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时隔二十载，茅原先生在近作中，对于当年那场被窒息了的争鸣明确写道：“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王宁一认为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事实上不曾分离过，也不可能分离。”我和费邓洪则认为音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事实上可分离，黑格尔的原意也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否认事实上的可分性就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这真好。论题集中，旗帜鲜明，单刀直入，直指要害，强似去读那种答非所问，文不对题，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的文章。对于争鸣人这是一种被给予的幸福（衷心感谢这种给予），对于学人读者起码也会是一件稍感轻松的好事吧。

巧得很。二十年前我也写过：“在我看来这‘事实上’三字属谁所有，正是这场争论的中心所在。”“现在的问题仅在于这可分与不可分，统一于何方？”

瞧啊。谁说对立不能同一？“对立面的相互等同”就是A＝A，唯有他的“对立面的相互矛盾”才是正理？二十年对立依旧的双方不是一下子就同一起来了吗？现在连茅原先生都在说：“两种说法意思完全一样，为什么他是辩证法，我就是折中主义？”“既然承认我们观点一致，王宁一就该”如何如何，又是“意思完全一样”又是“观点一致”，就差点没说咱俩的观点是“一个东西”了，争论双方如果没有起码的同一性就像瞎子碰到了聋子，瞎子的口语聋子听不到，聋子的手势瞎子看不见，还怎么进行有的放矢的争鸣噢？

茅原先生一如既往，还是喜欢作那种“既不分析也不证明，只是随意地叙述和断言”的文章。我们只好再作一次理解式的分析（我一向认为与人争辩首先弄清人家的意思，这是起码的要求。《沙家浜》里有句台词，“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我当年的文章就是从分析茅文“简短的前言”入手的）。这次，茅原先生认真总结了他与我的分歧，所以比理清“简短前言”中的“庞杂的思想”来要简单得多。依我看，茅原先生的话包含四个要点：

1． 论题：（内容形式的）可分性

2． 焦点：“事实上”三字的归属

3．根据：黑格尔的“原意”（也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

4． 结论：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就是思想先进的排头兵，否认事实上的可分性，就只配做开倒车的落伍者。

其中黑格尔的原意是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

透过文章先生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将重新披挂上阵，“借大会的东风”，鸣不平之战鼓，誓在这个“低层次”的泥坑里讨回公道，论争不已，以便“纠正错误求得真知”，帮助“死要面子，不要公平”，“用形而上学批判辩证法”却又“侈谈辩证法”的王宁一，“从别人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他一个光明磊落的本真自我”。

啊！八旬老翁，壮心不已，磊落光明，七十病夫岂敢怠慢，能不为理解“原意”加紧学习？

比之二十年前，黑格尔在茅原先生的笔下，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他不再受到“是否准确？”的怀疑，准确与不准确的精神分裂，也似乎好转了许多。他的“原意”已是茅原先生衡量思维进退的分度尺，而茅原先生自己也成了“拥护这一说法（原意）的人”了。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洞悉先生的这些变化。愿赠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为先生壮行。对于黑格尔辩证思维合理内核的肯定性评价方面，说得最中肯、最充分也最无以复加的要算恩格斯了。他在指明黑格尔“从无经过无到无的这种形式上是根本不实用的”这一根本性缺陷之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写道：“虽然如此，他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他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

我常想要是恩格斯对“这个方法”也心存“是否准确？”之类的高深莫测的念头，是决不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做出上述种种斩钉截铁般的判断吧？

好了！病夫不敢拂了先生“证伪”“纠偏”，抵制“幼稚病”的雅兴，在他“苟延残喘尚可假以时日”的当儿，还想手捧这段赠言（“阴影”？“别人的”！该不该走出来？？望先生赐教！！！）摇动被先生当做“警钟”的“ABC”，勉为其难地跟随先生去寻回自己“本真的自我”，捎带着“搂草打兔子”，或许先生也可以另有些收获吧？

原意

茅原先生说：“黑格尔的原意就是既可分又不可分”嘛。我们的争辩就从这里开始吧。

且不说茅原先生是否真的得了黑格尔的“原意”，仅就字面上看，这句话也只是表明“可分与不可分”是辩证思维中一对形影不离的范畴而已，却证明不了“事实上的可分性”，假如因为这句话里有“可分性”的存在，就是证明了“事实上的可分性”，那他同样也证明了“事实上的不可分性”。假如你断定坚持“事实上的不可分性”，就是否认“事实上的可分性”，那么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同样也否定了“事实上的不可分性”。

