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文化与现代银行制度建设

摘要：曾经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具有一套独特的商业伦理观，主要表现在诚信至上、义利相通；勤劳保富、质朴节俭；以人为本、和气生财；群体精神、同舟共济。在时代和环境的变革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和创新驱动，这些商业理念反而成为了票号衰亡的重要因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当前建立和发展现代银行制度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也应高度重视道德制度化。

关键词：山西票号；经营思想；现代银行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

山西票号是我国现代银行业的雏形。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山西票号在国内95个城市中的总分号数达475家，在日本、朝鲜等国也派设分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3县成为全国金融调拨中心，票号以自己的“聚散全国金融，而能使之 （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博得“汇通天下”之声誉。山西票号曾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100余年，对我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许多的研究和史料都证明了地理位置、经商传统、大商业世家及醇厚的商业人才成长的氛围等因素在票号成功历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本文认为票号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才是票号成功的最根本的内部原因。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挖掘山西票号经营文化及其理念的精髓，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票号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实践

山西票号的经营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山西区域文化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先秦诸子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见利思义”，“利从义生”等经济伦理道德，宋明理学亦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当时的山西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碰撞、融合的缓冲地带，既有少数民主刚毅自强、勇于创新的精神，又深受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传统文化熏陶。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义利商业伦理观：即以道德约束为基础，以信义为中心，以诚信笃实、重义商德、节欲薄利、和谐团结为特点的票号经营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至上、义利相通

儒家提倡的“先义后利”、“贾而好儒”、“诚信无欺”、“市不豫贾”等伦理规范成为票号经营活动的道德准则。山西票号之所以在100多年中根基稳固，首靠信誉卓著，“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治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庚子之变使在京各行纷纷息业，惟山西票号身价大增，原因就在于“信用”二字，“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券最足可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再自庚子之变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号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弃不昧，此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介休富商范永斗，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封为“皇商”，隶内务府籍。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市井民谣中“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秤平、斗满、尺满足”反映了晋商诚信的美德。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票号经营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商业经营中，难免会有借钱不还、失信毁约的事情发生，晋商一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义”字当先，从不逼人于危困。祁县富商乔致庸在总结自己的经商之道说：“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票号终因保持着良好的信誉，而在市面上发挥着“千金之票，欲金得金”作用，清政府的官吏更是予以票号“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仅以一纸为凭，信也”的评价。

“诚信重义”对票号的经营管理和制度设立有很大影响，如在与客户打交道过程中，山西票号建立信约公履制度，对债券债务的清偿，设定标期与标利，过标时及时偿还的就获得进一步的信任，否则就抬高合作的门槛，依靠信约的公履制度来约束违约风险。在人事的管理上，票号的东家与经理之间是一种“东掌关系”，即以信义为基础的和约关系，不需要任何保证。票号还坚持用“义利相通”的观念来教育约束员工，在大掌柜与伙计间、伙计之间、商号与商号间，以关公的忠义为榜样，树立诚信的企业文化。

（二）勤劳保富、质朴节俭

由于晋商最初是靠长途贩运起家，靠着勤劳、勇敢走出了一条南从浙闽两湖，北达俄、蒙、新疆的“茶盐之路”。清初有记载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干劳瘁、耐风寒……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 ，因此，儒家提倡的“勤、俭、廉”就成为了山西票号经营的道德规范。乾隆《祁县志》卷四记载：“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当时很多的晋商家祠堂供奉着祖宗创业的讨饭碗、货郎担、算盘、背褡子等，告诫子孙后代记住创业的艰辛；山西票号在号规中要求不许奢侈浪费，告诫员工“以俭养德”；在乔家大院老宅门上至今还可以看到有“慎俭德”三字，同样昭示着山西人对勤俭的践行。

康熙皇帝评价晋商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人之长在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雍正五年 （1727年）年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贸易开通以后，西客商人荟萃于此，居住生活、运输交通，蔚为壮观。有称：“所有恰克图贸易山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 山西商人因勤俭而受人称扬。在节俭慎重的意识下，山西票号非常重视资本的积累，采取“预提护本”、“严防空底”方法进行管理，防止经营的风险导致的资本流失。

（三）以人为本、和气生财

“和”为晋商经营的传统商业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和谐相处、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生意才能兴旺发达。与业务伙伴建立“相与”是晋商票号和气生财的重要方式之一，“相与”及要共事牢靠才与之进行银钱往来。如大盛魁商号有一条规矩：一经选中“相与”的手工业加工户，就要世代相传，不随便更换。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商号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常家天亨玉商号在经营不慎破产还债抽资的时候，曾向“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千两，依靠“相与”关系维持生意，最终渡过危机。另一种方式是与异地同乡通过商会、会馆加强联系、相互协助。晋商依托会馆或祭祖祀神、或商情议事、或公开解决矛盾纷争、或倡导慈善义举。

