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继承传统还是适应时代

栏目编辑 杨建伟 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儿童读经在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迅速得到推广。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士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批评，认为这是一场违背“新文化运动”的复古行为，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读经可以说是“风靡”全国，各种国学班、培训班层出不穷。由此可知，“要不要读经”已经不能够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而成为一种事实。但是，关于读经的意义、读经的内涵以及方式是否能够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需要认真思索。毕竟每个时代都会生成一些新思想，同时也会根据时代的标准去淘汰一些已有思想，但被抛弃的观点相对于普世的价值准则而言并不见得是错误的，这就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前提。思想产生于实际，也要高于实际。我们只有通过对“读经”一事的深入、理性的思索，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才能尊重教育本质，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在此，我们不得不思考:针对时代的发展，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现代转化问题;不同时代背景下，道德是否有统一标准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继承方式;读经要尊重的是道德法则还是传统文化等，这些无疑是我们对此事的进一步思考。由于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以及发展方向。脱离了时代的背景、社会的背景以及人的发展需要，对任何事物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为此，我们约请了一些专家、学者，从时代变迁、社会变迁以及人性的发展等角度，谈了谈自己对“读经”一事的看法，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与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郭齐家 经典在每一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与引导作用，是灵感的来源，思想运动的来源，话语的来源，甚至是习俗民风的来源。文化经典在极深刻意义上参与塑成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世界。

文化经典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民族语言，他们起作用的方式既有“讲道理”，也有“熏陶”，还有“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以及“课本教材”等。文化经典，如古典“百科全书”，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道德伦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音乐学、仪式学、医药学等内容，其中蕴涵着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审美情趣等，是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是人生的课本、教材。中国文化经典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最权威的课本和教材，要靠一代代人的传承、诵读、解释，并在传承解释中发掘、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在《重估国学的价值》中说:“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雄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的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示范 所谓“经”，我把它理解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久经历史狂风暴雨洗涤和历史烈火煅烧与锤打仍具生命活力的那些典籍。它是人类社会中教人做人、教人做事的普遍常道和规范。

宋朝思想家朱熹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还说:“圣人教人，只是为己。”在回答人“初学当读何书”的时候，朱熹说:“《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却是随事答问，难见要领。唯《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乡，读《语》《孟》便易人。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在《大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就经典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说“明德”“亲民”和“止於至善”，“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儒家认为人生都是有“担当”，即使命或责任的。人生注定对他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皆有某种担当――责任。人的道德乃是人们实现历史使命的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修身”是人生的首要任务。《大学》一书强调:“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首先就是修德，就要“爱人”，“爱人”，就要首先践行“孝弟”，这乃是行“仁”之本;行“仁”之方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归结为一个字就是“恕”。“修身”的基本要求就是这个境界、这个层次，再高一个层次就达到了“仁者”境界，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即是孔子主张的“忠”。集中这两层意思，乃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做人”一旦达到这种层次或境界，那么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和处于什么层次，人人都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商不奸、官不贪，“见利思义”，甚至会“见危授命”，社会上就不会有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以及贪得无厌之龌龊行为了。而且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资源，大量地存在于久经历史洗涤、锻打的经典中。读经的目的是“为己”，即全在于应用，是要自觉应用于指导自己的思想与生活实践。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教育思想研究所所长 唐爱民 现代化断非隔绝传统的脱胎换骨，更非背离传统的数典忘祖，这一点都是无法怀疑的。为此我们以为，从儿童的道德成长和民族道德的传承视域看，引导儿童适当地读点经，还是很有必要的。

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和文化的快速变迁及其之于学校教育的影响，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渐趋被人们淡忘、遗弃，重拾经典，重读经典，对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和优秀传统道德的赓续具有补遗作用。就青少年的道德成长而言，要成为一个保有民族精神与气节的中国人，就应当通过阅读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各种经典并自觉地进行现代性的转化，而不是遗弃、冷淡、颠覆它，方能实现这一目的。历经历史沧桑而积淀下来的经史子集，蕴含着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充盈着仁、义、礼、智、信、孝、慈、恭、谦、让等传统美德，是青少年学做现代的、豪迈的中国人所依凭的重要素材。试想，与其让儿童沉湎于充斥着庸俗、暴力、感官刺激的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何不让其接近经典、感悟智慧、反思人生呢？“历史不能割断……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叶圣陶）“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经典阅读具有“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性，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吴宓）之目的。

