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理批评”

摘要：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与地理批评派的创始人、法国利摩日大学哲学系波特兰・维斯法尔教授就当代西方文论的前沿思想“地理批评”的提出、缘起、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理论突破、创新意义以及在文学批评中的实际运用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对话与探讨，朱立元还介绍了现当代中国文论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研究文学史、进行文学批评的某些尝试和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

关键词：朱立元；维斯法尔；地理批评；对话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005-008

2016年11月18日，正在巴黎进行学术访问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专程来到利摩日大学，会晤该校哲学系波特兰・维斯法尔（Bertrand Westphal）教授，两位学者就文学研究的空间理论，特别是地理批评（Geocriticism）这一当代西方文论的前沿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对话、讨论和交流。对话对于我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建设应不乏启示和借鉴意义。经维斯法尔教授同意，将此次对话翻译整理，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理论和空间批评成为西方学界，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重要思潮，而近十年来在法国和美国崛起的地理批评（geocriticism）流派，可以说体现了最为晚近和“前沿”的当代空间批评走向。法国利摩日大学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被公认为地理批评派的创始人，他不仅首创了“地理批评”（Géocritique）概念，他的著名文章《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学批评》（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也被J为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文献。他出版于2007年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一书，已被译成多国语言，产生了广泛影响。

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翻译的二位学者的对话，对谈人物均以姓氏简称。

朱：我今天很高兴见到维斯法尔教授。

W：我也是，很高兴见到您。

朱：据我所知，您长期研究的“地理批评”在法国和欧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是不是属于法国空间理论传统里的一种？

W：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空间理论，却并不必然是法国理论。它是不是一种法国理论要看情况，取决于这个理论是法国的，还是“空间”是法国的？这个理论并非预设用来所指某一块特定领土，但可以说，它的构建主要依靠法国理论，比如德勒兹的“解域化”概念（déterritorialisation）。因而“地理批评”是属于一个关于领地的动态分析，它假设所有的领地都不是固定的――它们“解域”（se déterritorialisent），又“结域”（se reterritorialisent）。这就是德勒兹。

十年前，也就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我开始写《地理批评》时（2007年出版），主要有三种语言的理论启发了我的灵感。毫无疑问有法语理论，比如德勒兹、福柯；还有意大利语以及英语理论（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后殖民理论）。

最近，我对全世界尽可能多的理论保持兴趣。我尤其对非西方的理论很感兴趣。比如，中国思想作为文化参照，可以让我找到非常不一样的元素，为“解域化”理论进行构建。在使用英语的国家，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得非常好，有印度裔理论家霍米・巴巴、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等；还有，我们必把拉丁美洲考虑进去，那里当下有很多理论进展，有非殖民化理论。拉丁美洲视觉艺术同样也很重要，如在阿根廷、墨西哥。我有意拓展面向世界的理论视野，目的是在于打开尽可能多的文化参照，用来反抗某种理论上的“种族中心主义”。因为当我们在选择理论时，我们有可能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尝试反抗任何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本能反应，必须在理论选择的层面进行。我们尽最大可能从不同理论中获取灵感来反抗“种族中心主义”――对于我来说，也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中国也很重要。

朱：您对中国思想关注，想要作为文化参照，我很高兴，正像我也非常关注法国理论，包括您的地理批评理论一样。您刚才谈到，您最初产生地理批评这个想法的来源有法国的理论大师福柯和德勒兹的理论。据我所知，福柯有《空间、知识和权力》这样重要的关于空间理论的访谈，还有《他者空间》的讲演，以及《权力的地理学》等著述；当然，还有德勒兹的《千高原》等相关著作。

W：是的，就像您所说的，福柯的确是影响了我。“他者空间”，这是福柯一个关于“空间”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关于“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非常重要。

