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1 02:59:09
明末，张家口“贾多山右（指山西）人”，已是晋商活动的“市易边城”。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时期，曾设多家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代。会馆宗旨一般是防范异乡或外乡人的欺凌，主要任务是为同乡同行业内部服务。
会馆，亦称“公所”，它是都市中同乡同行业的封建团体。张家口的会馆多为山西商人所建。据《万全县志》记述，清代初晋商建的会馆有：太谷会馆，祁县会馆，榆次会馆，介休会馆。以后山西孝义、汾阳等县商人也先后在张家口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均建在张家口桥西上下堡。有些县的会馆在民国年间改叫“晋义社”，其任务和作用与会馆相同。
据（《国朝献征录》通贡传）记载，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十三日，山西大同得胜堡、宣府张家口马市正式开市，这时山西商人就出现在张家口，他们有雄厚的财力，逐渐控制了塞外张家口内外贸易。
到清代康熙年间曾出现所渭的“商人”。据清乾隆年间《万全县志・志余》（当时张家口市区属万全县辖）记述，“商人者……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其8人中率先来到张家口做生意的是介休人范永斗，早在明代他的祖先范至刚就是大商人，历经八代至范永斗。据清人蒋良骥、王先谦摘编的《东华录》一书记载，清军入关之前，就从东北派官员到张家口采办军需物资。“商人”都为清军积极效力，立下很大功劳，受到清政府的嘉奖，有的被封官，有的赐给特权。据清嘉庆年间《山西介休县志》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平定北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时，“商人”范永斗之子范毓 ，自费筹办军粮，支援前线作战的清军，立下功劳，被清廷赐太仆寺，二品顶戴，成为清代第一个皇商。所以范氏祖孙四代，在清朝百余年间，是既有权有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为当世名门望族。康熙帝对山西有功的其他商人赏赐黄马褂、“双龙红贴”等，还请他们入宫，康熙帝当面表示支持山西商人在张家口一带做生意（时人称他们是皇商、官商、政商）。因此，这商人在张家口经商不仅有特权，还有很高地位。他们在张家口都开有商号，通过他们的“拉引”，山西人来张家口经商的越来越多，初有商号百余家，后来的发展到1500多家。据《万全县志》记载：“这里交易商品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000两白银”（相当今天60多亿元人民币）。山西商人之间形成了关系网，为了维护同乡同业内部利益，不受外人欺凌，自发的筹建了民间组织――会馆。
会馆一般是由一家组织筹办，多家投资，共同所有，共同支配。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同乡人和同业商号。如同乡人有困难来投，会馆按所订章程，进行接待和安排，管吃管住不收费，回家时还给路费，有的还给安排工作；有病者免费就医；如有死亡者可埋入会馆置的义地里。榆次会馆是由车辋村常家牵头、多家商号出资办起来的。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开办的会馆要数太谷会馆（为太谷县曹、王两家主办），其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为诸会馆之首。太谷会馆座落在张家口市桥西东关街东口路北，座北朝南，高门楼，门楣上方有一块横匾额，上书“太谷会馆”4个刷金大字，笔力苍劲，引人注目，据说此字出于山西大书法家赵铁山之手。馆内为两进院子，有房30多间，院内植有各种花卉，环境极为幽静。太谷会馆每年秋天要唱三天戏，免费供市民看。戏台就设在会馆对面，建筑极美观，小巧玲珑，墙为磨砖对缝，上部刻有花鸟鱼虫，墙壁上的彩绘为“戏出”，今尚能辨认戏名。
会馆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会馆的发展是同封建社会某些时期政治相对稳定，文化发达，经济比较繁荣极有关系的。清康熙、雍正后，直到乾隆、嘉庆两朝，是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建立会馆的发展时期。据清代藏书家汪启淑的《水曹暇录》记述：“清代数十年来，山西商人在张家口争建会馆”。
会馆一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与文化、政治有密切联系，一种与商业经济有密切关系，前一种占多数，后一种占少数。清代时山西在张家口的商人为了议事、联络同乡感情、以及寄居单身客商，均在张家口建立了大小不等的会馆，以服务来往的同乡人。
会馆是山西商人特有的封建式的乡帮结合，使他们之间和舟共济，互相提携，呼应灵便，脉络贯通。晋商实为财赋之源，因此，清政府把不少晋商招为内务府皇商，以便抚慰和利用。由于晋商有权有势，“拉引”大量山西人来张家口做生意，除使张家口的人口快速增长外，也使经济命脉完全被山西商人所控制，“京帮”商人根本进不了张家口晋商贸易市场。
而今，山西商人开的10多家会馆大部已作为它用，但旧址尚在，旧貌尚存，能清晰可见，如太谷会馆原址早在70年代就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但会馆前的戏台至今保存完好，墙上彩绘壁画和其它遗迹还依稀可辩。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