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长寿县爆发水肿病

1960年1月19日,重庆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产粮大县长寿县,春节前10天还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明急匆匆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顿时感到头“轰”的一下要炸了,几个月来他一直试图防止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他心急如焚,驱车前往渡舟区。

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人。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四肢会发肿,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凡是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东西,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肚子,但还是没有遏制水肿病蔓延的势头。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可能全县所有的区都不能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建国初期,长寿县属于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辖,各项农村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在川东算得上是底子比较厚实的大县。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风”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长寿。

1958年10月,涪陵地区通知长寿去领国务院颁发的奖状,起因是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报了长寿粮食亩产800斤的喜讯。同年,长寿县组织了10多万劳动力上山砍树、挖矿石,搞土法炼钢。对于当时50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全县的劳动力。为此,全县几乎荒废了所有的农耕生产,直接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以致出现饥荒,引发水肿病,造成大批饥民饿死。

这一年,长寿县水稻总产量从过去的3亿多斤锐减到1亿多斤,加上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的损失,全县的粮食总产量降到2.5亿斤,减产幅度达40%以上。于是,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救灾粮被神秘扣押

1959年10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重庆搞调查,纪俊仪如实汇报了长寿县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然后说:“农民的粮食已经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问纪俊仪还差多少粮食才能度过饥荒,纪俊仪答:“要4000万斤。”

随后,李井泉叫来川东及川北涪陵、万县、江津、达县4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的任白戈、辛易之和重庆市委的一个部门负责人,纪俊仪也参加了会议。与会领导同志决定:给长寿县调拨4000万斤救灾粮。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4两粮、3斤菜、半斤代食品。

不久,长寿县因缺粮出现水肿病;又过段时间,水肿病已发展得相当严重了,省里决定给的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还迟迟不见消息。

很久以后纪俊仪才得知,四川省当时确实给了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但指标却被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扣了2000万,另2000万也没落实下来。

逼出来的开仓放粮

1960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除夕),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纪俊仪心急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荒,唯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是有,但谁敢动呢?

当时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纪俊仪明白:对于国家粮库,县一级政权只有看护义务,丝毫没有动用的权力。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但不管怎么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食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自己就是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来到重庆,找到市委主管农业的辛易之书记:“辛书记,那么多人饿死了,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

第二天中午,纪俊仪带着辛易之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他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察看。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1960年1月29日上午,辛易之亲自打电话给纪俊仪:“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长寿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落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旦猛吃,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这一年,长寿县共动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