任何对立范畴一旦进入我们的思考，都必将陷入难分难解的矛盾之中。这个常识还需“侈谈”吗？任何辩证论者都会懂得，要把问题放到对立面中去思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就“可分性”这个问题而论，在当今世界现实存在的一切统一体内，都只存在“不可分的可分性”“可分的不可分性”。而不存在别的什么可分性，哪怕他是“事实上的”，也必将在辩证思维的绞肉机内体无完肤，被“肯定与否定”的双刃剑，削成“可分与不可分”的碎片，烹出一盘“对立统一”的美味佳肴来。它可比“既可分又不可分”的那碟“小葱拌豆腐”，在理论价值上要“高超得多”（语出恩格斯）了。那么“既可分又不可分”的思想还是不是黑格尔的“原意”呢？这可得让我们从头慢慢道来。

二十年前，我就曾“死”不要面子地指出过：“茅原同志最根本的理论失误正在于：他不是把辩证思维当做一个过程去加以统摄全局的观照……”。为此我用专门一节表述了我对这个过程（曲线）的理解，根据黑格尔《大逻辑》第一版序言中的原话（不敢妄称“原意”）我略述了这一过程的五个要点（环节？阶段？层次？系统？随你怎么说，我看是换汤不换药。）

1．否定单纯的东西

2．建立知性的区别

3．消解这种区别，达到既可分又不可分的境域

4．继续用“肯定”否定“否定”，从而达到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

5．把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

我以为这正是有名的三段论法，辩证逻辑的正（1）、反（2、3、4、）、合（5）。记得我当时是把散落在茅文中的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观点汇集到这条曲线的各个环节之上依次地加以考察辨析，不这样做就会被忽而是“信息论”，忽而是“符号论”，忽儿又是“系统论”，各类身着时装的模特们的穿梭表演弄得迷失了“本真的自我”（学术论文应有的逻辑线索）。最令我难忘的是茅原先生从列宁的《摘要》中找到一条黑格尔的语录（永远――把――分离――开来）。他以为这可是伟大导师对“准确的”黑格尔的大力赞扬（其实不过摘要而已，但没摘引就叫“不赞一词”，一旦摘引，可见何其了得）。于是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勇敢断定：“一旦分开就成了两个东西了。”这一板斧砍将下去不但坐实了我（“一个东西”）与黑格尔（两个东西）的分歧，而且差一点就能证明王宁一是列宁的反对派（对列宁“不赞一词”的东西，竟敢――那还不是――），惊得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当时离“”相去不远，而且刚刚批判过“精神污染”），我于是老老实实地去对照版本，查原文，通过对原著上下文的融会贯通的理解，终于搞清了“一旦分开就成了两个东西”并非黑格尔的原话，亦非列宁的本意，只是引用者的自我发挥而已。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的造作和虚假。而“把辩证思维当做一个运动的过程，去加以统摄全局的观照”就成为我贯穿全文的指导思想。对于我的反批评，完全可以“光明磊落”地公开反驳，何故文章发表后石沉大海，二十年间不见认真的回应？要不是这次“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我又何必让这“一枕黄粱再现”？（说过的话再去炒冷饭，无异于“图财害命”。对这件往事可以去翻过去的文章。此处只能一带而过，以启下文。）

话说黑格尔刚刚登上建立知性区别的第二个台阶，立刻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追捧。“永远分离开”（万岁！）成了“为民立极”，“两个东西”（万万岁！）被尊之为“永恒的生命”。要是黑格尔地下有知，准得瞪他们一眼，骂一声“讨嫌”，随手甩出一串否定的连珠炮。

“这辩证法重新理解到这些理智的东西，差异的东西，它自己的有限的本性，并且理解到它的种种产物的独立性，只是虚假的假象”。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权威，他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的面前，包括这次卷土重来的“帅旗”：“事实上的可分性”。化学家把水分成氢加氧，文艺家把作品分成内容加形式（对于茅原先生的两分法，当年就详尽剖析过，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都是“事实上的可分性”，咋啦？神圣不可侵犯？对不起，他同样难逃被否定的命运。因为这种区分本性有限，他的独立性只是虚假的假象，君不见水中的氢不是氢，而是氧化了的氢；水中的氧也不是氧，而是氢化了的氧。谁要是不想渴死，（成天只喝H＋O）还是乖乖地跟随否定“事实上的可分性”的黑格尔登上消解这种区别的第三个台阶吧。在那上面你将看到天没塌，地没陷，水更清，茶更香，认识的车轮正“跃上葱茏四百旋”，朝着辩证思维的“无限风光”升腾！

