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目岂容混珠

时间:2022-10-02 09:43:09

从收藏的角度看,“陕西专号”值得推介的门类和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单就近现代书法而言,无愧于“书法大师”之誉者非陕西于右任(1879~1964年)莫属。

干右任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民主革命的先驱、教育家、书坛巨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艺术品市场上,其书法作品备受追捧,成交率与成交价一路走高,尤其是一些传承有绪的作品更是屡屡创出天价。

2007年11月,北京诚轩秋拍,一副于右任1927年所书八尺魏碑五言对联(图1),以97.44万元成交。紧接着,于右任20世纪40年代初为其子于望德学诗习字而作的《草书杜甫诗册》以101.92万元成交价格又创纪录(图2)。至2009年10月,北京中贸圣佳15周年庆典拍卖中,又有两副于右任对联分别以89.6万元和112万元成交(图3、4)。

就一般的拍品而言,如今,只要是于右任的书法真迹,其价格较之三四年前基本上涨了100%以上,甚至达到200%~400%。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现象也使得赝品有了可趁之机,混水摸鱼者渐多,且水涨船高,一些赝品竟然得以一路绿灯,并卖出令人乍舌的天价。下面试举几例以证。

2009年12月19日,杭州某拍卖公司秋拍中,第1352号拍品《于右任行书韩愈诗四屏》(图5)在开拍前的预展中被撤拍。应该说,作为一家颇有声望,并拥有强大的百年品牌的拍卖企业,此举显现出其对市场、对自身的高度责任感。

这是一件被精心伪装的赝品。因为与这件拍品的内容、书体完全相同,章法布局完全一致的所谓于右任书法四屏,此前已两次仅以略微变化的尺寸,分别出现在2004年12月的北京某拍卖行秋拍的专场(图6),和2008年11月的北京某拍卖公司15周年庆典拍卖会上(图7)。

与京城的两件类似拍品所不同的是,西泠拍卖公司原计划推介的这件四条屏,其图录别说明,此件作品曾被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于右任书法集》收录,四屏每轴均有书画家俞涤凡题签。

坦率地说,限于手头资料的欠缺,笔者没有找到天津出版的这个集子,因此,也无法知晓该书法集是否收录了于右任书写的这一内容的四屏作品。假如真收录在集,也无法知晓出版物中所收的四屏是否就是西冷拍卖中的这四条屏。这里面的“假如”太多了。问题在于,假如上面的设问都是真的,笔者仍然断言,这是一件赝品。同时,2004年和2008年在北京拍卖的那两件拍品同样也是赝品。

首先,我们从附图(图5~7下方文字)所标注的作品尺寸,以及每件作品落款处的钤印位置可以判定,这是3件相似却又有所区别的赝品。为了确认无疑,读者还可将这3件赝品中的同一个字(例如第4屏第1行第7个字“为”)的用笔用墨、书写效果仔细比较,相信也会得出这一结论。

那么,为什么说这3件拍品均为赝品呢?笔者曾在京城的拍卖预展中,亲眼目睹图6、图7所示作品。在参观中,除了感觉其书写用笔不畅、运笔停滞过多、墨色浮于纸面、印泥鲜亮轻浮以外,还明显看出勾摹作伪的痕迹,如图7的前3屏上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脏墨。总之,3件拍品缺乏于右任作品生动流畅、气韵自然的特点,终显板滞,生硬无法。至于西冷拍卖中的这件拍品,其作伪者为使人们对这件东西产生一个传承有绪的印象,颇费心机地又为每屏填加一个俞涤凡书写的签条,然而弄巧成拙,欲盖弥彰。4个签条上的用印按理说应该是题签者俞涤凡的名号印,但细看四屏签条上的钤印,没有一个是清楚的,我们只能看到4个不完整的双圈。4个签条上的真、草、隶、篆书写水平实在太差,我们参照俞涤凡(俞明)在其画作上的题识(图8)与之比时,孰真孰假,一目了然。拉大旗作虎皮这是作伪者惯用的伎俩,我们见得太多了。

