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六祖(下)

第四站 深圳弘法寺

从四会参拜完六祖寺，按原计划我准备去云浮新兴县参访国恩寺，新兴在唐代称为新洲，是六祖慧能的祖籍，相传六祖在圆寂之前，命门人在其故居修国恩寺，后在此圆寂，国恩寺和南华寺、光孝寺并称为六祖三大祖庭。由于客观原因，云溪未能成行，当晚从四会赶到深圳。不过，借此机会，我去拜访了弘法寺本焕长老和印顺方丈。

本焕长老今年103岁，佛教禅宗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接法虚云大师，是当今中国大德高僧，佛门泰斗。而且本焕长老也曾经任南华寺方丈。

据我所知，本焕是少有的能坚持苦修，具有坚定意志和信念的佛门弟子。他三十岁时发愿去五台山修行，行至保定，便三步一跪，五步一叩，沐雨栉风，日行三里。及至五台山，已数月余时间，两脚起泡，双膝磨茧。

在五台山闭关修行三年间，他刺指、舌之血，书写了《愣严经》等经书21卷，计二十余万字，震撼佛门。

一九五八年，大师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他身陷囹圄而禅心未灭，依然不懈修持。

汽车出深圳市一路东行，抵达梧桐山脚，风景秀丽的仙湖植物园，因有居士领引，直接去方丈室。方丈室布置的十分庄严，最引人注目的是本老的手迹，他在102岁时的书法条幅。

本老端坐在方丈室，侍者侧立，参拜者络绎不绝，由于他年岁已高，言语不便，我们只能参拜后与之合影留念，眼前这位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我们除了崇敬，还有良多感慨！

拜完本老，我们和本老的大弟子，现任方丈印顺饮茶，印顺一九七0年出生，湖北人，和我有乡谊，他又在北大读过哲学系，更加上一层缘份，加之他为人坦率，语言简炼，功底深厚，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从天到地，从史到今，十分愉快。印顺告诉我，他曾经受邀到中央党校去做过报告，主题是讲“佛性与党性”。我问他，这两者有一致性吗？他肯定地说，一致，完全一致！

第五站 黄梅五祖寺

离开深圳，我再返回武汉，计划去此行的最后一站，黄梅东山五祖寺。

虽然是湖北人，到五祖寺我还是第一次。

周日上午从武昌出发，沿武黄高速到黄石，再从黄石上黄黄高速，抵达黄梅，大约一百多公里。

五祖寺始建于唐永徽五年（654），是弘忍大师道场，亦是六祖慧能得法受衣钵之圣地。车出黄梅城关，大约十余公里，抵达东山，也就是当年的冯茂山。相传四祖道信住在黄梅西北三十余里的双峰山，弟子弘忍住在与此不远的冯茂山，继承和发扬道信的禅宗。因冯茂山位于双峰山以东，所以被称为东山，五祖禅宗亦被称作“东山法门”。

汽车从山门沿蜿蜒的公路盘山而上，直达山顶白莲峰。寺门高耸，上大书“五祖寺”三字，为赵朴初手迹，两边对联是：“上接达摩一脉，下传能秀两家”，形象的概括了五祖寺在中国佛学界的崇高地位。

昨天已联系好五祖寺方丈见忍，但他今天在省里开会，要晚一些才能返回寺里，先由监院维道接待我们，维道是湖北应城人，出家数年，先在归元寺昌明大师手下学法。后来他认为归元寺“太闹”，遂要求转来五祖寺。年轻的维道圆头大耳，憨态可掬，生就一副弥勒像。他引领我们到尊客室饮茶，讲起佛经来头头是道。《楞伽经》的“伽”字，我们以前一直读“jia”，听他说方知念“qie”，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为了等见忍方丈，我们在寺内游览，并沿“东山古道”一直登上山顶，在海拔八百尺的白莲峰顶，俯瞰四野，真正感到东山有王者气象，想象当年发生在这座寺庙的许多故事，想象这些人物对中国佛教界的重大影响，不禁肃然起敬。

当年五祖弘忍门下，出了两位了不起的大师，一是神秀，一是慧能，神秀“时时勤拂拭”，是主张“渐修”，而慧能“本来无一物”，主张“顿悟”，所以佛教史上，称为“南能北秀”、“南顿北渐”。

