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起源钩沉

时间:2022-09-04 11:18:26

票号,是以埠际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专营机构,经营存款、汇款、汇兑三大基本业务。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诞生。虽然国外银行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在中国设立机构,且规模和覆盖面不断扩展,但一直到19世纪60~70年代,山西票号仍稳据国内金融市场,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运行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考证:票号的起源

发迹于15世纪末的晋商,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它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晋商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身经营的需要,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关于山西票号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徐珂《清稗类钞》也讲:“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是康熙朝说: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记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铺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四十年《康熙南巡秘记》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以上记载说明早在清康熙时国内即有票号)

三是乾嘉时期说:据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记载:“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於前清康熙、乾隆时代。”在山西太谷县发现的《后续重修北院禅堂碑记》记述了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沈阳、太谷有广盛号、元章号等13家商、票号捐银。《布施碑》中有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志成号、协成号等多家商、票号捐银的记载。

四是道光初年说: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根据史料认为,在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引用《重修仙翁庙碑记》记载各商号捐款名单和数额,西裕成捐银120两,名列榜首。关于日升昌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流行的主要说法。

票号诞生后,特别到咸丰以后,晋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遥达数万里,款项汇通天下。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圣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晋商的踪迹。当时的山西票号主要集中在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在票号全盛时代,太谷县成为山西省商业中心,亦即华北金融枢纽,商业势力遍及全国。美国人称太谷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中心”“中国的华尔街”。

钩沉:票号的产生

山西票号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产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或帐庄。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多数也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在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作如下解释:“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镖局是在当时社会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即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太谷、祁县为形意拳之乡,均开设有镖局。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数额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如何既安全又快速地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随着社会动荡、土匪四起,镖局运现逐渐变得不安全。对于山西富商来说,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应运而生。

溯源:为什么是山西?

“大清帝国”在嘉庆以后就渐显衰象,到道光年间,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便江河日下,气数殆尽。然而,晋商这支活跃于明清两代的强劲商旅却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衰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道光初年创建了票号,并在此后的七八十年间,奇迹般地创建出晋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鼎盛时期。笔者以为,票号在山西产生和兴盛的主要原因如下:

从明代兴起的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票号的建立需要拥有大量的周转资金,并广布分店,晋商具备了这种条件。

晋商自身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为了适应营销需要,这种机构的出现既极大地方便了需要运款的商人,也给票号带来了颇丰的经济利益。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山西因其晋商网络,就产生了票号,结束了我国官府或商人异地运款采用的镖运方式,汇款者持一纸汇票便可到异地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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