读经之民族文化传承与儿童道德人格的建构之核心目的，决定了任何哗众取宠、造势走秀、趋炎附势、装点门面、宣传造势的举动都是滑稽可笑的;穿古服、着汉装、跳八佾甚或办所谓的“现代私塾”的做法，也都是不得要领的形式主义，是应该予以拒斥的。

总言之，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青少年自我道德人格建构方面看，引导儿童适当地读点经，还是利大于弊的。只要我们不先入为主地将传统视为陈腐的糟粕，只要我们合理地选择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文化读本，只要我们本着务实而非造势的态度，经典就能够焕发出其应有的道德教育价值的。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毕世响 读经，首先是和经对话，而不是对经的妖魔化。近代以来，“读经”在教育制度体系中时废时存，经的精神却一直是教育的灵魂。学术大家和思想家，哪一个不是从经里面走出来的呢？对经的批判是读懂经以后的体认，下工夫读懂几部经，才能取得话语权。如，《伐檀》是《诗经•国风•魏风》中的一篇，是中学老课文，多少老少中学生都记得“坎坎伐檀兮”，也记得课本的阶级斗争立场:“战斗性的民歌”，“被剥削者与剥削者面对面的斗争”。对经典妖魔化的体认，仍然是今天一些专家的中学生的阶级斗争水准。不体味“河水清且涟漪”的神韵，不体味伐檀者激昂的生活意境，只把伐檀者看成可怜的“受剥削者”，这才是可怜的人。哪里会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样自由、妙曼、旖旎、旷远、凝深的诗经精神韵味？不懂得伐檀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不进入诗经作者的精神世界，这样的读经，不读也罢。

读经在于清醇气质。天下没有不可以批判的经典、思想或人，只是，要有批判的资格。一批判他人就显露出无知的学术穷酸相，批判读经不是行为艺术的某种隐喻诉求。也许，正是对“经”的妖魔化批判，导致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的衰落。

“经”属于传统文化。人身上应该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种气质，传统文化气质使人有底气，现代文化气质使人有朝气。人要做“文化贯通的人”，不要做“单向度的文化人”。气质的改变无非读书和道德行为二途，读书使人气清，行为使人气醇。读书在于读经典，读经不仅在于知识，在于清醇气质，更在于使人悠远。

以读经为体认文化。“经”是农业文明下的文化，农业文明下的教育文化以读经为根本，“经”是教育的全部。农业文明下的教育不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真切的关系，教育在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读经是一个全人活动，极其讲究意韵，那是气质的凝练。《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张潮在《幽梦影》中，如许体认读经之意境:“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

工业文明即海洋文明下的教育逐渐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然而，书，或者经，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读经是什么味道，已很难知道了。海洋文明下的教育文化，仍然以经为教育内容，虽然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如果读经的话，应该以读经为体认文化。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郑航 人是道德的存在。人的道德，一方面源于日常生活中自在的文化熏染，包括经验常识、行为准则、礼节礼仪、风俗习惯等的自发影响，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自觉的文化学习，包括知识的接受与建构、价值的审视与判断、行为模式的识别与选择等。“读经”是一种有目的的、系统的、持续的教育影响活动，可以成为儿童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学习。因此，笼统地讲，儿童“读经”之于道德教育，并无不可。

可是，文化即“人化”，“人化”在于价值与意义。在道德教育视角上，“文化学习”便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有意义学习，它要求学习者能够在学习中发现或确证价值、获得或赋予意义、感受或体验情感、形成或改变习惯，从而有利于自己“成人”。这样，儿童“读经”之于道德教育成为可能，除了需要考虑“经”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以及合乎何种道德之外，更需要着眼于“经”能否“被儿童化”，“读经”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儿童自觉的文化学习诸方面。

拿前者来说。虽然在道德标准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国家）确实存在差异，但道德关涉“美好生活”，因而总是与伤害、福祉、公正、权利等紧密相连。“经”之为经，就在于“经”所蕴含的道德价值，折射出古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普遍意义，故而，对于今人也就不乏启示。不过，“美好生活”总是现实的主体人不断“过”着的生活，它虽然需要从过去吸取养分，却主要还是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始终需要现实的主体人在“过”生活的过程中去识别、去扬弃。无视于此，夸大“读经”之于道德教育、之于“成人”的意义，甚至期望通过“读经”来“救赎”现实、“成就”未来，至多也只能是一种良善愿望。至于说“读经”有利于文化传承，这点自是不假。但是，文化传承决非文化“守陈”乃至食古不化，它旨在文化建构、文化创新，这就必须以活化文化为前提。在这二重意义上，“读经”之于道德教育成为可能，便要求教育者必须既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又有基于“美好生活”的道德信念。如果出于个人偏好（抑或信仰），或者由于盲从，甚至基于现实功利，则需另当别论。