不过，对于我来说，德勒兹的影响是最大的。首先因为德勒兹哲学是非常诗性的。他总是不太被哲学家所欣赏，但非常受到文学研究者的欢迎。他的写作风格简直宛如作家，有些东西非常美。比如在讲述他的“解域化”理论时，德勒兹将其比作宛如龙虾的一条线。在“解域化”中流逝的一条线，仿佛一行龙虾行走在海的深处。在上面或下面我们都看不见它们，只有不动的水。其下的是这条逃逸的线――呈现为一行我们看不见的正在前进的龙虾。这都是非常诗性的一些图像。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这都是惹人爱的东西。

其次，德勒兹的哲学是开放的。“地理批评”并不关闭空间，也不能闭锁在理论里，它需要让事物尽可能地敞开。德勒兹的《千高原》激发了我非常多的灵感。《千高原》里的有些篇章，我们可以杂乱地读，不按照篇章秩序来阅读。这是非常德勒兹的！德勒兹使用一个法语词叫agencement用来表达整理、安排事物的整体。《千高原》是一本让读者自己来安排如何去阅读的书，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地来阅读。其实，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开放的理论，一个我们可以将其应用在我们对他的阅读里去的理论。我的《地理批评》也是如此，它打开尽可能多的领域，它并不封闭话语。这就是德勒兹对于我来说非常有魅力的原因。我甚至不敢读太多德勒兹，他太迷人了，乃至让读者产生“模仿”的现象。

朱：综合以上这几方面因素，“地理批评”这个理论是构建在以上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吗？是不是这样？就是说除了这些影响之外，您怎么会构想出“地理批评”这样一种理论？您觉得它创新的地方在哪里？

W：除了理论的启示，也有一个经验性的维度。因为在90年代，我对地中海周围不同国家的城市发生了浓厚兴趣。我写了一系列关于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岛屿的文章，比如巴塞罗那、里斯本、撒丁岛、埃及，摩洛哥的丹吉尔、突尼斯等等多达15个城市，我想描述丹吉尔、巴塞罗那、里斯本等等不同的城市。

我想，如果我要去比如丹吉尔这样一个城市，我会读什么呢？我不会去读一个旅行者的书，我会读15本左右从不同角度来讲述丹吉尔的小说类书籍，再将它们打混，来看大家如何再现丹吉尔。这会让我知道关于丹吉尔的种种陈词滥调。

在法国学术训练中，我们必须给自己做一个详实的学术简历，或需要一些证书，我考了研究指导的资格。因此1997年那时，我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写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地方被很多作家书写。我的视角发生了转向。那么这就要追问关注点的问题――对于空间有多个关注点，不同的视角相互交叉。这时开始，我开始厘清了“地理批评”这个想法。

朱：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W：第一次关于“地理批评”问题的提出，是1999年在利摩日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那次是我第一次使用了“地理批评”这个词。我还记得我是怎么找到这个语词的。这并不容易，因为要去找到一个不曾存在的词去讲述一些东西。我想到过“地理诗学”（géopoétique）一词，但这个词曾经存在过，是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肯尼斯・怀特是诗人和学者，是主要生活在法国用法语写作的苏格兰人。当然，“地理诗学”这个概念和“地理批评”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但对我有启发。最后，我发现“地理批评”是行得通的，而且从来不曾被人使用过。

朱：“地理诗学”概念提出后好像有人用过。

W：是的。这个理论发展得不错。在法国和加拿大的魁北克被不少人使用。“地理批评”这个概念现在在魁北克也发展得不错。魁北克人对空间问题很感兴趣。这是必然的，因为那里有广阔的空间，延绵无边。

朱：刚才讲的这几方面给您带来了一些灵感，您提出了这个理论。那么如果“地理批评”运用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也就是说，拿这个理论来批评文学作品，按我的理解似乎有不同的层面。第一，“地理批评”是否涉及文学作品产生的地方、地域。这个产生地域的文化背景、风俗对作家会产生影响。结合作家地域来进行文学批评，是不是批评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从作家角度看，如果按“空间理论”来解释，作家写作是否有个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内心的空间，也就是说他虚构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不同的作家即使在描写同一个地方，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此外，“地理批评”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是否还有其他的维度或其他的内容？

