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中审视 孟子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古人云：义与利，人之所良友也。人字的结构就好像义与利相互支撑一样。正义，在个人层面其端正行为，符合道义。在社会层面，其建立公正公平道义的制度。谋利，即谋取利益。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人性光辉所在，后者是生命延续所据。

一、由古及今，义与利之辩

义与利之争，由来已久。在《论语》里，孔子多次谈到义与利，大多是对义推崇赞赏，对利大加讨伐。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孟子》开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写孟子见梁惠王，拒绝言利。孟子认为，王、大夫、士和老百姓都以利为上，互相争利，国家就很危险了。在孟子看来，利为万恶之源。对于孟子这一番拒绝言利的话，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开头就赞叹道：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末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看到了西汉经济繁荣的景象，但他又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时代，所以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开篇便谈读《孟子》的感受，表明他对孟子义利观的仰慕。

战国时各国的国君都是把利放在首位的，他们想统一天下，纷纷行霸道而不行王道。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当年孔子一样，风尘仆仆，周游列国，结果一事无成。虽然他的义利观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首肯，但对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想从当时流行的老庄哲学中挣脱出来，恰逢硕儒董仲舒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正统且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到了宋代，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旧法新法之争给孔孟的义利观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王安石的新法带有更多的利的因素。司马光则以义击之，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浓重的土地上，沾上了利就不堪一击，尽管王安石几次沉浮，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义与利的一次生死较量。

二、孟子之义利观解读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义后利、以义统利、见利思义三个层面。

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

以义统利。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名利、求自尊的欲望。“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强调“见利思义”，在各种利益面前要坚守理性和道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三、与时俱进，以义导利

其实，义和利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早在春秋时，齐国国相管仲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论断，我们可以把它看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的最早论述。正是对利的追求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以义导利，不是以义制利，才能使社会的财富极大地丰富起来，这是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

孟子的义利观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弘扬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义利观，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与时俱进，以义导利，我们的民族才会强盛，我们的国家才会兴旺。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社会物质文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令人遗憾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却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丑恶现象。究其原因，是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个人享乐至上，于是一切向钱看，贪求物欲的满足，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孟子义利观中倡导的先义后利、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价值观和价值选择原则，对于扭转现阶段我国社会上价值观念的混乱局面，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即价值观，反对金钱至上、坑蒙拐骗、见利忘义、不讲诚信等不良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赣州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