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治中国视域下的法治文化问题

时间:2022-10-04 08:53:00

浅析法治中国视域下的法治文化问题

摘 要: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法治文化的构建成为影响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从法治文化的概念入手,深刻分析法治文化所面临的社会法治文化基础,认识法治中国视域下构建法治文化必要性,对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长远意义。

关键词:法治中国;法治文化基础;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63-02

201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就发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号召,可以说,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亿万人民的共识。中西方虽然文明演进迥异,但对法治都有着共同的追求:我国先秦典籍《管子》中就出现了“以法治国”一词,而一代哲学巨擘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中,开宗明义地阐释了法治之内涵,并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先进思想,而法治作为人类优秀的价值文明积淀,也不断推进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虽然这些年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人治文化盛行、守法意识淡漠、制度文化落后都严重阻碍着法治中国的建设。因此,在法治中国视域下研究构建法治文化有其必要性,推进全社会形成法治文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社会法治文化概况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治文化的概念,我国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结论,刘斌教授认为: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1]。笔者认为可以将法治文化界定为:经过长期社会历史积淀形成的,以法治思想、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为内容,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为追求,体现公平、正义、秩序等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形态。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治文化的内涵将不断扩大和丰富,这将为国家法治文明的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源泉。

(二)中国社会法治文化基础之分析

1.人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历时漫长,封建时代的君主厉行人治,以人治撬动着庞大的帝国机器运转,形成以君治吏,以吏治民的严格社会管控体系。与此同时,这种人治制度有强大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儒家“法先王”思想,从《礼记・中庸》中的“仲尼祖述尧舜,文武”,到《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言必称尧舜”,这种“人治观”,向来是一个人拿主意,并要拿无限制的主意,大伙都要听他的话,并要绝对的听话[2]。以德治为外衣的人治观,推崇明君贤相之治,并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社会成员各司其职,从而达到民心定、国是定的理想治理状态,但一言以蔽之,其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当时的专制制度,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现代中国,党和政府通过完善各项法律扩大人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使人民踊跃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激流中,然而在一些领域,部分官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国家公器行个人私权,肆意践踏人民的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会使民众不相信法治。

2.公民意识和守法文化普遍落后

从现实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恪守法律的意识有了极大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此,学者李慎之曾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①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表现:(1)公民自觉学法信法的意识淡薄,一方面,在对法律本身的认知上,许多民众都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只要不触犯刑律,完全没有必要学习法律;另一方面,在对法律运行的认知上,出现违法行为,不是首先考虑法律规范,而是找人托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缺失。(2)公民主体依法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实践中,一方面,部分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往往选择沉默,这是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的漠视;另一方面,一些公民在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一遇阻碍,往往选择退缩或是寻求法律之外的非正常途径解决,这也给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3)公民主体责任意识的欠缺,在日常公共生活中,一方面,部分公民主动承担社会合作成本的意愿较低,心理防备较重,社会信赖感较低,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往往视而不见,予以漠视;另一方面,部分公务人员履职意识、责任意识不强,著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就指出,“公务人员更多关注的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对法律确立的责任和义务理解不够,理解不深。”[3]现实中,这些公务人员违反法律程序任意执法、暴力执法,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3.法律制度文化缺失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法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不可否认,这些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这些法律制度明显滞后于时展,尤其是不能充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不及时废止这些法律制度将严重阻碍我国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因此,党和政府把建立和完善符合时展潮流和具体国情变化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推进,在立法上,以科学性和民主性为原则,不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扩大人民的各项权利,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革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发展,这些实践说明党和国家在不断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的努力与实践,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与信心。

二、构建法治文化的必要性

(一)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首先,构建先进法治文化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这也必然要求建立符合经济体制的市场规则体系和法律制度文化,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从属并服务于市场经济,不允许对市场经济进行超权力的绝对控制,因为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平等、自由、契约原则,是建立在承认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和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这要求法律在形式上进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字承认,在实质上授予其他部门法进行具有法律执行力的制度保障,否则,市场经济必然陷入混乱。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已进入到深水区和转型期,一方面,必须对经济基础本身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也必须对上层建筑中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变革,而建设法治中国,构建先进法治文化无疑是中国实现经济升级转型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新时期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官僚腐败,而这种腐败并非一夕而成,解决起来也非易事,我们曾经尝试用“大民主式”群众运动来实现民主,可那样所衍生的只有民粹主义的总爆发,进而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给国家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当然我们也有行政命令式的反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腐败,但与前者一样,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即体制内的反腐力量强大,官员畏惧于严苛的反腐措施,就会收敛行为,而体制内的反腐力量一旦松懈,官员又会卷土重来,疯狂聚敛。因此,只有依靠非意志性的,理性科学的规范力量即法律,才能实现对滥用政治权力的制约。而构建先进法治文化,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文化的指引,制定一系列法律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为公权力上紧枷锁,设定边界,从源头杜绝腐败。

(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理论支撑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而法治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繁荣和发展是先进文化的题中之义。一方面,先进文化建设为法治文化提供了生成条件和广阔平台;法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与发展,为我国法治文化的成长创造了更为充分有益的生成条件;与此同时,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实践过程,不仅可以检验和推动法治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另一方面,法治文化为先进文化提供了精神取向和制度保障,一个先进文化必须有价值灵魂所在,作为人类先进文化的法治文化所彰显的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必然也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灵魂和精神取向;而法治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法治实践,会形成良好的制度性安排,它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这将为先进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中央如此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摒弃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设之路,这就需要法治化的制度设计和理念引导,法治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最有力的武器,具体到生态建设中,一方面通过引入环境行政问责机制、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等制度强化主体的环境法律责任意识,以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统领生态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另一方面以治理公共生态事件为抓手,完善生态法律法规,强化生态执法,通过加大生态法治的宣传力度唤醒和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唯有如此,才能为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民意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我们要在先进法治文化的指引下,更加坚定信念,不断探索和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美丽中国”的法治机制,奋力创造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奇迹,为再造秀美山川、锦绣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研究范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2-3.

[2]姚怀喜.传统文化在公民意识塑造中的作用[J].科技信息,2009(11)):1-2.

[3]马怀德.普法效果存在三大“失衡”[N].人民日报,2006-12-5(10).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2-11-08.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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