W：是的。的确，我们将不同的想象给予同一个空间。我们并不强调每个个别的作家。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我们的参考文献里有很多书，有很多的作家；而我们强调的是一个空间，特别是一个场域（le lieu）。然后，对于一个场所的再现是处在不同观点的交叉口。这些观点各各不同，并烙上了作家不同文化的不同印记，简言之，是不同的作家和艺术家给予了它们不同的再现。这个交叉口并不永恒存在，它处在一个动态的视野里――空间是流动的。在《拟真的世界》（Le Monde plausible）和《子午线的牢笼》（La Cage des méridiens）里，我发展了这个观点。

这是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很久以来，我们就对同一个场域，或某地区的空间有不同的再现。这未必是一个宏观观察下的空间，这是一个微观观察下的空间。一个场域在不同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拥有多样的聚焦点。特别在中国和美国，每个区域的差别是那么巨大，比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完全不一样。

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微观观察下的空间，我越来越对宏观观察下的空间感兴趣。特别是全球空间，因为对于整体的反思越来越重要了。这个大维度是变得越来越宏观化的“全球”，这在美国有非常多的研究。人们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这是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地理批评”的一个维度。如果我是在“世界文学”里，那么全球化对地方性的冲击有什么呢？翻译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翻译，将会发生什么？美国的艾米丽・阿普特（EmilyApter）关注到了翻译的问题。她说的是“不可翻译性”（intraduisiblity）。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不可翻译性”，第一是，一个词无法被翻译；第二是，我们是否有权利对所有的书都进行翻译。比如，我们在美国，我们要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简单地翻译中文这个语言（这本身就已经是个问题了）。以“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问题还在于，如果我翻译中国文学，那么这对中国文学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因为我必须选择一些特定的作家来翻译，这个“选择”是单纯的、无可指责的吗？您看到问题了吗？这未必一定是中国人想翻译成外语的作家，而是美国人所要想翻译的作家。在美国被翻译的作家，很可能并非是那些公认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很值得研究。

朱：您对微观空间和宏观空间的区分很有道理，作家创作中描写某个场所时的想象空间是微观的、个人的，而站在全球高度作跨国、跨地域的思考则是宏观空间了。您又从宏观空间角度提到“世界文学”和文学翻译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新意。我想这也属于“地理批评”的内容之一吧。另外，您是否在《子午线的牢笼》这本书里应用到了“地理批评”？

W：是的。我在Minuit 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书：《地理批评》《拟真的世界》和《子午线的牢笼》。《地理批评》主要是方法论，它广受欢迎，也很成功，因为它是关于“空间”和“空间转向”的方法论，它是分析的。《拟真的世界》没那么受欢迎，但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在这本书里我分析了空间（espace）和场域（lieu）的关系：空间可以转换成场域，也就是说，一个敞开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场域。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殖民的问题，特别是，我试图做一个关于古代和笼统意义上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分析。我也同样尝试思考其他的空间。因此，也有一点儿关于中国空间的分析。很遗憾，我不能直接读中文文本。我对中国人所理解的空间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与欧洲完全没有共同点。我x过地理学者Augustin Berque，他说过了一个“稻田”的概念。欧洲人想象出一个“稻田”的概念：“我有一块稻田”，我是一块稻田的所有者，当某个时刻我将其开采尽了，我会在旁边宽阔的地方开垦另一个块地。这是个非常西方的原则，这就是殖民的思维。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在中国并不是这样的，“我有一块稻田”，我是中国人的话，与其说找一块新的地，我会培养好这块地，让其增产，这完全不是一个殖民的思维，因为我不需要走出去。14世纪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他航行得很远，却完全没有占领的想法。这和欧洲人的逻辑非常不一样。

