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根源综述

几百年来，以“理性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始终是经济学不可动摇的前提假设条件。遗憾的是，尽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日趋数学化和模型化，却没能预测到2008年发生的“金融风暴”。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失效”促使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从个体行为的视角反思金融危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2009年出版的新书———《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在这方面给我们诸多的启发。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笔下，“动物精神”泛指人的各种非理性冲动行为。以非理性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无疑是对传统学术范式的极大偏离。两位作者何以如此大胆？这主要缘于他们都有着深厚的行为经济学的学术背景。行为经济学是把现代心理学与传统经济学相融合的新学术领域，其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L.Smith）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动物精神的学术源流；其次说明动物精神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最后对行为经济学的特征和前景做一简要的分析与评价。

一、动物精神：凯恩斯思想的复活

按照经典教科书的看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无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奇怪的是，凯恩斯却是“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词的原创者。该词主要散见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简称《通论》）一书中的第四编———“投资诱导”中的第十二章“长期预期状态”部分片段之中。在国内的版本中“，动物精神”一词的翻译并不统一。如在高鸿业译的《通论》中，“animalspirits”被翻译成“动物的本能”[1](P165)。其他的译法还有“血气冲动”、“浮躁情绪”等。“动物精神”首次出现在《通论》中，凯恩斯是这样表述的：“Most，probably，ofourdecisionstodosomethingpositive，thefullconsequencesofwhichwillbedrawnoutovermanydaystocome，canonlybetakenastheresultofanimalspirits-aspontaneousurgetoactionratherthaninaction，andnotastheoutcomeofaweightedaverageofquan－titativebenefitsmultipliedbyquantitativeprobabili－ties.”[2](P161-162（)我们所做的决定的结果需要许多时日之后才见分晓，而大多数决策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所得到的加权平均数的结果）凯恩斯还说：“……thatitisourin－nateurgetoactivitywhichmakesthewheelsgoround，ourrationalselveschoosingbetweentheal－ternativesasbestweareable，calculatingwherewecan，butoftenfallingbackforourmotiveonwhimorsentimentorchance.”[2](P162（)推动社会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进行活动的冲动，而我们的理智有限，能计算时当然不会放弃，以便进行更好选择。但就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却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情感和机缘的地步）概括上述两段文字，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是指个体因自我的心理特征形成的决策冲动。凯恩斯为何能提炼出“动物精神”这个概念呢？因为他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股票投资人。但是“凯恩斯在预测股价下跌和大萧条上的失败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极其憎恨投机商。”[3](P334)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亲历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思想者兼投资者，必定是洞悉到了市场波动的内在玄机。例如，他把人们在股市中的行为看作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没人真正理性地考虑长期投资的价值。相应地，他必然在思想和理论上强烈质疑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在《通论》第十二章中，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人们的种种心理冲动，诸如信心、乐观、贪婪、盲从、沮丧和悲观等，他把这些看作是现实市场中商业活动的真实状况。今天，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常识，但“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缘何如此？这是因为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阐释者们始终秉持理性主义的观点，所以完全排除掉凯恩斯主义中“动物精神”这类非理性因素，使之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首先是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RichardHicks）在《价值与资本》一书的阐释，形成了以乘数论模型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而后这个思想又被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整合到《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古典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最终把凯恩斯主义解释为，因为市场消费不足，所以政府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弥补这个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主义重新恢复了凯恩斯之前的市场自由主义，进一步强调市场具有理性，可以自动达成均衡。由此，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被理性主义一步一步地剪裁掉，以至于在今天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甚至经济思想史中也很难见到“动物精神”这个词汇，更不用说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了。可问题是，主流经济学至今无法预测破坏性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的无能必然导致人们另辟蹊经寻找答案。现在，阿克洛夫和希勒以《动物精神》来命名一本解释金融危机的著作，不仅开拓了理解危机的新思路，也大大地复活了凯恩斯的思想，使“动物精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止于此，他们还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动物精神”才是凯恩斯对大萧条解释的核心内容。政府加之于市场的作用是，既要发挥动物精神的创造力，也要限制动物精神的过度放纵。这个思想富有创意，尽管作者还没有来得及做深入的学术论证，但是今天人们在总结“金融风暴”的教训时，无不指责政府监管不力，美国2010年7月15日通过了最新的金融监管法案，目的是对金融机构过度投机行为进行遏制。这足以证明其思想具有强大的前瞻性和现实性。

