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的音乐贡献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寓教于乐”的主张,在我国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刻苦习乐上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它在音乐上辛勤耕耘的硕果,是我国音乐史上一笔宝贵的遗产。

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终年七十三岁,他在音乐上的高深造诣是与幼时的家教分不开的。孔子的童年,家庭清贫,二十岁左右便在曲阜达巷胡同学习“六艺”。“六艺”中的音乐是一门相当重要的课程,由于孔子好学不倦,掌握了多方面的音乐技艺:如击罄、鼓瑟、弹琴、唱歌、作曲、填词等。据说他还当过吹鼓手。吹打乐即时民间音乐的一个门类,它与宫廷音乐、庙宇音乐、官府音妓科班相比,是低层次的民乐,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只能在主家门外吹打。礼祭婚丧嫁娶,生寿荣禄以及岁时节令街头、广场祈求五谷丰登,消灾求雨等等。《论语•子罕》曾说:“我少也贱,故能做鄙事。”贱即是家庭清贫,鄙事就是鄙人之事,“鄙人即是郊野之人”也就是乡下的劳动者。这是孔子以“士”的身份参加下等人的鼓乐队。由此可见,他热爱音乐之深。在春秋时代等级制度的制约下,孔子能与下等人同乐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在习乐的态度上庄严肃穆,刻苦认真,不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是决不罢休的。《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如:孔子跟师襄子学习《文王操》一曲记载:“孔子曾学琴于师襄,十日不返,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间曰:有可穆然深思焉,有可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 人……非文王孰能为此也……盖文王操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跟师襄子学弹《文王操》琴曲,师襄先后四次劝说孔子琴曲你已学会,可以学新曲了,而孔子仍埋头苦练,直到掌握了手法的技巧,领会了琴曲志趣和神韵,体会到作者的为人风貌,并深有所思说:此曲除了周文王外还有谁能作此曲呢”孔子学而不厌、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实为后学者效法。

《论语》开章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不只是对弟子这样说的,自身也是这样做的。如:孔子至齐,学习《韶》乐,《韶》乐是上古时代的乐曲。古有九韶,虞舜乐名。《列子周穆王篇》缉有:“奏承云、六、九韶、晨露以乐之。”承云黄帝乐,六帝喾乐,九韶舜乐,晨露汤乐。”今在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竖着一座石碑,碑文为“孔子闻韶处”五个大字。均以证明孔子在齐不仅听到《韶》乐还在那里学习了“韶”乐。但要说明的是:从虞舜到东周上下千多年的历史,历经了改朝换代,刀光火战《韶》乐失栓传了。传说到了周代,周公去齐看望姜太公时,路过山角下,见一少女手持玉,清音婉转地吹着曲子,曲词唱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周公深有所感地问少女,奏的何曲?唱的何歌?女子回说:奏的《韶》曲,唱的舜作《南风》之歌。周公入耳不忘。回鲁后,便把曲子追记成乐谱。传说孔子习《韶》就是周公后成的乐谱。

孔子对《韶》乐视为尽善尽美的乐曲,废寝忘食地循着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的规律和清浊、长短、疾徐、哀乐、刚柔、高下、周疏相济的要求,百弹不厌,以达大成。后来当孔子周游列国时,“去卫过陈遇匡,孔子状类杨虎,匡人拘围五日,弟子惧。孔子曰:王文既没,天不在兹乎。匡人其如予何?匡人曰:吾初以为鲁之杨虎也,遂解围。据说当时孔子盘腿于席,琴置于膝,静心会神地弹《韶》乐,匡人在《韶》乐的感触下,放下武器,停止前进,坐下来静听《韶》曲,最后终于辨认出孔子。

同志指出:实践,认识,在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孔子从音乐实践过程作出理论性地论述。如:“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敫如也, 绎如也以成”。(《论语八》)这就是说:“乐曲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蓓蕾,轻轻地舒展开来,和谐、协调、接下来,由小到大,高低相间,节奏分明;到了高潮,或激昂慷慨,或庄严肃穆,或低沉悲壮;结束了,还余音袅袅绕梁不散,似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不难看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竟能提出这样的音乐论述,在我国音乐史上是了不起的首创,实为我们引以为豪。