票号人本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票号的管理制度方面。票号东家为激励员工把生意做好，创造了“人身股”制度和两权分离的企业治理机制。“人身股”，谓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商之”，如同当代股权激励政策，起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作用。两权分离的“委托-”制度中东家与掌柜各负其责，东家不干预掌柜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中有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等原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和谐观、义利观。

（四）群体精神、同舟共济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即有和谐团结、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票号深受影响，例如山西票号李宏龄即著有《同舟忠告》一书，内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票号的群体精神是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如明代万历年间，蒲州（山西芮城）张四维（1526-1585）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三家联姻增强了竞争的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的大盐商，两个家族基本垄断了山西的盐业。山西人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养成了不愿背井离乡的习惯特性。不管票号规模有多大，总号大多数设在平遥、祁县、太（谷）三地。票号人员的外地生活则要依靠会馆、商馆，共诉乡里之谊，讲帮靠，协调相互关系，形成很多商社群体；晋商每到一处，则组织商会、建立会馆。各店如同一家，彼此联结起来，互相提携，一致对外，应对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形成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常以商会名义制定行规，协调商务，处理纠纷，与地方政府和其它商帮交涉商务纠纷，维护本帮利益。晋商行会还具有组织市场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团结教育商人、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等职能。凡地方义举，像修桥、铺路、建寺、修庙，晋商无不解囊捐助，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杭州瘦西湖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

二、票号经营思想的发展缺陷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可逆转地步入衰落。先是在挤兑风潮中，许多票号倒闭，元气大伤。到1914年，在北京的20多家票号，除破产清算者外，尚存16家，但营业已属惨淡。1914年10月，日昇昌票号倒闭，标志着票号时代结束了。关于票号衰落的原因，学术界已有诸多讨论：如著名金融史学家洪葭官认为：“从全部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战争、货币、政治（政策）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著名经济史学家张国辉认为：“作为一个行业，票号既然不能主动地适应历史的变化改变自己早已过时了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法，也就难怪它们在新形势的面前明显地缺乏竞争能力。” 研究山西票号多年的黄鉴晖认为，除了不良的社会环境之外，山西票号衰落还有如下原因：第一，“银行业竞争使票号业务被夺”；第二，“票号经营上的守旧和腐化使倒账损失不断增加，经济实力减弱”；第三，“政治动荡使票号经济上遭受严重损失，使其失去喘息的机会，在信用危机中一蹶不振。”第四，“票号无限制地扩大放款，犯了银行业经营业的大忌，早就决定了遇到大的挤兑风潮必然倒闭的命运”。刘建生等人则认为包括票号在内的晋商衰落有多种原因，如：“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国内外事局不靖”；“北路贸易的货流发生了改道”；“清政府的肆意压榨”；“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陋法”；“清政府，失去了靠山”；“后期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他们还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票号衰亡的根源。 毫无疑问，这些看法都包含了合理的因素。但是如果从文化制度的角度看，山西票号独特的票号文化在给其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票号文化没能与时俱进，票号经营管理模式没有相应地创新，没能很好地和现代文明对接，是票号衰亡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就是：随着票号经营环境的改变，以人治为中心的企业治理结构缺乏制衡，以信义为基础的诚信缺乏制度保证，以中庸为准则的经营策略缺乏创新驱动。

（一）以人治为中心的企业治理结构缺乏制衡

首先，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儒家文化是人治，晋商的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人治，两权分离是建立在知人善用的基础之上，依据的是传统文化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思想的前提是你所用的必须是好人，这个前提下，东家和大掌柜之间的权责利不一致的这种有缺陷的制度设计才能起好作用。一旦知人不善，就会出现败德行为。特别是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其次，经理负责制这种充分发挥经理才能的制度，本身受中国传统封建性的影响，带有很大家族血缘家长制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其他员工的利益，使得其他员工只能靠“顶身股”的物质利益为动力，而得不到道德驱动力。这样，就为其以后的贪图享受埋下了伏笔。

第三，山西票号倡导的群体精神并不能真正的同舟共济。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票号后期由于各票号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w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所以，加上清末的战乱纷争，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二）以信义为基础的诚信缺乏制度保证

山西票号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坚持诚信原则，“无论官商款项，从未错误，但由外行失信于票庄者，从无票行失信于外行者。况经咸丰年间发逆之乱，地丁银饷皆有票庄汇兑，从无错误，有案可查。即今年庚子之变，从无以款失信，此为中国商民所共见公闻。” 但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混乱，环境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制度保证，票号原来一些以信用为基础的、约定俗成的、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了负面效应。如票号信用放款的倒账风险。信用放款曾在经济景气时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再加上清末政局动荡，投资的潜在危机日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单纯的以诚信为原则的信用放款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了。但票号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在19世纪90年代后，改变一贯谨慎的作风，大量发放信用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甚至动用了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护本”，加大了票号倒闭的风险。

