家的产业达到了一个高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拘一格起用干才。

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重用了孙茂才。在乔家陷入困顿之际，乔致庸收留了前来投奔的孙茂才，结果后来孙运用其超人的智慧帮助乔致庸渡过了“高粱霸盘”危机，挽乔家于既倒，并在开拓新商路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是起用跑街的马荀为包头“复字号”大掌柜。“复字号”原大掌柜虽然对乔家忠心耿耿，但是在乔家陷入困境的时候却无能为力。乔致庸明白尽管他的资历很高，但是要想挽救“复字号”，需要引进有思想、有胆略的人才。通过观察，乔致庸发现马荀正是可以担此重任的人。起用马荀面临着“复字号”原班管理层的阻碍，他们甚至不惜以辞号相威胁。乔致庸不为所动，坚决地任命马荀，全权处理“复字号”生意。马荀深为乔老板的知遇之恩所感动，上任之后，不负众望，使得复字号的气象为之大变，并且凭着其过人的胆识，成功地带领商铺闯进了内蒙古，为乔家产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三是聘请辞号的潘为严全权处理票号事务。潘与乔一样有着“汇通天下”的夙愿，但在其原先供职的票号，由于各方面的束缚，他未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于是愤而辞号。乔致庸通过各种方式请他出山，潘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乔致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经过潘的大力运作，乔家的票号业务扩张迅速。

可以说，乔致庸的知人善用是他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得人才者得天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伯乐”，能够留用、提拔真正有智慧才干的人为己所用。乔致庸做到了这一点，他明白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得以永续生存的关键因素，正因此，他的麾下才会人才济济。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

一个多世纪前的乔致庸似乎已经

懂得了人力资本的奥秘，他深知关注普通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性。乔致庸的岳父陆大可说过：“东家就是东家，伙计就是伙计，东家出钱，伙计干活，不能乱了规矩。”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商业企业严密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伙计等劳动者基本上没有经济权利和话语权力。然而，乔致庸积极改制，打破传统观念，制订并执行了身股持有政策。即在总股本里，有一部分是股东出银子投资入股的，称作“银股”，一部分是员工不用出钱，而是靠劳动换来的，称作“身股”。这样在每年底，身股都可以和银股一样拿到分红。这在当时其他商铺的东家看来非常不可理喻的行为却在百年后的今天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并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效。我们不得不佩服乔致庸的远见卓识，他的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增强了组织活力。

乔致庸意识到保留人才对于企业的长久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所谓“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为了留住足智多谋、有胆略的员工，他敢于打破常规、力排众议，制订“以人为本”的激励机制，实施了员工身股持有政策，这样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内部激励机制，同时也满足了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

远见卓识 开拓创新

乔致庸有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当他从一个叫花子身上偶然买到一张百年商路地图，潜心研究后发现因太平军作乱而封锁多年的茶路蕴藏着巨大商机。但是这一路需要不少银两，乔致庸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成这生意的，于是他想到了其他的商家，劝说他们出银入股。这些商户们并不看好乔致庸，他们答应出股银，其实是另有目的。最后，乔致庸不顾家人的强烈劝阻和反对，执意带着各商家不怀好意的股银南下前往产茶胜地武夷山，途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甚至和太平军发生了冲突，险些送了性命。然而，乔致庸的果敢和智慧总是让他能够死里逃生，最后顺利到达了武夷山。半年之后，正当大家盛传乔致庸在南下途中遇难，准备瓜分乔家家产的时候，乔致庸带着为各家采办的茶叶平安地回到了祁县，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随后，乔致庸又北上恰克图，直到中俄边境，凭借着“义、信、利”和俄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合作贸易合同。至此，南至武夷山，北到恰克图的这条封锁多年的茶路被乔致庸疏通，千万茶农也因此得救。

在贩茶汇兑银票的过程中，使用银票的方便快捷使乔致庸对票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了解，乔致庸深切地感受到汇兑在商场上潜在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乔致庸决定开设票号，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孙茂才却极力反对，他告诉乔致庸，如若涉足票号业，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乔致庸并未因此而放弃，他毅然前往北京，力排众难，开设票号，提出“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口号。随后前往江南四省开设票号并希望可以帮助朝廷汇兑官银。

乔致庸的冒险精神为他赢得了许多商机，他所做的这些为乔家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乔的这些贡献也造福于民，疏通茶路丝路、实现汇通天下受益最大的应该是以丝茶为生的老百姓和全国各行各业的商人。我们不得不折服于乔致庸敏锐的洞察力。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是每一个驰骋商场的人的一堂必修课。不断开拓，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是一个企业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给予我们的启示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乔家的辉煌似乎离我们已经太遥远。可是乔致庸的经商之道，在当今的商场上，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似乎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里，商人都是重利轻义。乔致庸的出现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在乔致庸的经营管理之中，他一生秉承以儒治商的思想，将儒家的精粹融入经商之中，以诚信为本、勤俭自律、开拓进取、谋求“多赢”，是儒商的杰出典范。弃笔从商的乔致庸骨子里渗透着儒家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经商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聚财，而是为天下人聚财，为苍生造福。乔致庸有许多义行善举，他宅心仁厚、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他的言行不仅为当时的百姓所敬仰，同时也感染了商铺上上下下的掌柜伙计们。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了乔致庸内心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逐渐塑造了独特的乔家商业文化，并且代代延续下来。乔致庸作为一代儒商，他的经商之道、处世哲学、用人之术都是在现代商场上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自己，继续在为振兴中华民族企业的道路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