完了？完了！“事实上的可分性”就这么拜拜了？拜拜了！但是黑格尔的“原意”却无限深远。于是乎人们跟头把式地跟随黑格尔翻上了消解知性区别的第三道山梁。忙不迭地擦干一头的汗水，若无其事地喝着黑格尔刚送来的山泉，第二个台阶上所发生的一切转眼就忘到乌鸡国里去了。回望来路不禁顾影自怜起来。过了一道坎儿，又翻一道梁，我容易吗？“既是可分的又是不可分的”，这“原意”可是得自黑格尔的真传，这是何等高超的辩证法呀。那些低层次的庸夫俗子们，怎么能掌握得了这样的“高等数学”？――真不知是在颂扬黑格尔，还是在炫耀他自己。但是黑格尔却容不得片刻的停留，他继续催马扬鞭，厉声地喝道：“但是，精神并不停留在这种无结果之中。――N驾！”顺势就是一挂响鞭，这一声当头棒喝真个是“喝断桥梁水倒流”！这是怎么说的？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可分不可分，五两对半斤，平衡又对称，天下共太平。”这多好，多公平。可是，不断革命的黑格尔总是走上步看下步，在思维的行程中不失时机地用矛盾的揭示来开启前进的道路，这才是流动范畴的生命活力。

记得当年正是在这道坎上，为了理解黑格尔，我写下过如下一段至今令茅原先生怒不可遏的话：“你看，又有区别，又不是区别，又可分离，又不可分离，先是肯定后来又通通否定掉，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两个命题都成立，又都难成立，永远在这种有缺陷的无结果的二律背反中莫衷一是，这就会为诡辩留下地盘。”还设计了两个意见完全相左的人，一个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另一个坚持“事实上的不可分性”，他们都用“既可分又不可分”做论据，也都顺理成章地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两个人依旧情如水火势不两立，你拉过来，他推过去，成了各不相让的“无终旋律”。这难道不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无结果”吗？但是，茅原先生天庭震怒：“王宁一在这里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来衡量我的话，王宁一真正连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原则都不懂吗？……他这是在用形而上学来批判辩证法……就像用初等数学来批判解析几何一样，属于典型的批判自己不懂的东西的行为……。一个用形而上学来批判辩证法的人还侈谈什么辩证法？！”

我不屑于回答这些文雅的谩骂，因为“面子”真不值得去争去要，而且自信这等风范做派张扬出去，丢面子的绝不是“……要面子”的，因此，只想提醒一声，先生，先消消气，你想抢的那个球，早被你掷到九霄云外去了，还是跟随黑格尔赶路要紧。那样，被弄丢的球没准还能找回来。

一声“没结果”的提醒，又帮大家翻上了辩证思维的第四道山梁（不过，没再见到茅原先生，大概还在原地生闷气吧？），那么，还有什么妙招能帮我们登上“珠峰”的峰顶，而“直上重霄九”呢？黑格尔平静地回答：“他在那里又同样是肯定的，从而将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

怪哉！？一个“肯定”就有这么大的神通？光听说，他的辩证法叫否定的辩证法，没承想，“肯定”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朋友，你可知道，在辩证逻辑中否定是对肯定的否定，肯定却是对否定的否定。对于黑格尔来说，无论否定还是肯定，都是否定的利刃，逻辑的掘土机，思维的推进器。他的肯定是否定中的肯定，他的否定是肯定中的否定，因而是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循环往复永无尽头。像一团永不宁息的火焰熊熊燃烧，如一江浩荡的春水滚滚向前。肯定与否定互渗互换，绕上三个弯你就会犯晕，自称是“高等数学”的头脑，也未必就真能算得清。二十年算不清一笔“既可分又不可分”的豆腐账，难道还不是最绝妙的明证！？