朱：从殖民思维和非殖民思维角度来区分西方与中国处理空间与场域关系的不同方式，我觉得有创意，虽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准确。

W：比如horizon，中文叫“地平线”。今天我们都像一种自然反应一样感知地平线。比如在海滩，看到地平线，我们会怀疑它，有时我们会想要知道在那条想象的线的更远处是什么。事实上，horizon这个词很晚近才进入欧洲语汇。1550年左右著名诗人龙沙曾经在一首诗里用过horizon这个词。他需要做脚注来解释它的意思，因为那个时代的读者普遍不理解horizon是什么意思。直到中世纪，人们才创造了horizon这个词，之前并没有这个词。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需要用一个词去表达“那条线”。那还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因为存在着超越――超越有限性。不需要去表达“那条线”，意味着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有限的。根据超越性，我们是需要去发现和探索。事实上，那是个没有“水平线”的视野，那个时代的视野是垂直的，是神学的、神性的，是精神性的。我们不需要一个“水平线”视野。中国不一样，我们看到中国画，那是一个层层迭起的视野。看中国画，第一个景色高山，中间有流水、云雾……和欧洲不一样，中国有流动性的概念，水和云雾是流动的，这是道家的空间观。“水平线”在古代中国同样不存在，是19世纪通过日语进入中文的。

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语言来看像horizon（“地平线”）这样的词非常有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进入各种不同的语言里，它们在各种不同语言的历史背景中各不相同。这时，语词不在语词自己里面，是概念使之如此。因为语言是懒惰的。语言在它需要的时候，它才去使用一个词，否则没有这个必要。当需要表达horizon，我们才去找一个词，否则没有这个必要。

有趣的是，类似欧洲语言里的horizon这样的现象，在印度语和阿拉伯语里我们也可以问一样的问题。在不同的一系列的语言里去研究这一类词是很有趣的，我们会看到“观念史”。

朱：关于中国画我可能有些与您不一样的观点。花鸟画就不说了，就山水画而言，我觉得没有明确的地平线。中国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概括的是中国画是散点透视。这并不是远处看过去有一条地平线那样的视野。也不仅仅是垂直的。

W：在西方我们有个自然反应――从下面进入，自下而上去看画。尤其是西方古典画，都是从下面往上看的，因为有个垂直的等级，神圣的等级。中国画有另一个不一样空间观，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任何一个点进入中国画里，这像是在环行，山水是宇宙的一个形式。

水平线概念的出现，让我们可以停留在表面，不再有垂直等级了，不再有神圣性――因为最上面是最完美的。当社会变得更世俗化了，当“上帝”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16世纪，horizon就开始出现了，慢慢地发展出来了。当然那时“上帝”依然重要，但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重要了――不再占据所有的空间了。而从美洲大发现开始，我们看到了世界广阔，我们不仅仅像以前那样看世界了，我们开始看到世界横向维度的广阔无垠。

朱：这个我同意。我看到欧洲风景画，特别是17世纪以后荷兰的风俗画，地平线是很明显的，神圣性减弱了。中国比如“清明上河图”很长的卷轴，是从上面向下面看，根本就没有地平线概念。这跟欧洲古典绘画，要从下面往上面看是不一样的。

W：中国画，是的，因为没有垂直“神圣性”。是一个力量，我想里面重要的是中间流动性的云雾和流水――那是生命。

16世纪，当horizon概念始见端倪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风景画。我们开始组织我们的空间观，开始对周围感兴趣，对远方感兴趣。在欧洲，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从上面看，绘画里开始表现“下面的”城市。穹窿高处的视角，这就是大卫・哈维说的“鸟瞰”（birds’ eye）。这个很有趣，因为在中世纪只有上帝是在高处的。采用一个和上帝一样的视角是成问题的――这是把自己放到上帝的位置。当某个时刻，我们的社会疏远那个彻底的神学视野时，我们可以想象高高在上的观察点。我在《拟真的世界》里也说过这些。一方面，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空间的构建是如何完成的。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殖民，大致在哥伦布的时代，16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是决定性的。从1492到1550年代的航海大发现，开始大量的殖民（当然殖民本身开始得更早），通过殖民我们厘清了“水平线”“风景”“激情”等等概念，这是“转向”。殖民化改变了我们对于空间的理解，它是第一个大的“空间转向”。

