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09:29:45
一
江曾培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当前的出版业“在相当程度上，不再是思想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情趣的选择，品位的选择，而是成了金钱的选择，经济效益的选择”；他还批评当下的不少出版人“不能潜心于文化，而是热衷于搞快餐化、低俗化的浅陋读物”。文章引入时下的一种说法——“只要营销到位，包装到位，卫生纸都可以当书发行出去”，这篇文章被《报刊文摘》转载时，标题就叫“出版不是卖‘卫生纸’”。
江先生所言很有普遍性，其涵盖面不限于出版。电视连续剧越“连”越长，其创作过程也越来越像工厂的流水线：“制片人找到了航空公司和手机厂的赞助，所以一上来就要求必须有空姐、手机这套商业模板，在这个模板下再考虑英雄救美还是野兽救美”，因“电视剧是工艺品，首先是销售，其次是审美”。这是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编剧雷英自己说的，其间渗透了参与者深沉的无奈。
某些迹象表明，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谨防“产业”将钱沉淀之后，使“文化”成为泡沫。
二
经济学家邹恒甫接受记者采访时，忿然抨击他的“不少”经济学界“同行”：“银根一收紧，他们就给银行当传声筒，在媒体上制造舆论：‘货币政策该放松啊，该调低准备金率啊’”；还有更过分的，“一边在央行货币委员会当委员拿国家的工资，一边给上市银行当独立董事拿高薪，两头赚。……其实，他们都是‘千万级别’的大富翁。”
中国的经济学家声誉不好，无疑与邹先生的此类“同行”有关，称他们为“害群之马”不算为过。看来，中国的经济学界不但谨防经济学沦为“金钱学”而使“家”成为捞取金钱的筹码；还得谨防这些“害群之马”像瘟疫一般的蔓延。“千万级别”的大富翁，毕竟很有诱惑力。
三
王宏甲著《教育的良心》，写到一个乡村教学点的情况：一个已经代课11年的女教师，总共“一房三间”的校舍，“两间教室是通着的，还有一个小间是教师宿舍”，女教师的“孩子就在那个小间里睡觉”。据说，“这里乡下教学点的校舍都是这样的”。作者也说到留守儿童在家的学习环境，他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平常是在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石板上做作业”。作者感慨：“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在基础上的差距如此之大，如何在这么大的差距上，依靠同一张考卷去建立公平？”
十年前的“村校撤并”，大概就是鉴于乡村教育条件之差，城乡教育反差之大做出的决策。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农村小学数量十年间减少了52.1%。我不想以“最大的恶意”去推测别人。决策者的本意，大概也想让乡村的孩子有一个与城市的孩子差距不是太大的学习环境，尽可能地建立起教学的公平。然而“村校撤并”之举，却使乡村的孩子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走上十来里路去上学，来回二三十里，走读吗，时间花不起；住宿吗，费用花不起，能通汽车的乡村有校车接送，却又频频出事，生命更是“赔”不起，不少乡村的孩子，就只好辍学了。
凡此种种，决策者们或许根本就未曾想到，这就叫“隔膜”。心中没数胆子大，情况不明主意多，顶层设计，必须谨防与基层百姓有“隔膜”的人如此拍板。
四
“瓮安事件”三周年，理论家与实干家都在反思。
党建专家王长江说：“执政党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瓮安人用血换来的教训。”我们这个执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内的“三个代表”，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写进，现在怎么就成了“瓮安人用血换来的教训”，或者说，要用“瓮安人的血”去换取呢？有许多事，不是不懂，而是不做。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做起来忘得一干二净。认知与行为相悖，这才是事情的根本，似乎理论家也须谨防言不及义，信口开河了。
实干家“反思”的结论是要“让利于民”。瓮安县领导将此四字具体化为：“把利益多切一点给老百姓。是市政工程，就切市政府的；是商业开发，就切开发商的。”如此“让利于民”，比“争利于民”是好得多了，但比“为民谋利”还差得很远！“利益”都由着你去“切”了，你高兴“多切一点给老百姓”时就“多切一点”，要是哪一天你不高兴“多切一点给老百姓”了呢？
换来的“教训”是执政者的，去换教训的“血”却是瓮安人的，这样的教训不太容易“切记”。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谨防实践与理论脱节，谨防“为民”立场的丧失！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