论说，未能登上第四个阶梯的茅原先生，他的“辩证思维”也就偃旗息鼓了，因为他觉得达到了“既可分又不可分”，就已经求得了“原意”，捞到了真知，修成了正果，可以立地成佛了。再往下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我们则需说明“既可分又不可分”在辩证思维进展的过程中，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这个历时性的表述随之就将遭到扬弃。而黑格尔的“原意”则是要把分离溶解在不分离之中，他的不可分离包容了可分性，他的可分性事实上不曾分离，不可分离。这样可分与不可分的对立才达到了真正的统一。尽管当年为了完整地展示这条曲线，我们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这个既扬弃又保留的“否定之否定”如何导致了“思维具体”的再现。并说明“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这个历时性的思维过程，揭示的却是共时性的对立统一的建构。为了尽可能直观地展示这个生成系统和共时性结构，还画了好几张图表。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茅原先生念念不忘地只是他的“既可分又不可分”（这还算公平），二十年后，必须把“事实上的可分性”当做旗帜，阵前叫板（这却一点也不公平）。这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既爱莫能助又无可奈何。我想，那就只好等茅原先生研究透了他的“高等数学”“解析几何”（我真的不懂！）之后再说吧。

归属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电影叫《三剑客》，故事早就忘了，只记得就中有个细节说的是：一位身无分文的骑士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酒店，先向老板要了两瓶绿酒，把玩片刻后，又说：“我不要这个绿酒，给我换两瓶红的吧。”殷勤的老板又照办了，骑士拿上红酒，翻身就走出酒店，如梦初醒的老板急忙追出来，说：先生，您还没给钱哪。骑士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用绿酒跟你换的吗？”老板又说：“绿酒你也没给钱哪。”骑士耸耸肩涎皮涎脸地说：“那我就没办法啦。”说罢，且战且退，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刹那间摸不着头脑的老板急得抓耳挠腮，觉得那个人似乎也有些道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消失，而无可奈何。每当我想起这个细节，总是忍俊不禁，觉得那位编导透过这个细节是在隐喻着更多的东西。生活里的确不乏这种需要脑筋急转弯的事，而一个“急转弯”的确能令人心乱神迷。直到数十年后的这场争鸣中我猛地觉得又见到了那个“绿酒换红酒”的趣闻（以下引文出自当年的茅文，间插着我而今的点评）。

王宁一说：“请把形式去掉把，让我看看内容是否仍然存在。请把内容拿走吧，让我看看在音响结构丝毫不动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以为这样一问别人就只能承认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了。（自然，茅原先生是绝不会承认的。那么，在“去不掉”又“拿不走”的事实面前，他到底掌握什么杀手锏呢？）

对于信号和信息也可以这样提问（注意，绿酒已经变成了红酒）：“请把信号去掉把，看看信息是否仍然存在，请把信息拿走吧，看看在信号不动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这还是底气十足地重复我的话，但艺高人胆大，说不定有什么信息论的秘密武器呢？好呀，付钱吧，说说信号的弃取对信息的存留是个什么关系，会有什么“结果”呀？向大家证明他如何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两个东西啊？）

可是，信号与信息互相依存，丝毫改变不了信号不是信息的事实。（注意！骑士已经溜出了酒店，他的“事实”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原来不过如此。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像无限不同于有限，内容与形式有别，内在与外在有别，间接也不是直接（当然也可以加上信号不是信息，可分性也不同于不可分性），这样一些假定仿佛一个人连这些都不懂似的，竟以教训的方式搬出来，并且只是叙述断言而不是证明。这种教训的行为，除了叫做愚蠢而外，不能叫做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再找一个家庭妇女，扯开嗓子与她对吼：“但是！信号与信息的区别，也丝毫改变不了信号与信息互相依存互相重合的事实。”那段“五两对半斤”的“无终旋律”不是又回来了吗？不是又再现了吗？这种“无结果”难道不是一再地启示我们当思维达到“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状态时必须寻求更高的逻辑解决吗？

事物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孪生并存，他们的对立统一，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骑士”与“妇女”各执一端，都以为自己掌握了事实上的真理，其实都没有真理。当年茅原先生上来先用“两个东西”敲山震虎，这个裸的可分性根本就不在同一中，他带着这种可分性先领我们钻了一通系统网络，在上下翻飞的穿梭中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他的“永远分离开”的绝技，然后才想起要谈二重性，却浑然不觉“两个东西”与“二重性”势如水火，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争论嘛，人家不坚持的东西，就不必没完没了。人家承认了的东西（无论先后早晚）也不必抹杀。所以在指明了茅文前后矛盾之后，我们就在新的基础上，与中途才承认二重性的茅原先生，讨论统一于何方的问题。这难道还不公平吗？（而今，他不好意思承认他开始的“两个东西”是说错了，却好意思说“王宁一既然修改了原先的理论，他原先的理论就已经被证伪了”，哇！这瓶“红酒”换得可真值，顷刻之间不费吹灰之力，不但勾销了全部债务，而且连要账的都给“证伪“了。看你们谁还敢要账？！再要我把你送官，治你个“批判辩证法”之罪。所以酒店的骑士还只是有点无赖，而此刻的骑士简直就像一个什么了？）