朱：您对空间的理解视野很开阔，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跟宗教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等等的考量，都归拢在这个“地理批评”的范围之内。看来“地理批评”确实可以有较广的应用。

W：这个研究探讨空间观的演变，以及对空间表现的演变。

朱：《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批评》（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是您的文章吗？

W：对。这是我1999年的文章。

朱：这篇文章的标题里已经开始有“地理批评”这个词。

W：“地理批评”这个术语是就1999年在利摩日的会议上开始使用的。比较系统深入探讨“地理批评”理论的，是2007年在Minuit出版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

朱：它被翻译成了英文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

W：是的，是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在2011年翻译的。

朱：可能我的同事陆扬教授想要从英文版来阐释您的著作。

W：问题是英文版的翻译也有些小问题，最好从法文翻译会比较好。

朱：我说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了。大概有几种语言？

W：《地理批评》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有些节录被译成了葡萄牙语。湖南大学出版社将会出版此书的中译本。曾经说过要做德语、俄罗斯语、波斯的翻译，但并没有实际完成。《拟真的世界》将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这个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地理批评》中文版明年或两年后出版。我希望我在利摩日会议上的文章也将会用中文发表，对于我来说这很重要。中文世界应该会对“地理批评”感兴趣。

朱：“地理批评”能不能换种说法，比如“文学地理学”。他们之间是否差别很大？“地理批评”重点落在“批评”上，以“地理”作为一种视角来进行批评。“文学地理学”就是重点在“地理学”上，但是这是专门研究文学的。

W：不。这是不一样的。

朱：那您认为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W：因为“文学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的文学研究。我引用过的一些地理学家就是对文学感兴趣。这是将“地理学”应用到文学素材中。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他们首先是做文学，反过来，我们是将文学应用到地理学里。

朱：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呢，这是和中国文学研究相关的。有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比如，最近几年，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杨义教授提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概念，他的《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一文2012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实际上我认为，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里也存在地理或空间批评，或者说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维斯法尔教授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否一样，我不敢说。我举例子说明，比如中国在现代文学的领域，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已经形成文学上的“海派”和“京派”，在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作家群。比如，上海四通八达，在那个时代国际性比较强，也有殖民化的影响，思想很开放；而“京派”相对保守，皇权的所在地，民国开始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传统的东西更多。因而这两派在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当时的研究者，就把他们区分为“海派”和“京派”两个作家群。这是不同地域在特定时代形成的创作风格比较接近的作家群体，从这个角度研究，我觉得应该属于地理批评的范围。不过可能与您的理论不完全一样。

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当代文学也有这个情况。“当代”，我们指1949年之后即新中国建立以后，譬如，山西省作家群形成了“山药蛋派”。其中赵树理当然解放前就开始了创造，比如《小二黑结婚》，解放后也在进行创造。80年代之后，陕西省形成了以贾平凹和实为代表的作家群，其风格显然和南方作家不一样。作家群与其地域文化和生长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也很适合用地理学来研究。上海现在也有一个作家群，是“海派”的延伸。比如王安忆就很有代表性，她的作品都很有上海的地方特色，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我们所说的上海味十足。我就不多举例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沈从文。沈从文解放前很有名。建国后因为种种政治原因被打压。改革开放后重新被发现、重新估值。他的作品以《边城》为代表，写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地域文化色彩特别浓厚，别的地方的人根本写不出来。现在乡土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比如有汪曾祺等等。说这些，是我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采用了某种“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了，只是理论上不是很自觉，但视角跟“地理批评”很吻合。包括最近是研究古代文学，比如杨义和陈引驰，开始从空间角度和地域角度来展开研究了。所以也有人研究古代文学中不同地域作家群体或者诗歌创作。在这个背景下才有学者提出“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其实际上是对这种研究现状的一个概括。刘跃进也谈到当前古代文学一个热点就是文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学地理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的成果，刘跃进自己也着重关注“秦汉文学地理”。

