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节”成为“摄影劫”

北京的春天很短，但是摄影节似乎比北京的春天还要短――在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摄影节为何物的时候，它已经悄然离我们远去。没有好评，也没有差评，除了一些媒体的夸大其辞且冠冕堂皇的新闻通稿，摄影节的确没有什么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蛛丝马迹。在北京四月的尘埃中开幕的草场地摄影季便是如此，在微弱的喧嚣中象征性地开了幕，旋即在开幕的第二天习惯性地冷清着。三年了，这个以抗拆迁起家的摄影节除了暂时性地留下了一个不成气候的草场地艺术区，再没留下什么。但草场地摄影季是一个非典型性案例，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不是摄影，所以，即便镀上了“阿尔勒摄影节”的金边，作为一场以艺术之名夹带玩票性质的政治博弈，摄影节不过是一颗卒子，为了和谐而制造的喧嚣，草场地摄影节的命运早有定数。

其实，国内绝大多数摄影节的命运难出其右，发端之初照例是要经历轰轰烈烈的中国式“”，之后便会走到“三年饥荒”的命运拐点上，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鸡肋或者干脆销声匿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策展人因素是最显而易见的。被马克・吕布的外甥阿兰・朱利安提点过的平遥摄影节和连州摄影节着实火过一把，但是随着阿兰・朱利安的撤离，两大曾经最有影响力的摄影节相继褪去了光环。在当代艺术圈玩得好的王璜生离开了广州之后，似乎把广州的艺术生机也带走了，广州摄影双年展难以为继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很是让人感叹万千，当地头蛇离去，强龙未来之际，一个被称为“双年展”的组织竟然混乱至厮。草场地摄影季也到了与“阿尔勒摄影节”说再见的时候了，荣荣能做出什么样的摄影季，着实让人捏一把汗。至于余下的一些五花八门、光鲜其表的摄影节要么与艺术无关，要么以艺术的名义欺世盗名、挂羊头卖狗肉，有没有策展人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不过策展人很多时候也受制于主办方的目的和能量而难以大展拳脚。因此，各种五花八门的艺术节或许说不清玩了什么概念，但酒桌谈生意、政界玩商业，艺术节本身不是他们关心的，他们只需要对外宣称来了多少人参观，展出了多少作品，再随便杜撰个什么学术影响就万事大吉了。在锻造展览品味上，大抵是要找些知名或者不知名的老外参加展览――典型扯大旗挂虎皮。其实，有没有老外参加展览，摄影节的基调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老外们在中国参加这样的摄影节更加凸显了展览的良莠不齐与凌乱――国际化还真不是喷点古龙香水、挎个LV包包就洋气了，摄影节弄几个国际友人生硬地安插在展览中，在动机不纯的情况下玩国际接轨，多少有点海市蜃楼般虚幻。当然，最无奈的是，策展人和主办方弄不好还要联合起来扼杀摄影节，要知道，做个摄影展，可不是往墙上挂照片就行了，摄影节，也不是多弄几个展览就叫摄影节了。不然，广大艺术爱好者又凭什么顶着北京强大的尘埃尾气堵车3-4个小时去一个毫无特色的城乡结合部看所谓的摄影节？而这些图片都是可以在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的！

被摄影节不断倒腾摆弄之后，摄影也日益成为艺术界中的第三世界，由于艺术家、策展人和组织方的各种积弊，摄影越来越给很多人造成“奇技淫巧”的错觉，它甚至时常被不屑一顾。本雅明说，机械复制的照相术使得世界变异，但他没想到摄影异化得比世界更快，在当代艺术的后现代进程中，摄影日益成为“怪、力、乱、神”式的不可理喻。究其原因，正儿八经的纪实摄影、新闻摄影难入当代艺术法眼，但真正有利可图的却又在当代，所以，不管是懂行还是不懂行的，都玩起了当代观念摄影。但观念摄影到底是什么？有太多作品实在让人搞不清到底是摄影师拍了张好照片还是做了个不知所云的行为艺术作品。很多玩摄影的艺术家随便抄了个哲学概念，或者弄了个后现代术语，找几个演员象征性地拍拍，然后加以阐释，便美其名曰“观念艺术”。此外，越来越多的摄影师热衷于投入天价拍一张照片，曾有摄影师朋友介绍说，花两三万拍出一张像回事的照片算抠门的了，弄个剧组加上前期准备、后期制作花十万、八万的早已见惯不惊。早有坊间戏言“玩摄影穷三代”，看来这种摄影“大片”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转。但这种天价投入的技术流“大片”，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肥皂剧，与艺术实际上是越行越远。

所谓“大军过后，必有凶年”，近几年摄影节燃烧得过于迅猛，但这种虚张声势的、玩“GDP”式的增长模式，无法真正地成为摄影艺术或者摄影家的推手。不过，摄影节大概也没有想过要为摄影做什么，这大约就是真实的中国。但摄影节至少要有个底限，在艺术家们的迷恋当中，不应该再毫不留情地给艺术家以伤害，摄影节不应该是“摄影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