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族器乐作曲

时间:2022-10-04 08:01:25

浅析民族器乐作曲

摘 要:随着我国民族文化逐渐受到国人的关注,对于它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音乐,更是为国人着迷,其中民族器乐作曲是我国民族器乐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也为政府和音乐创作人重视。本文立足作曲创作理论,结合现今流行民族器乐创作形式,从作者的创作思维、题材的开拓性、创作手法以及包含的民族文化进行探讨,同时在讨论中概述民族器乐作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我国民族器乐作曲的创作提供有意义的思考。

关键词:民族器乐作曲;创作形式;题材开拓;民族文化;手法丰富

民族器乐作曲是我国民族的器乐演奏的基础,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的主要途径,它支撑着整个民族音乐艺术。在我国政府加大对民族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民族器乐作曲所带来的艺术形式,不仅丰富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也将为外界了解该民族的渠道。民族器乐作曲是一种“一度创作”,它关系到民族器乐演奏的“二度创作”,进而关系整个民族器乐艺术。对此,民族器乐作曲是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关键。民族器乐作曲有着本身的特点,创作起来需要了解当地民族文化,同时还需要有发挥创作者的创作思维、题材的开拓性、创作手法以及包含的民族文化等四方面的要点。对此,本文将从这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创作思维的开放

民族器乐作曲的首要要点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创作思维,这样才能够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多元化世界的趋势,容易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民族器乐作曲是民族音乐传播的基础,如它一样是优秀民族文化的代表,对于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是不能够封闭、保守的,需要与时俱进,在充分挖掘自身民族的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流行元素,进行包装,这样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鲜活、创新的音乐作品,例如“七彩云南”、“刘三姐”等曲谱经过全新的改造,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对此,创造音乐必须大胆,有超越高峰的想法。[1]

创作思维是创作作品的基础,只有开放性的思维,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实践上,创作思维决定、制约作曲者的创作实践。思维是随着人类在社会不断实践中形成的,在地域上,它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性,在时代上,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的发展就是一部心衰存亡史,同时又是有选择性的继承和发扬。梳理人类进步的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思维的改变往往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我国民族器乐作曲有着浓烈的地域民族气息,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强调整体性、规范性、和谐性,造就了中原音乐的蕴蓄婉曲、天人合一等特点,同时我国西部、北部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又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奔放豪迈、大气粗狂,善用乐器演奏不同的曲目,这是我国民族器乐作曲的富矿区,至今是我国作曲家寻找创造灵感的地方。[2]

民族器乐作曲在创作思维中的开放性,也是指要在保存既有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思维内涵上及民族传统的音乐创作上的思维内涵的前提中,应发展的眼光看待作曲发展的问题,把有用的东西拿过我为我所用,丰富和提高我国民族器乐艺术的演奏水准。

二、创作题材的开拓

一个善于开拓的作曲家,并将是一个伟大、成功的时代人物。艺术创作应当跟进时代脚步,有所开拓,这样才能够有所发展、有所繁荣。从上个世纪开始,我国大量音乐创作人远涉西部地区寻找创作灵感与命题,例如西部歌王王洛宾创造出“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在银色的月光下”等,其题材之新,充分满足国人对西部了解的渴望,近年来的刀郎更是将西部情缘紧密联系在一起,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

三、创作手法上的丰富

民族器乐作曲不仅需要有为妙的写意手法,更要彰显其写实的特征,既要抒情,又要写实。不仅要充分应用传统的“气韵生动” “韵律”“意境”等手法,也要运用西洋音乐作曲法中的和声、复调等手法。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二胡曲《兰花花叙事曲》,就吸收借鉴了西乐奏鸣曲式的作曲法,分为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三部式结构,并融合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板腔体套腔结构的手法,形成线性思维特有的艺术张力。[3]

四、突出民族文化

近些年来,在艺术领域中爆发全新的“文化热”,对于从属于文艺创作的民族器乐作曲也被席卷这一浪潮中,它们都是也彰显本民族文化特点当做目标,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艺术选择,在这一方面,我国民族器乐作曲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去年的中国好声音的吉克隽逸的彝族唱腔彻底征服了观众,不仅为该档节目创造了超高的收视率,也彰显少数民族音乐一直为国人关注、重视。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推刘文金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这部作品从创作灵感的产生到整个作品的完成,始终以民族文化的彰显力贯穿红线。上世纪70 年代初,作曲家与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访美时,参观联合国大厦,面对悬挂万里长城的壁毯,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萌生了以饱经沧桑的长城为背景,叙述中华民 族兴衰、歌唱不屈、自强的民族精神的创作灵感。整个作品赋予长城的音乐形象以民族文化的深刻寓意,使长城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4]在第一乐章《关山行》中,表现巍峨雄伟的长城和倾怀历史的 情感,内涵丰富,文化意蕴深邃,这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第二乐章《烽火操》,表现由烽火想到的民族战争史,彰显中华儿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 奴血”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英雄气概。整个曲谱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魄,歌颂伟大民族的性格,突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器乐曲中的“精品”。

参考文献:

[1]陈栋.国乐飘香飘——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M].全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发展与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06:169—171.

[2]牛苗苗.中国民族器乐“新潮”之发端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01):129—131.

[3]荻飞.打出一条新路来——民族器乐家刘天华[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4(04):167—168.

[4]林淑华.隆重纪念华彦钧诞辰一百周年 全国民族器乐南京邀请赛纪实[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1994 (01):69—71.

[5]叶朝晖,夏小玲.民族器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与作用[J].艺海,2010 (05):169—171.

作者简介:

冯枫(1978-),女,江西鄱阳人,现为江西省上饶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现有职称:三级作曲,研究方向: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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