这样的研究潮流，不仅仅从历史的角度，也从空间的角度进行研究。它并不是直接受西方空间批评或者您的地理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但是和西方空间批评这个潮流似乎相似，也有可以沟通的地方，但也有明显差异的地方。我觉得中国这种文学经验如果和维斯法尔教授的地理批评理论相结合，似乎有很大的天地。

W：对，上海作家今天还是非常享有声誉。同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个上海的后现代主义，有不少上海女性作家、小说家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她们是非常国际性的一些作家。

应该说是文学研究中整个“环境”里普遍对“空间转向”感兴趣。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布尔迪厄的研究。在这个环境研究的势里，还有“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朱：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界对“生态批评”也十分关注，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

W：我对“生态批评”是持同情态度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对地理批评的一个补充。

关于中国的研究非常有趣，它和欧洲相反，但是和美国那样的国家一样，它几乎本身就是个大陆。我不了解中国，但是我了解美国，美国的每个州就仿佛是欧洲的一个国家，他们也开始把欧洲理解为一个很多州组成的大国家。在中国，每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人们始终对中国的内部就有各式各样的关注点。甚至不需要和日本、蒙古、韩国进行比较，中国内部就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地域视野。我理解，当谈起中国的地域文学的时候，中国的一个地区不是法国的一个地区。当然，这也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观察一个场域，这并不意味欧洲“旅人”不能去往每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省份”。

我有我的局限性，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不会中文。它非常有趣，给予我们一个互动的一个视角，中国文学给予的视角与西方视角是不一样的。我只能研究那些我不能完全把握的因素，因为我不了解中文的文化。有时接触中国学生，我甚至会在课上问他们具体的问题，非常有教益。最近，我追问“西方”是什么。“西方”这个概念是非常复杂的，难以定义，这是个凭“想象”构建起来的概念。这就像“东方”这个概念一样复杂，“西方”和“东方”都是想象性的构建，如果我问“东方是什么？”会有萨义德构建的“东方主义”。我问我的一个学生，在“地理批评”的视野下，中文怎么说“西方”，她回答我说“欧美”。中文说的“欧美”，是个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地缘政治概念。这是地缘政治视野下的新词构建。

我们开始严肃地翻译中国文学。今天走进一家利摩日的书店，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成法语的中国文学。在巴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我们缺乏的是一些中国的理论，包括文学和美学。那些散文，汉学家当然可以看懂，可是我无法读中文，很遗憾，我不能读到这些东西。我很难找到翻译成法语的中国理论。要进入并深入了解中国理论，我们才能知道“西方理论”是什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真正的危险是，我们认为是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有“民族（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

对于其他的文化，我们也有一样的遗憾。我们对阿拉伯的了解也是不够的。我们的理论总是以欧洲或美洲为中心，以某种语言为中心，比如法语、英语。而一旦我们走出欧洲语言，我们遇到中国、阿拉伯文那样的语言，困难就出现了。我想这需要更多的翻译工作，让文化流通起来。至于人们读或不读，那是他们的问题。至少我们有了进入其中的可能性。

朱：时间很晚了，我们恐怕得结束今天的对话了。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有益的交流。我认为我们中国和西方，包括法国，在文学经验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也多从地理的、地缘政治的，或者方法论的视角来探讨地域空间的意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时间的、历史的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一种方法论，可能跟您的地理批评的研究方法有接近或相通的地方。我们今后在这方面可以多多交流互鉴。谢谢！

W：很高兴与您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再见！

朱：希望不久以后能在中国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