二、动物精神理论：理解金融危机的钥匙

相比凯恩斯而言，《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将人类主体的非理性活动即动物精神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在该书的开篇中即提到“：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懂得如何管理经济并促进经济的繁荣，我们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说人们的动物精神，如果不承认各起重大经济事件基本上都有人类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永无可能理解这些事件。”[4](P1)作者何以如此自信？因为这两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十余年来一直以行为经济学视角关注美国的经济波动。早在2000年，希勒教授就已经关注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在2003年出版了对美国躁动的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特征进行分析、预警的力作———《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动物精神》一书中，阿克洛夫和希勒进一步指出“：教科书式的经济学试图尽可能最小化对纯经济动机和理性的偏差”[4](P2)。他们则要解释实际观察到的这种偏差，并认为这种偏差之大足以引起经济的巨大波动。这是以往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但却是该书的新意所在。凯恩斯虽是“动物精神”这个理念的原创者，但他仅仅停留在一般叙述和规范分析的层面上，而阿克洛夫和希勒在这方面开始尝试性地引入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从而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动物精神”的内涵。

在《动物精神》一书的开篇中，两位作者就提出“动物精神”理论，首次将该理论概括为信心、公平、腐败和货币幻觉等核心范畴。第一，他们深化了凯恩斯关于信心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深刻影响的理念，具体提出了信心乘数（confidencemultiplier）的概念。信心乘数与希克斯简单乘数相类似，是指信心的变动一个单位而导致的收入的变化。第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不完全受经济理性的支配，实现公平也是市场上个体交换行为的重要的行为动机。这是凯恩斯所没有涉及到的。第三，凯恩斯在《通论》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金融市场上的种种欺诈行为，阿克洛夫和希勒则进一步认为，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欺诈的手法常常是以合法性面貌出现，特别是那些政府监管滞后的腐败行为在无形中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到过老勒克菲勒是如何在市场中贩卖假药的例子，阿克洛夫和希勒则把当代一些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看作是现代版的“假药”。第四，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否定了费雪和凯恩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所提出的货币幻觉的问题。而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在今天的工资合同、债务合同和会计核算中大量地存在着货币幻觉。必须承认，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动物精神”理论还相当粗糙，远未达到逻辑化、体系化的高度。但作为原创性之作，却对我们探寻金融危机的新理解无不启发。在他们看来“，金融风暴”的发生无非是“动物精神”作用使然：美国在经历2000年网络泡沫之后的新一轮经济繁荣中，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狂热投机潮，人们信心膨胀，没人相信房价会跌。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们所设计出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创新性金融产品进一步刺激房市的温度。从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似乎没有违背市场自愿交换的原则。正如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说“：从房屋购买人到抵押贷款发起人，到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到评级机构，最后到抵押支持债券的购买者这条完整的链条上，存在一种经济均衡。”[4](P40)但在这个买卖过程中犹如非法传销，合法的欺诈和监管视野之外的腐败无处不在，没人真正负责，没人会检举揭发，没人会放弃欺骗下一个人的机会……直至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推向泡沫。

对于这样一场酝酿和潜伏很深的大危机，新古典经济学显得极为迟钝和麻木。回首近四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变迁，新自由主义学术话语从高等学府扩散到华盛顿、华尔街、舆论和大众，人们无不信仰并遵从着市场完美主义的教义。他们无视凯恩斯有关“动物精神”的警示，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放纵市场中的非理，导致全社会都迷失在“动物精神”的狂热之中，最终酿成“金融风暴”。假如新古典经济学领袖弗里德曼先生依然在世的话，不知对此会作如何的感慨。

学术界为什么长期将个体行为的复杂性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呢？事实上，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深刻影响。近代以前西方经济思想主要是受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的影响，例如希腊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哲学家，中世纪的阿奎那是宗教家兼经济思想家。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亚当（AdamSmith）的思想是二重的，一方面在《国富论》中关注人类共通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论》中也关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曾明确表述过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利他主义倾向等。此后的帕累托（VilfredoPareto）指出我们的许多行动常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凡伯伦（ThorsteinVeblen）强调习惯和性格上的遗传作用，管理学家西蒙（HerbertSimon）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假说……以至于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大声疾呼“：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5](P2)而现代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则主要受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自然科学的数量化、模型化的方法必然要求其假设前提是一致的，否则无法进行定量化分析，这是“理性人”得以长期存在的历史条件。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不断沿着自然科学的方法演进。时至今日，经济学也越来越成为类似于物理学、数学思维模式的学科。凯恩斯本人就曾出版过专著《概率论》。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就是出色的数学家如纳什等人，或者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后才步入经济学殿堂。数学固然精确，但因为忽视了人的复杂性，结论未必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没人预测出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

与此路径不同的是，20世纪下半叶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在经济分析中强化心理学分析基础，并使之符合现实”[6](P10)。他们通过科学实验等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中的公理化假设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并寻找更加符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机理。随后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介入这个领域，直至20世纪末，行为经济学开始形成气候，不断地探究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种种异常现象。

无疑，揭示经济世界的非理将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前沿。其意义在于，它很有可能为人们预测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提供新的学术工具。而《动物精神》一书是一本有益尝试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