据史料记载，神秀，汴州尉氏人，自幼学老庄，易经，同时也修佛教，遍览经史，博学多闻。其人身高八尺，生得秀目大耳，有王者之风。二十岁时，在洛阳天宫寺出家，于永徽六年（655）到黄梅东山寺五祖弘忍处，随侍亲近达六年之久。神秀师于弘忍时，已经五十岁，但他一直以打柴提水等杂役服劳，严厉刻苦自己，渐为弘忍所识以致器重。

随侍六年之后，已有五十六岁的神秀，告辞东山，埋首于加意苦行，并在荆州玉泉寺以东的楞伽峯度门寺教化经法，天下弟子仰慕其德望，群来集会。但他犹独棲修炼，诚恳精进，其求道的志向与毅力，实在非一般人所能为。以致于弘忍曾经叹服地说：东山法门，尽在秀矣！

久视元年（700），神秀以九十高龄为武则天所召，延请入京，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亲加跪礼迎请，她说“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并经常向神秀问道，王公以下及京都世庶，闻风争来偈拜者，日以万计。被称为“两京法王，三帝门师”。

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以两京为基地，其禅法传遍大半中国，号称：“北宗门下，势力连天”。相比之下，当时的慧能则还局限于岭南一隅。在慧能去世二十年后，其禅法依然无闻。故宗密说：“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

我查阅过一些资料，禅宗南北两派力量对比的转换，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在此之前，慧能大弟子神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召开“滑台法会”，与北宗著名禅师崇远举行激烈辩论，抨击当时最有声望的神秀大弟子普寂的禅法，提出要“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辩是非”。

在这次辩论中，神会正式提出了禅宗的法统：即由达摩传二祖慧可，由慧可传三祖僧璨，由僧璨传四祖道信，由道信传五祖弘忍，由弘忍传六祖慧能的传法系统，断言当时声势极大的神秀是旁门。神会在这次大法会上，表现出了光明磊落，为法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各种威胁破坏，他宣布：“为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生命！”

由于神会慷慨陈词，南宗得以在北方地区传播。但离建立正统的地位，还相去甚远。

“安史之乱”爆发，朝廷为了战争，筹集军资，于各地设戒坛度僧，收香火钱，神会被推荐掌管开坛度僧事宜，为朝廷立了大功。平乱之后，被唐肃宗召入宫内供养，这才大大提高了南禅宗的地位。据史载，神会入宫后，为南禅宗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由郭子仪出面奏请，为达摩初祖立谥号；二是由广州节度使韦利启奏，将六祖慧能传法袈裟入内供养。从此之后，南北禅势力转换，南禅宗渐成为主流。

当然，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击了数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经济，而士族经济的崩溃，则导致依附于这一经济基础的佛教势力衰退，寺院被毁，僧尼逃亡，经籍散佚，“三宝”荡然。而游离北方经济中心，远在千里之外的南禅宗，反倒受到破坏较小，也许我是学经济学的，爱从经济层面考虑原因吧！

下午四时左右，见忍从武汉赶回，我们在方丈室交谈。话题从“人间佛教”谈起，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信仰缺失，道德崩溃，我希望佛门能对世俗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见忍深深赞成。他认为这是佛教的根本所在。因他后边还有法会，我们看见几位驾着挂北京牌照的悍马、保时捷汽车的年轻信徒入住寺内，估计是为他们做法会。不断有人到方丈室催促，言谈只能匆匆结束。但我感到，见忍方丈博学多闻，有弘法大志，日后可与之交流。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东山寺的主人弘忍大师。

弘忍俗姓周，黄梅人氏。七岁侍奉道信，随从道信在庐山习法十年之久。以后到黄梅双峰山，他三十年不离道信左右，深得其思想精华，创立“东山法门”。

弘忍在双峰山修行时，精勤于劳役，定力深厚。更重要的是他“口锁是非场”，闭口不谈人家的一切闲言，默默修持己行，用功辩道，广积阴德。弘忍的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述，是一个寡言的禅师。

弘忍的时代，佛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由于玄奘回国，使得长安佛教界一时热闹非凡，许多信徒狂热迎接唯识佛教的新时代，就连在长江流域一度繁盛的天台寺和三论宗，也由于南北统一而被长安佛教所吸引。但弘忍在如此形势下，竟能在冯茂山默默隐居，传行达摩禅风，充分显示了弘忍的非凡品格。