笔者之所以认定图5、6、7均为赝品,除过上述几点原因外,更有台湾任汉平先生搜集出版的《于右任先生遗墨》为证。

任汉平是台湾著名的书法教育家,同时也堪称研究于字的权威。他60多年前到台湾后,首先进入当时的监察院工作,得以追随于右任先生左右,尤以晚间侍奉于右任写字为多。其在目睹、聆听之余,细心地将每幅字拍照留存。后来,任先生又尽可能地广为搜集,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于右任先生遗墨》50余种。

我们可以将上述3件拍品与1988年6月出版的《于右任先生遗墨》(中堂-第5辑)中收录的“于右任书韩退之古意”(图9)作一对比。虽然出版物中没有注明其尺寸,但我们只须将四屏中第3轴第1行中的“长”字,以及第4轴第1行的“宗”字仔细比对,就不难得出结论:3件拍品极为相似,但又绝不是《于右任先生遗墨》中所收录的原作。再参以上笔者所见、所识,只能断此3件拍品为赝品,而且极可能是依此书所载真迹勾摹,甚至是在赝品之基础上再次勾摹而成。

据《雅昌艺术网》记录,图6成交价为6.05万元,而图7拍前也被撤拍(流标)。

上面我们例举了3件勾摹而成的干右任书法赝品。而今形形的伪作,其作伪手法更是各出奇招。

2009年12月20日,北京某公司四季拍卖会第961号拍品为《于右任楷书六言联》,尺寸约为八尺巨制(图10),底价8万~12万元。从书写风格上看,应为于右任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但细读之下,感觉这件拍品中上款的书写风格明显与联语及落款的书写风格不甚一致。另外,对联的内容笔者也似有些印象。在认真翻阅了许多资料后,终于在2005年1月15日台北出版的《景行行止――于右任逝世四十周年纪念集》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件拍品是依据该集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提供的于右任作品(图11)造假而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干右任真迹是八言对联“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华夜碧大河前横”,书于1922年8月,上款书“仲毅仁兄正之”。真迹中上款的书写与上联内容穿插避让,和谐有致,而与落款的书体风格一致,并遥相呼应,浑然一体。赝品只是将八言对联改为六言对联,其无论是书写用笔,还是每个字体的形态,完全是依真迹勾摹而成。只是造假者为了掩人耳目,未敢勾摹真迹的上款。那么,赝品中上款“趾轩仁兄正之”莫非是造假者凭空捏造、随手书写而成?非也。在2005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的《一代草圣-三原于右任书法艺术》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答案:该书收录的由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收藏的于右任行楷《总理遗训》中就有“趾轩仁兄正”的上款(图12)。两相对照可知,赝品中“趾轩仁兄正之”的前4个字即由此勾摹而来,而后两个字“正之”则仍依八言联真迹上款勾摹而成,这种勾摹之中加带使用掐头去尾、移花接木、东拼西凑之术,也颇费心机。

可悲的是,这件赝品竟然以44.8万元拍卖成交,并位列该场书法作品成交价的第一位!值得警惕的除了这种作伪手法之外,还必须注意,这件赝品附有“入境单”。

其实这种掐头去尾的赝品还可例举不少,2007年12 要作品《总理遗嘱》(非墓表、墓志,图22)。值得注意的是,于右任在使用这种画有界格的纸张时,与前述所写《昆明缪母高太夫人墓志铭》时基本一样,首先了解所书内容的字数,仔细考虑格式布局,除标题和落款处不画界格以相呼应外,遗嘱内容一字一格。第2段另起行前,则在第1段末尾下方只以竖线为栏,而无横格。所以说,这张朱丝栏是为书写这件重要作品而专门设计的。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所刊载另一件于右任书《总理遗嘱》为证(图23)。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右任先生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而反观拍品六屏所用朱丝栏,每屏都是通栏界格,丝毫看不出专为书写这一墓表的种种考虑和设计,也丝毫反映不出书写这种特殊文体的布局安排(刻石时间应提行另写等等)。这更进一步证明,这是在捡得的几张旧时打满界格的朱丝栏上勾摹而成的赝品,其母本即于右任书《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的刻石拓本。