总之，山西票号坚持的诚信文化，是建立在初级信用的基础上，是和票号初期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如果说在没有扯下“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封建时代是一种有效的经营手段的话，那么在由封建信用制向资本信用制过渡的时期，此一种经营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三）以中庸为准则的经营理念缺乏创新驱动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创新是票号前期发展的内在动力。票号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发展迅速，汇通天下，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是和它在许多方面的创新分不开的。如货币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相结合的机构创新，将货币资本和实业资本结合在了一起，类似于今天的“银企结合”；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首次明晰了产权，明确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责 ，比l8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股份制还早100多年；“顶身股”激励机制的创新，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股票期权非常相似，而它却比1952年最早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早了130年；风险管理中的银行密押制度创新，是现代防伪技术的源头，对中国和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保证资本充足率和提取风险基金的资本金制度创新，保证了票号资金的流动性等等，山西票号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创新中发展壮大的。

然而创新能力的丧失则是其后期失去优势乃至衰亡的重要原因。其根本原因还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票号文化的核心，讲究中庸之道，凡事不过头。“凡事以道德信义为依据”，从而在思想上限制了票号决策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票号发展后期，由于票号的决策权基本上掌握在日渐老迈的大掌柜手里，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权力与地位，更多地出现了人治的特征，导致了经营目标和个人目标发生错位，窒息了经营者创新的积极性。另外，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墨守成规，刚愎自用，漠视资本主义的进入和商业模式的革新。因此到了清末，时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进行改革创新，以求自存，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思想及经营管理模式为时代所淘汰。

三、票号经营思想对现代银行制度的启示

李宏龄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写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票号的辉煌虽已过去，但其兴衰的历程给后世留下了诸多思考，其兴衰的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有重要启示。

（一）应立足于本土文化，必须和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来匹配。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社会道德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社会经济却处于地域分割状态。山西票号提倡道德、利益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正适应了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从而在长时期内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商业经营理念不能脱离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而必须植根于他所在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实际上，与中国传统企业组织一样，西方的公司制度也有其背后的文化理念的支持。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理念都涉及到一个信仰问题，这不是能够仅仅由于制度的功力效用而被简单地搬来搬去的。真正成功的制度移植，是基于本民族文化组织逻辑的再造。中国建立和发展现代银行制度，在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和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银行制度之路，才是最佳的选择。

（二）现代银行制度发展必须与时俱进

现代银行制度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任何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都要与时俱进。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管理理念。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遗产，不该抛弃和忽视。但为了发扬这些理念，又必须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指导下，对它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山西票号独特的管理文化和管理理念，使它走向了辉煌。而同样也是这种思想和理念，成为票号发展的制约因素，束缚了票号创新的动力，成为票号衰亡的主要原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说：“环境变更，思想亦当随之而变，苟执而不变，此之谓不达时务，以前票号之归于淘汰，皆由于此。” 同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种道德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教条，更何况现代银行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体制，因而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必然会随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随着先进管理文化、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修正和发展。

（三）发展现代银行制度应高度重视道德的制度化

要发展现代银行制度，必须研究在现有条件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制度。道德制度化，就是制度要体现道德的要求，每个员工只有遵循相应的制度才能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保障。道德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如果制度不合理，不能体现社会道德的要求，强调个人遵守制度就失去了道德意义，银行也就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反之，如果制度是道德的，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会受到制度的保护，而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成功的现代银行制度，首先在于能否在制度建设中体现道德精神，这是个人履行道德准则的前提，也是银行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山西票号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道德没有制度化，以“义”为基础的诚信缺乏制度保证。

事实上，任何理想的制度在理论上由于不考虑人性的弱点，因此是机会主义的和理想的。但现实中的制度制定者和管理者都是具有经验性和现实人性的人，制度的实施也往往会受到多种力量交互作用，也会受到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个体道德发展的影响。古代圣贤的世外桃源，把理想的模式建立在人得高度的道德完善且道德自觉上，没有提出具体的道德制度要求，结果反而在制度上为不道德行为留下许多漏洞。这种过于理想的体制一旦运行，必然会产生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山西票号的衰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注释：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②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序》，1917年太原监狱石印本。

③ 李宏龄：《同舟忠告》，1917年太原监狱石印本

④ （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

⑤ （清）四明蟫伏老人：《康熙南巡秘记》，上海进步书局，民国5年版。

⑥（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六十四。

⑦ 李宏龄：《同舟忠告》，1917年太原监狱石印本。

⑧ 张国辉.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M].中华书局，1990.

⑨ 黄鉴辉.山西票号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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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兴盛的商帮——徽商，采取了聚族经商的形式，东家与大掌柜集于一身，长期不得分离。因此，晋商是最早实现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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