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与中国禅风(上)

只有文化才具有导致国民精神的复兴、振奋和提升的功能，只有用文化维新所提升的国民精神，才有可能去发展科学技术，去改良社会政治制度，去发展生产力，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文化和精神的崛起。

佛学的中国化

写完《寻访六祖》，总觉言犹未尽。

《寻访六祖》更像一篇游记。围绕六祖和禅宗这个主题，我专门读了一些书，包括禅宗史，禅宗思想史。查阅了许多资料，也思考了许多。深深的感到，慧能作为一代宗师，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推动佛教中国化方面的努力。

前面文章中说过，“佛教在中国”和“中国的佛教”并不是一回事。比如佛学中的唯识宗，就是唐玄奘去西天取回的经典，就属于“佛教在中国”，它的影响只限于少数人，短暂的时间，对中国的哲学和精神发展影响很小。但“中国的佛教”就不同，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比如禅宗，就是印度佛教与中国老、庄哲学，甚至包括儒学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佛教的，也是中国的，它对中国的哲学、文化、艺术等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些年来，我关注的重点是文化问题。我的思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究竟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的增长？是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还是文化，或者精神层面？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具有导致国民精神的复兴、振奋和提升的功能，只有用文化维新所提升的国民精神，才有可能去发展科学技术，去改良社会政治制度，去发展生产力，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导致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文化和精神的崛起。

这个结论有没有普遍性？我认为是有的。

比如西方。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西方经过了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等等一个漫长的文化发展和积淀的过程，前后大约有四百余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性解放，没有宗教改革所提倡的保守主义思潮和道德观，没有罗马法复兴所形成的普遍的契约精神，西方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的。

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认为自一八四O年以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说是一部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客位文化，不断地挑战、冲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位文化在这种冲击和挑战之中，抵抗、博弈，不断做出重整反映的历史。这种重整反映，殷海光先生称之为“本土化运动”。

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一百多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顺利的，“本土化运动”坎坎坷坷，一波三折，其中许多争执，至今仍然在缠绕着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幸的原因，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以“坚船利炮”作为接触开端的，对中国人来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与列强侵略的帝国主义这两种形象叠加在一起。当中国人睁开眼睛学习西方时，这个老师却成为侵略我们的敌人。这种不良开端，导致了中西两种文化“濡化”过程的适应不良症，导致了长期的中西方冲突。东西方冲突的核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不幸，种种悲剧，都可以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找到原因。

由此我想到了佛教。

佛教也是外来文化，为什么它能在中国顺利的传播？

佛教从东汉，大约公元五十至七十年开始在中国传播，至唐代到极盛，流风所致，影响庙堂民间。这其中虽有几次“灭佛”活动，但都是局部的、短时的。佛教在中国的弘扬，甚至已远远超过其母国印度。佛教在一个完全异质的文明国家传播，不仅仅没有中断这种文明，反而激发了这种文明的活力。公元六世纪左右，日本大规模向中国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技术，包括学习中国的佛教。以鉴真东渡向日本传播佛教为标志，表明佛教在中国已完全发展成熟并具备对外弘扬输出的能力。有史料记载，日本僧人空海，唐宗时投长安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研习密宗，回国创立“东密”，在日本影响巨大，至今已传六十代，信众超过五千万人。

我的结论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顺利的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和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学和老、庄道学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实现了佛学的中国化。

只有把慧能，禅宗，《坛经》等等放在这一历史视角中去考察，才能体悟到其伟大的意义，只有从这一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才会发现，慧能不愧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领袖。

禅宗的理论源头

中国禅宗发展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朔到姚秦鸠摩罗什手下两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理论家，僧肇和道生。

僧肇，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高足之一。京兆长安人。由于家境贫寒，以代人抄书为业，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尤崇尚老庄。弘始三年（401）投鸠摩罗什译经，成为门下佼佼者，尤以精通般若学而著名。

僧肇的贡献，在于他在融会中外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完整而准确地阐发佛教般若学思想，特别是“非有非无”的般若空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肇论》，由《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几篇文章组成。围绕着般若之空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用中道空观解决了当时争论的有无，动静等问题，同时也以此沟通了出世入世，此岸彼岸的联系。他说：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

在《物不迁论》中，他发挥般若性空思想，从时间，空间角度论证世界万物看似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真实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只是一个假象。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他用这个例子说明事物“若动若静，似去而留”。

僧肇认为，客观世界就其本体而言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空”是“无”，但这种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表现出种种现象，从这些现象讲是“有”。但这种有是“假有”。所以，“有”和“无”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现象和本体应该结合起来看，不能偏执于一方。