我在返回的路上想，是什么力量让弘忍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他没有把衣钵传给当时已经有深厚佛学造诣的神秀，而去传给一个尚未出家的寺院杂役？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历史又恰恰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正是弘忍大师的慧眼，成就了慧能，也成就了中国禅宗，成为中国佛学界的千年佳话。

心中的六祖

千里寻访归来，再来细读《坛经》，我深深感到六祖慧能对禅宗，确实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从达摩到弘忍，禅宗的发展日渐完善，其“中国化”的进程也日渐明显。但是，从理论体系上来说，仍然有些问题未得到圆满解决。

比如，佛教始终是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达摩认为：“含生同一真性”；弘忍説：“身心本来清净，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这有点类似于儒学中的“人皆可为尧舜”。但是，在佛性和人性的沟通转换上，还没有一条大道。如果佛性是绝对的光明清净，而人性又永远龌龊，那么“含生同一真性”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人很难真正做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

另外，如果从人性到佛性有着如此难以逾越的天堑，那么“凝住壁观”的禅定，只能解决一时的摒息妄念，并不能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长期立于佛陀境界。

还有，达摩倡导禅定的“行入”也好，“理入”也好，由于人性与佛性相去深远，因而只能渐渐通过修行来接近目标，永远不可能“一步即达佛地”。相反，这种修行由于“人”“佛”距离太远，太遥不可及，太艰辛，而让许多修行人望而却步。

从达摩到弘忍，这些禅宗大师的理论逻辑是：人皆有佛性，但这种佛性被“客尘”所染，用弘忍的话说，佛性好比青天一片，“为五阴黑云所覆”。这些污染人心的“垢衣”、“客尘”，既来自人心，又来自外界诸缘，所以，一个修行者要开辟内外两条防线，既要抵御外来“客尘”的侵入，又要防止内在心灵的骚动。神秀提出“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六祖慧能显示了他前任祖师的不同。慧能在肯定了“菩提般若之心，世人本自有之”之后，提出“迷”和“悟”的差别在一个 “心”内，通常修行者“不能自悟，需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就是説要请佛教禅师帮忙，但是，如果有人能明白“自心即是佛性”，就可以在一刹那间打通人性和佛性，叫做“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

慧能认为，“定”即是“慧”，犹如有灯就有光，只要认识到“自性即佛性”，就可以对“客尘”不加理会，只需守住内心，“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无需像神秀那样两面作战，既防外尘污染，又防心性纵逸。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见性成佛呢？慧能认为，只要自觉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就可以使自心超越一切分别，达到佛陀境界。无念，即心灵不存任何念想；无相，心灵不执着任何形相；无住，心灵不滞留任何思想。在慧能看来，坐禅已经不再是一个外在的结跏趺坐的形式，而是一种内在心灵体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

慧能认为，要达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只有采取“一行三昧”，就是説，在心灵中把宇宙万物、大千世界各种现象都看成是一回事，全身心的专注于这无差别的境界。这样，荣辱、得失、是非、有无等等都不复存在于心中，心中自然“无念、无相、无住”，没有一切束缚，达到真正的自由与解脱。

有了上述两点，慧能顺理成章的提出了“顿悟”说。由于“无念、无相、无住”完全是心理体验，由于“一行三昧”只是观念转化，无需结跏趺坐苦苦修行，便能“一闻言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在二十九节中自称为顿教，说一旦入顿教之门，便“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

这种理论体系的建立，的确有革命化的意义。

很显然，从“自性即佛性”，到“无念、无相、无住”的“一行三昧”，再到“顿悟”，构成了慧能的宗教哲学思想主线，也是《坛经》的理论逻辑体系。到此为止，他贯通了禅宗佛性和人性的对立，泯灭了净、染之间的界限，也改变了苦苦坐禅的艰难修行方式，打通了人佛两端。这些，对于那些很富于领悟力，注重精神超越的中国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条方便简洁的进入佛门之路，受到世俗界的一致欢迎。

说实话，慧能的禅宗理论，犹如一股清风，吹向了佛教界，他将一股灵秀之气，激活了中国佛教的禅宗精神，他使青灯黄卷的佛门充满了清新灵动的活力。

为了这次在北大的演讲，我千里寻访六祖，前后花了两个星期。回到北京，开始整理文章。我在想，六祖究竟在哪里？在韶关？在四会？在广州？在云浮？在岭南？都在，又都不在。仔细想想，六祖慧能就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