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乔家大院CEO

乔致庸赢在制度建设。东家和大掌柜各司其职，是早期公司股份制的表现，也是模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式。至于电视剧里讲到的顶身股，这些都是现代企业里常用的激励制度，比如现在许多经营良好的上市公司都会给员工发放原始股份，作为年终分红。

中国明清时代有十大商帮：晋、徽、鲁、闽、粤、陕、宁波、江右、龙游和洞庭商，其中晋商排在了首位。旧时曾有人说：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商界以群体形式活跃了五百多年；他们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精至绸缎，粗至葱蒜；他们在清初便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他们被统称为“晋商”。近日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使其主人公乔致庸一时成为了晋商的代名词。

乔致庸，这位一心向仕的乔家继承人，由于父兄相继故去，无奈之下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都说书呆子不懂生意经，谁知道这个读书人出身的乔致庸却成为了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并成就了乔家大院的名声，乔致庸是个神人吗？

打破常规知人善任

任何事业都要靠人去干，靠人去抓，大事业尤其如此，任何企业不可能靠一个能人去凡事亲历亲为。人与事的关系犹如纲与目的关系：纲举目张。所以要办成事，就必须用对人。乔致庸年幼时一心只读圣贤书，自己家门出个举人是乔致庸父兄的期望，可以说乔致庸既缺少爷爷走西口的历练，又缺乏哥哥经商的挫折经验，但是，就是这个书生一般的乔致庸成就了乔家事业。乔致庸尤其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在乔致庸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在乔家的商业史上有几位功勋卓著、声名显赫的掌柜经理：复盛公大掌柜马公甫、复盛西粮店掌柜马荀，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而且这几位掌柜经理都不是论资排辈当上一把手的。按照惯例，这些人似乎都缺乏坐到这个职位的所应该具备的资质，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乔家破格任用的。

当乔致庸被“圈禁”在家，不能实现“汇通天下”的宏愿之时，突然听说同样有着汇通天下梦想、从其他票号辞号回家的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马上就“用计”将其请到家中。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意见相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用八乘大轿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大德恒票号成为当时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卓越功劳。

正是由于乔致庸善于用人，所以使乔家的商业得以发展，也正是乔家能够打破常规用人，所以使得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

重商誉而舍小利

后人总结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

“胡麻油事件”在乔家的经营史上有过真实经历。复盛油坊要往山西运一大批胡麻油销售，经手的伙计在油中掺了假，想以次充好谋厚利，当乔致庸发现包头复字号油坊的伙计在胡麻油中掺假出售之后，他立刻命手下在各处贴出“公告”，凡是买到掺假油的客户都可以来退油并全额退款。掺假的胡麻油以绝低的价格卖给人们当灯油，并惩治了掺假的人。乔致庸在向大家道歉时曾表示，乔家的祖训讲的是“信义利”，将信排在第一位，而将利放在最后，就是表示，乔家宁肯失了银子，也不能不讲诚信，坑害客户。此事使复盛公损失不小，但却维护了商誉，事情传出去后，自然近悦远来。

乔致庸冒死从武夷山贩茶归来，命人将一斤的茶砖做成一斤一两，回来之后，不仅得到客商的欢迎，笼络了买家，也让那些“挑剔找茬”的无话可说。

不仅如此，乔家复字号在包头经营粮油米面，一直以货真价实著称，而在过年时，他们却要弄一次“假”：他们的白面分为几等，面对不同的消费层次，有钱的吃上等面，穷人则吃普通白面。而到了每年过节时，为了照顾穷人，他们就把上等白面掺进普通白面里，按普通白面价格售给穷人。而且，他们的米面不仅质量高，且分量十二分的足。远在咸丰末年，掌柜们就立账把卖米面的斗秤放大，与市场上的缺斤短两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乔家的这些举措虽然在短期内看是损失了些银子，但却赢得了信誉，扩大了商机，是典型的维护诚信的举动，从长远看则会招来更多的客户赚更多的银子。那么，那些损失也只是一笔“广告”费用而已，由此招来的生意肯定会加倍“补偿”这点损失。

严号规立家规 以规矩成方圆

事业做大了，管理就显得更为重要，现代管理讲究过程和理念，乔家事业当然缺不了规章制度。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在包头复字号，乔致庸继承了过去号规里的部分条款，并修改了号规，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利用严格的号规管理约束各地分号的经营与员工的管理。

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吸食；所有人员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号规越严，“漏洞”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乔家的商号十分重视号规，并严格执行。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资本愈见盈厚，但乔致庸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君子之道，一张一弛。乔家对掌柜和伙计们以宽和的态度，而在经营之中，却有着极严格的约束，体现的是一个严字。宽能释放出能量，而严则使众多的能量协调统一起来，这一宽一严之间才使商号得以发展壮大。

给伙计顶身股让小取大

大企业靠严格的制度行事，难免会有论资排辈的现象出现，而乔致庸在管理上给年轻的伙计一个公平晋升的机会。

乔致庸在平息了“高粱霸盘”风波之后，就力排众议，给商号内所有的伙计，每人顶一厘的身股，并随着年限而增加。这样，每年年底，伙计就可以领到几十两到几百两银子的红利。乔家大德通票号，给员工逐渐让利，结果是日益兴隆，几乎是一条越让利越赚钱的规律：1888年，银股二十个，身股九点七个，盈利总额约为二万五千两白银。此后，身股比例逐渐增加，经营状况也日益良好，到1908年时，银股二十股不变，身股却增加到约二十四股，而盈利竟达到七十四万两白银！二十年间身股为原来的1.4倍，盈利增长幅度为原来的28倍还多。

“跑街”的伙计马荀就是直接受益者。还是在平息了包头复字号的“高粱霸盘”风波之后，乔致庸整饬内部管理，对于不合格的掌柜进行相应的处罚。马荀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马荀，马荀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作了汇报，乔致庸看他对业务讲得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马荀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电视中，乔致庸给商号伙计顶身股就是在发现马荀这个人才之后，并用顶身股激励了其他伙计。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此举大大调动了伙计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也稳定了队伍，笼络了人才。

这种十分有利于员工的分红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伙计员工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一切活动不单单是为了商号，也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身股制巧妙地转化了工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东家工作，而现在却变成了为自己工作，这种动力不仅把人的最大潜能调动起来，从掌柜到伙计无不殚精竭虑，尽心尽力，从而提高了商号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山西其他商号也纷纷开始给伙计顶身股。

其实，从整体来看，作为晋商代表的乔致庸赢在制度建设。东家和大掌柜各司其职，是早期公司股份制的表现，也是模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模式，至于电视剧里讲到的顶身股，这些都是现代企业里常用的激励制度，比如现在许多经营良好的上市公司都会给员工发放原始股份，作为年终分红。所以说，乔致庸是个擅长经营管理的能人，放在现在社会，他不仅适合做董事长，也适合做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