第四,拍品六屏在拍卖前的宣传中,谎话连篇,欲盖弥彰。

2008年6月初,为力推此赝品,又推出刊有名人、学者的推介文章数篇。造假者通过这些骗写的文章欺骗公众,谎称这件六屏墨宝是“上海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藏品一上海准备出版单行本行世”,还“准备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刊出单行本,以志纪念”,同时“此书法作品即将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因而“上海朋友在长安立等序文”等等。事实上,在他们欺骗专家学者写文章的时候,这件所谓的于右任作品已经印在即将开拍的拍品图录之中了。如果真是“上海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藏品”,怎么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呢?如果是准备为辛亥革命100周年作出版纪念,又何以匆匆将其拍卖呢?更何况,它还不是第一次拍卖。这件所谓的上海“馆藏”的六屏书法在两个月前,即2008年4月9日,就已经在北京华辰拍卖会上出现过。据记载,当时的成交价为61.6万元。

50多天后,这件东西来到西安,在骗了名人、学者之后,又骗了收藏爱好者。220万元啊!如果上4年大学本科的花费需要20万元的话,这220万元可以上多少次大学啊!

在鱼龙混杂的于右任书法拍品中,还有不少随心所欲、胡抹乱涂、粗制滥造的赝品。

例如2010年元月,西安一家公司的第375号拍品(图24),此作以所谓的草书写就,虽无具体书写年代,但其既无于右任早期标准草书那种循规蹈矩,笔轻毫慎的状况,更无其成熟期那种草书点画的质感和力度,结构松散,毫无流美飞动的草书韵律,形似一盘散沙。

撇开理论上的东西暂且不谈,在这幅拍品中,有两个字的写法闹了笑话,第1句“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乌”字写成了“鸟”字,第2句“江枫渔火对愁眠”中的“火”字写成了“白”字的草体。这能是干右任的作品吗? 再看北京那场四季拍卖,其70号拍品是《于右任草书七言诗》(图25),底价不高但却以6.16万元成交。但拍品细笔太多,其中“秋”“艇”的行楷写法在整幅作品中显得突兀,毫无干右任后期自然柔和平稳的运笔韵味。尤其是拍品第3行在书写“闲梳鹤发对斜晖”“翻嫌四皓曾多事”两句时,“晖”字右偏旁的一竖写出了头,成了错字;“嫌”字的右偏旁上部也多写了一道弯,这些都不符合于右任所强调的标准草书必须“字字标准、笔笔皆活”的书写要点(此拍品亦附有“入境单”)。

在本文收尾之际,笔者又看到今年3月21日即将在京拍卖的一件所谓于右任民国30年(1941年)行书七言诗(图26),此作实在拙劣不堪。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书法实践中,其行书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初,草书也开始于此时期。到40年代初,其对标准草书的驾驭已日渐成熟,笔力劲健而左右逢源,率性挥毫而风规自远。反观此拍品却以行楷写就,处处败笔,毫无用笔之法可言,实在是不堪入目。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拍品中的内容是于右任所作的《诣翠亨村》三首之一。于右任在初次创作中写的是“山围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闻道家人述家世,儿时耕牧履无根”(图27)。后来经修改定稿,此诗前两句未变,后两句改为“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并作为于右任1932年所作而载于多种出版物。由此可知,不管初稿还是定稿,此诗第1句都始终是“山围海绕翠亨村”而非拍品中的“山环海绕”。

举了这么多例子,笔者不禁要大声疾呼:警惕赝品,谨慎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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