早年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属于“格义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所谓格义，是指用老庄的哲学语言来解释和比附佛教的教义，使佛教教义更能方便地为中国人所理解，也称作“以庄解佛”。因为僧肇善于以老庄玄学化的语言来表达佛教的般若空义，深受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土人士欢迎，而且他的“动静一如”，“有无齐观”，“事理不二”等思想，他强调出世不离入世，使玄远的思想哲理转向现实生活的态度，把魏晋以来的般若学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禅宗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僧肇英年早逝，其后影响大的是鸠摩罗什的另一高足竺道生，亦称道生。古代高僧在姓名前冠以“竺”字，意味着他的老师是印度人。史称道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东晋隆安五年（401）投罗什门下，和僧肇一起翻译大、小品《般若经》。

道生时代，《涅磐经》已经译出。在此之前，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一阐提人（断了善根的人）除外。这个好像有点今天的“血统论”味道。所以道生认为，因为众生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亦可成佛。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算是惊世骇俗，因此他被赶出僧团，逐出京城。当后来新翻译出的《涅磐经》中果有一阐提人有佛性一说，与道生“合若符契”时，才使道生重新从异端回归主流，并且名声大振。他所主张的人人皆有佛性说流传极广，成为中国佛性论主流。人人皆有佛性后来也成为禅宗的重要思想之一。

道生是涅磐学派的代表人物，精通涅磐经，有“涅磐之圣”的美誉。其实道生的观点是他把佛教的观念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儒家认为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为了成圣人，而佛教认为修行的目标是为了成佛。既然“人皆可以成为尧舜”，那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像”。苏州虎丘至今仍有一人文景观，叫生公说法台，相传当年道生在此说法，顽石为之点头。他对中国禅宗理论影响最大的，是通过般若实相说，提出“佛性当有”的命题，把佛性、法性、众生与佛等同起来，把佛性作为众生的本性，众生的自性即是佛性。其定义在于，把成佛从对外在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内在自性（自心）的证悟，从而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道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论阶级，门第，种族，在成佛方面人人平等。

这是儒家的人文思想在佛教脉络中的体现。道生以庄解佛，彻悟言外，不仅为魏晋玄学，也为中国化的禅宗，做出了巨大贡献。道生之后，中国佛学界开始把注意力从“有”“无”之争转向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上。胡适高度评价道生，认为禅宗的顿悟理论开创于道生。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加深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

西晋“八王之乱”前后，北方贵族豪强为避战乱，大量南迁，史称“晋室南渡”。因为迁徙者大多为富户巨室，亦称“衣冠南渡”。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明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这次南迁，大大推动了以建邺（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刘禹锡著名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就是指晋室南渡的巨室王导、谢安。

南渡的大户原先大多信奉玄学，即老庄哲学，魏晋般若学的流行，受到这些士大夫的欢迎，出现了般若学与玄学的合流现象，使佛学传播到中国后第一次获得了与道家、儒家相沟通的契机。老庄的养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儒学积极入世的道德修养，与经过般若学改造的佛教学说融合，进一步开拓了印度禅向中国禅的过渡道路。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士大夫佛教者”和“有教养的僧人”，如王导的弟弟、堂弟，都是当时著名的高僧。

至此，中国禅学已经呼之欲出。

达摩到弘忍

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始祖。

达摩在中国活跃的年代，估计在梁武帝年间。史载，达摩是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通晓大、小乘佛经，梁朝普通年间（520-526）渡海达于广州，梁武帝遣使延至金陵，因机缘不投，遂渡海北上，游化嵩洛，落迹于少林寺，独自修习禅定，连续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

达摩的佛学理论主要来自《楞伽经》。这是一部对中国禅宗有极其重要影响的佛经。达摩认为，修禅只需要一部《楞伽经》就够了，因此，达摩一系，曾称为“楞伽宗”。许多禅师亦被称为“楞伽师”。

达摩将“入道”归纳为“二入四行”。

达摩认为：夫入道者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两种，一种是理入，一种是行入。

所谓理入者，就是从理性认知上进入佛门，通过对佛法的理解来帮助坐禅，体悟真如佛性，解脱成佛。达摩谓之“籍教悟宗”。他认为，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若要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它，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教……名之理入。

所谓行入，是从实践的角度讲。称为四行。一是报怨行，若受苦时，甘心忍受，都无怨诉，逢苦不忧；一是随缘行，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一是无所求行，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断定，无所愿乐。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一是称法行，无染无着，无此无彼，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

达摩认为，理入是悟道，行入是修行。仅仅悟道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中“修道”，修到究竟圆满。所谓“壁观”，并不是面壁而坐，而是指入禅时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凝住壁观是屏除杂念，心如壁立，由定生慧，证悟如来藏佛性。