孔子的音乐主张是和孔子的哲学思想“仁”分不开的,而“仁”和“礼”是互为里表密切相关的,仁是核心,礼则是仁的内容和方式。“礼”和“乐”的关系相连《礼记•乐记》记载:“乐也者,功于内者也,礼也者,功于外者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在孔子认为通过感人肺腑的乐曲,能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来表达《仁》的蕴含。

《论语• 灵公》中提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到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就是说喜欢有节制的礼仪音乐,喜欢陈述他人良好的德行,喜欢交接很多贤德朋友都是有益的;喜欢骄奢淫逸的娱乐。喜欢花花世界浪荡闲游,沉溺于大吃海喝的饮宴,则是有害的。

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手哉?乐云乐云,钟鼓云手哉?”(《论语•阳货》)这是说人世间,礼仪难道只是对瑞玉和束帛赠送吗?难道音乐就是敲敲钟击击鼓吗?不是的。(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夹谷会盟”地记载自明:“定公十年春,会齐侯夹谷,齐奏四方之乐,于是 挥旄羽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发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唱起文姜爱齐侯的歌曲)孔子曰:匹夫而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不难看出齐景公与鲁定公在会盟中,齐以粗野蛮横武舞和以低级下流的音乐来威吓与玷辱定公时,孔子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当场加以反对和强制,赢得了外交的胜利。

孔子不仅对外如此 ,对鲁国内违犯礼乐的人和事,也是坚决反对。如季氏用“八佾舞于庭”佾是指歌舞的行列,按照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礼”的规定,天子用八佾的行列,诸侯用六个行列,大夫用四个行列。季氏照“礼”只能用四个行列,可他竟用了八行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这是季氏极不人道地僭越行为,就该判罪。孔子在《论语•八》中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是说“礼乐”之中,如果把仁的精义抽出去,便一切都没了。世界上哪里会有没有人情味的礼乐呢?礼乐到了没有人情味的程度,那就是所谓的“礼坏乐崩”了。

春秋末期的孔子,在他的音乐观上,认识到音乐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提出了音乐有“香花”和“莠草”之分,并将真善美的音舞文化视为政治思想“仁”的服务工具之一。这在我国音乐思想发展上是起到一定影响和作用的。

孔子在音乐上信而好古。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又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意思是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朝的木车,穿戴周朝的衣冠,欣赏“韶”乐“武”舞。摒弃郑国奢靡的音乐,疏远奸邪谄媚的小人,因为郑国的音乐奢靡过度,沉溺其中会消失人的意志。这就不难看出,他把《韶》乐与夏时、殷路、周冕归为一类,加以赞扬;而把郑乐与乌合之众,低级下流的靡靡之音合在一起,加以贬斥。其实,郑国的音乐是代表当时社会的新派。这说明孔子在音乐上的保守思想的一面。再如:《论语•问宪》载:“子击罄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罄手。”既而曰:“鄙哉!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载!未知难矣”。意思是孔子在卫国。有天正在击罄, 一位担着草筐的人途经门前说:“这罄声含有志于以天下之心为心的人啊,可惜对世道的变化孤陋寡闻呀,没有人知道自己就算了吧,其不闻水深则和衣泅渡,水浅则撩起衣裳而过的道理。何必固执不化呢?”孔子听后无可奈何地说:“真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了。”这表明了孔子听到知音菏篑人说他不知于时是进,固执不化时,是有所触动的。

应当看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旧的统治势力在日益卑弱,新兴的压迫集团在逐步形成,在这样日新月异的动荡中,他对时代的变化有着切肤的感受,因此他的思想也在随时代而渐变。所以,他在晚年收集整理《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多篇情歌,不难看出孔子的音乐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转化之中。

总之,孔子毕生热爱音乐,孜孜不倦地习乐,他在音乐的实践活动中,认识到音乐的潜移默化的艺术魅力,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来说,是很可贵的。他对音乐作过透彻地研究,对音乐规律作出了理论性的论述,在今天还有一定价值的,他视音舞文化为政治思想的服务工具主张对我国音乐思想发展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杨红燕:泗水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