就后者而言。在形式上，部分蒙学经典，诸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确实具有了“儿童化”的特点，它们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在教师指导下，儿童阅之，琅琅上口，了然于心。不过，多数文化经典却并非如此。至于内容，文化经典虽底蕴深厚、意味绵长，但成于过去、反映传统，能够让儿童自己产生“文化自觉”，却并非易事。于是，要让儿童自己对“经”有所认识而觉悟，“读经”就必须做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以便在成人引导下产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并与儿童的叙事心理相契合，以求激活道德思维、激发道德想象、提高道德敏感性。以儿童诵习《百家姓》为例。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便可提及古代家庭生活中的子从父姓、行跪拜礼等，引导儿童与现实生活相比照。这种做法，便有利于深化儿童对“尊重”“孝敬”“平等”等的认识。“读经”如果只是拘泥于“诵习”，甚至是差强人意，让儿童烂熟于口、倒背如流，便有着莫大的局限性，毕竟人的道德及其形成与对古代文句的机械记诵并无内在联系。即使出于提高人文素养的长远考量，也值得商榷，因为让儿童熟记古今警句格言，更有利于达成此种目标。至于“读经”中着汉服、行拜礼之举，除了满足成人的某种崇古心理和审美需要之外，似乎并无实质意义。

江苏海安实验小学教师 夏登高 2007年，我在一所学校尝试开设过一门经典阅读课，我是把这门课程当成校本课程来设计的，授课对象是六年级学生，授课内容是《论语》选读，每周两节课。为何选择《论语》作为经典阅读课的内容，其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论语》一书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李泽厚认为，《论语》一书的思想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教体系、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之中，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作用。读《论语》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寻根、思想寻根的旅程。二是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匡亚明说，研究中国古代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要以孔子为起点。从纵的方面看，研究孔子可以追溯前代;从横的方面看，以孔子为起点，是研究诸子百家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另外，研究孔子还可以通过孔子及儒学的命运变迁，了解孔子身后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历史和文化变迁轨迹，以及孔子学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三是因为当代学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疏离和隔膜，待到有了阅读需要的时候，往往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书，无从下手。我们现在必须给学生一个支点。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一文中介绍，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开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论语》言不太深，旨不甚远，作为一个以记言为主的文集，多用口语，明白易懂，简约质朴，语句大都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读起来节奏明快、音韵谐和。

在开展读经活动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三个原则需要坚持，即文本选择多元化、解读辨析现代化、学习方式多样化。

一是文本选择多元化。阅读文本博采众家之言，不仅仅定于儒家一尊。即使是儒家经典，也要去粗存精，选择适合儿童学习的，与时代精神相符的作品。我在设计这门课程时，是想以“《论语》选读”为试点，先从高年级开始尝试，逐步探索适合小学各年级段的经典阅读内容。二是解读辨析现代化。“读经”是为了涵养学生性情，提高道德修养，丰厚文化底蕴，而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做穿长褂，拖辫子，摇头晃脑的秀才。所以，在引导学生阅读时，要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辨析其中精华和糟粕。阅读的姿态要平视，不要仰视，更不能把经典神圣化，战战兢兢地跪着读。三是学习方式趣味化。要以轻松活泼的方式，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引导孩子阅读经典。推广读经，王财贵有六字真经，即“跟我来，大声读”。蒋庆推荐两个字，即“诵”和“背”。不可否认，阅读经典，缺不了必要的诵读和背诵。但是，仅仅是枯燥的诵、背，容易挫伤孩子的积极性。我想，完全可以通过翻翻漫画书、讲讲故事、读读绘本、诵诵童谣、看看动画片等学习方式，来增加经典阅读的趣味性。蔡志忠先生有一套中国传统文化漫画，极其生动。我曾经编写过一个《孔子传》的故事，还和几个朋友一起，把孔子的故事编成了一本图画书，在《七彩语文》上连载过。这些都是我们这门课程生动有趣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