其实，在南北朝时代，直至达摩来华为止，中国习禅的人很多，包括佛陀，僧稠等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后世禅宗只将达摩看成禅宗的始祖呢？这说明，后世重视禅宗沿革的，并不仅仅是其理论，而是强调行持，强调实践的。禅宗的一个重要宗风，就是以实践和体验，去开创人生的新貌。

达摩之后推动禅学发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道信。

道信，（580-651）河南沁阳人，出生于蕲州广济（今湖北广济），七岁出家。史记其师长戒行不净，但年幼的道信不仅没有随师长放逸，反而严格自持，“密怀斋检”，可见其年幼时就识器不凡。十三岁前往舒州皖公山（安徽潜山），师僧璨十二年，静修禅业。后受蕲州（今湖北黄冈）道俗所请，渡江北上，住黄梅西北双峰山，大弘禅法三十余载。道场兴盛，法音远播。最盛时门徒达五百余众。

禅宗初具宗门特点，起源于道信。在此之前，禅宗僧人都是托钵乞食，“行无轨迹，动无彰化”，一衣一钵，居无定所。从道信开始，在黄梅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致使僧人“存没有迹，旌榜有闻”。形成农禅并重的寺院经济规模。正是道信的努力，禅宗在长江流域一带开始扎下稳定的根基。

在禅学理论上，道信也有很大贡献。他的著作有《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两本，其理论特色是，戒禅合一；《楞伽》与《般若》合一；念佛与成佛合一。他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他强调“见道”与“行道”的统一。

道信认为，“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所谓心、佛及众生，是三五差别。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深刻揭示了心与佛的一致性、统一性、无二性。

唐贞观年间，太宗皇帝仰慕道信禅师，欲一睹风采，诏令其进京。但道信皆以年迈多疾婉拒，如此三次。第四次下诏时，皇帝发怒说，“如不起，即取首来！”使者在山门宣读圣旨后，道信神色自若，引颈就刃，令使者大骇！回报圣上，皇帝对道信愈加钦慕，赐以珍缯，以遂其志。

在道信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庄子的影子。

《庄子》在《秋水》中记载，楚王派人找庄子，要他当官。庄子说，听说楚国有神龟，死了三千年，被供在庙堂祭祀，受到尊崇？那人说是。庄子说，你如果是龟，是愿意做死龟受到尊崇，还是愿意做活龟在泥巴里爬？那人说愿意活着。庄子说，那你走吧，我也愿意做活着的在泥巴里爬的乌龟。

道信的禅学思想，由其弟子弘忍进一步发展。弘忍在双峰山以东建寺弘法，两地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称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是禅宗的重要里程碑。

弘忍（601-674），蕲州黄梅人，七岁随道信出家，三十年不离其左右。由于他性情敦厚，与世无争，又独善其身，精进不懈，深受道信器重。

弘忍的禅学思想，主要是“守本其心”。他认为，修行者所守之心，为“自性圆满清静自心”，也可称为“我心”、“本心”，“其如佛性”等等。这个“心”本清静，不生不灭，圆满具足一切功德，只要守住这个心，便自然与佛无二。

显然，弘忍把达摩系禅法中本已包含的如来藏思想倾向进一步发展了，突出了“自心”的不生不灭，特别抬高“心”的地位，众生只要“守我本心，则到彼岸”。

弘忍强调“守心”的禅法对后世的“南能北秀”都有很大影响。守住本心，如果立足于“行”，突出“观心”而息妄心，便是以后北宗的“息妄修心”；如果立足于“证”，突出行住坐卧其心不失，便是日后南宗的“直显心性”。

史书记载，五祖弘忍身长八尺，“生有殊相”，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弘忍只比佛陀少七相。尽管弘忍相貌庄严，但他却言语木纳。《楞伽师资记》中说他“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弘忍的这种生活态度，正是他的禅学精神所在，动静无二，语默恒一。

由于弘忍的佛法高深，当时影响极大，寺庙众僧多时七百余人，“时四方请答，九众师模。虚住实归，月逾千计”。禅宗从达摩到惠可、僧璨，一直处于异端和受迫害的状态，只到道信和弘忍在黄梅建寺开坛，形成东山法门，才开始在天下造成影响。而且禅宗传法定祖之说也是在弘忍时代完成，这是禅宗创立的重要标志。东山法门已经开始打出“传佛心印”和“教外别传”的旗号。教外别传实际是禅宗特有的“判教”，强调息言离经而突出“心印”，也是传东山法门各系所共同坚持的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