其实，孤立地提出事实上的可分性就将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把水分成H＋O?熏这是事实上的可分性，分成鱼＋虾就不是事实上的可分性，这样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争鸣吗？无论茅原先生是否意识得到，只有当他在文章中公开承认二重性之后，与不可分性相联系的可分性问题，才能符合逻辑地浮出水面。如果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对于孤立静止地提出问题，却浑然不觉，那就证明辩证思维在他头脑中并没有真正扎下根。

当然，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茅原先生是真诚赞成二重性的（但愿这点善意不再当做换来的“红酒”被用来“证伪”），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只是可分与不可分，统一于何方？亦即事实上三字的归属？

如果要问事实，那只有“不可分的可分性，可分的不可分性”这种统一了的对立才是事实。鉴于黑格尔“无结果”的一再提醒，所以还必须进一步追问，可分与不可分究竟统一于何方？就是说逻辑的要求你还必须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而这一点我在二十年前就已做出了。今天我仍愿一字不易地照抄如下：“内容形式的可分性，统一于不可分性，不可分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他的长在，可分性则只是被扬弃的环节。（而且，只有不可分的可分性才是矛盾性。只有可分的不可分性才是辩证的同一性。）也许，先生又要申斥：“王宁一连‘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的原则都不懂”吗？先生差矣，“非此即彼”并非知性特有的智慧，它还是辩证思维的组成要素哩，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除了（承认）‘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互为中介。”要是以为“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的专利，而辩证思维只有“亦此亦彼”那真是莫大的误解，滑天下之大稽。“非此即彼”（是则是，否则否）只有加上“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那才是形而上学的信条。所以黑格尔说：辩证法“是知性的理性，或理性的知性”。它将两者熔为一炉，所以“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如果抓住秃子就当和尚，见到“非此即彼”就骂人“批判辩证法”，那往往就是他自己正在怒火中烧地攻击辩证法。在我辈人中出现这样滑稽的事，那肯定不是为了闹着玩。

尾声

弄清了原意和归属，那么坚持“事实上的可分性”，在辩证思维的进程中，到底是前进了，后退了，还是在止步不前，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鉴于编辑部对稿件不得超过8000字的要求，恕我就此打住吧。留下宝贵的篇幅再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内容形式之争，对于复苏中的音乐美学是一种起步的健身操，理论的前哨战，思想的大练兵。不能说是不必要。但讨论一开始就被导入了一种纯哲学的论争，你要是不想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就不能不随波逐流。这虽非我愿，却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力求使讨论多一点持之有故的理解，而少一点人云亦云式的肤浅，直到这一次依然如此，但如果冷静地一想，这种论争价值有限。因为你就是争得再清楚，也不过是弄清一个黑格尔、马克思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我一直说是“常识”，是“ABC”（当然弄懂它并不容易，不然何至于得这种总也好不了的“舞蹈病”，作为基本功，花点精力也是值得的），有人愿意把它当做警钟敲，我看敲敲也无妨。敲敲就会知道我们的水平有多高。尽管先哲们精深的思想值得我辈摸索终生。但人生苦短精力有限，作为一个音乐学者总还应该以音乐为主，考虑到这一层我总是欲罢不能，欲行又止。1990年的平谷会议上，读过我答复文章的茅原先生私下里向我表示：“我就不写文章了，不礼貌处请原谅。”说罢扭头就走。获悉先生意向，我立即调整心态，在会上当众表示：我们愿意休战，至于观点嘛，那就各说各的吧。在场的何乾三先生不解地追问，你们怎么不争了？（耳语）我只得苦笑着敷衍说，球不在我手里……。80年代，我作为被批评者多次被卷入难解难分的论争，但天地良心，没有一场是由我发难的。当然“短兵相接”之后，我也从未不负责任地“落荒而逃”过。

正是――“陶令不知何处去”？但他的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说得真是非常非常得好。

王宁一 音乐学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