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 之官方伦理与民间写作

摘 要： “民间”在20世纪后半期被强为论说。40年代以后，在官方伦理的规约下，为了在精神领域进行无产阶级的信念和伦理秩序的“笼罩” ，官方伦理开始以其特有的方式潜入中国传统民间伦理、民间审美以及民众价值观中。本文主要通过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写“民间”的作品的例举和分析，来完成对这一时期官方伦理价值如何融入文学作品的论述。

关键词： 民间 官方 民间伦理 民间审美 民众价值观

民间是什么？西方雷德斐用“大传统”和“小传统”来界说文化的存在形态时指出，大传统是由少数上层精英知识分子所编造，与它对应的是在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小传统。可以说，民间主要是指乡村社会或农村生活。中国的民间就是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在中国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维系着一种宗族血缘关系；他们世世代代在同一个范围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四季更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实而有规律，生命在这里波澜不惊，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在岁月长河中给养着他们的精神。其实，“民间”内蕴深厚。在包孕乡村之外，还内涵着市民社会，只是在城市化进程缓慢甚至滞后的近代和现代，对于市民文化和生活的书写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显示出不一样的景观。“民间写作”不仅书其人写其事还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或褒或贬，都是在作一种文学“走向民间”的“民间走向”。

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显示出一种自觉“走向民间”的姿态。在20年代也就有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这批沐浴着“五四”精神成长起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审视中试图通过对农村这一“民间”的批判来启蒙国民，因此在他们对民间的的书写中偏重于对民间封建落后思想和蛮风陋俗的呈示。如鲁迅《祝福》中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叙述，鞭笞了吃人的礼教对人性的吞噬和荼害。与20年代乡土小说对“民间”的书写大异其趣的是30年代一批“京派”文人对乡村社会的赞歌式的描绘和叙述。京派文人以其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试图到民间去寻找人间失落的纯真与美好，试图在乡间河风花香草绿人心中去重温人情的淳朴，寻找一种诗意的人生，以此抗击都市的喧嚣、功利以及堕落。然而到了4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底层“民间”的书写再不能如从前那样自由了，他们在官方干预下不断调整着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显示出一种类民间的文学走向。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将《讲话》确定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念被明确命名。以工农兵为核心的文艺创作理念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文艺整肃。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延续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大众化、民间化走势。在动荡的革命年代，劳动人民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诠释与建构的主体性存在。

官方从知识分子那里拿过文化建构和阐发的话语权以后，开始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农兵文学。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不再是城市知识分子，而是广大农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工农群众，这就要求作家生产的作品必须贴近群众语言、符合群众审美、符合甚至高于民间伦理道德规范，在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上以人民的名义为国家伦理权威的建构提供民间的道德支持和认可。文学作品中一批批道德理想主义的英雄楷模在读者心里竖立起一根道德标杆，人为拔高道德伦理标准，将个人的道德淹没于国家伦理道德中，为的是在全国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中形成一种国家价值伦理的笼罩。于是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为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弃个人幸福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理想人物塑造的普遍标准。如何让广大民间读者接受这一批批官方文化想象下生产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信念和伦理秩序呢？这就必须借助几千年来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上的“民间传统文化”，它不仅包括传统民间文学创作还包括传统民间审美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等。

一、亲近民间审美――正、反人物的想象与书写

在曲波的《林海雪原》这部满是爷们儿们的激烈剿匪战斗中，小白鸽和蝴蝶迷两个女性形象的描写和刻画可算十分具有对比的意味。先不说怎样描写，但是从篇幅上便可看出曲波的对正面人物的“偏心”。在爷们儿众多的《林海雪原》中专辟两章《白茹的心》和《小白鸽彻夜施医术》来描写小白鸽的少女情怀和善良执着的美好品质，这已经从道德标准上根本上彻底打败了蝴蝶迷，博得了读者的喜爱和怜惜。例如在《小白鸽彻夜施医术》这一章描写白茹给战士治脚上的冻疮时这样写到，“白茹看这情景，内心十分自责，因为高波的牺牲她痛苦得什么都忘了，战斗的行动又是万分火急，一点儿空也没有。所以没来得及在出发前，把在蘑菇老人那里学来的防冻秘方，给同志们涂上效力极强的防冻膏，而造成今天普遍的冻伤。”多么善良可爱的姑娘啊，“白茹捧了一捧雪往孙达德脚上搓起来”，“当她看到哪个战士伤势重些，便坐下来，把冻伤的脚抱在怀里搓一阵，战士们的脚逐渐恢复了知觉，感到暖烘烘的。”在这里突破了传统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亲近了人体最重要但又最为人们嫌弃的肢体――脚，愈加凸显出白茹的内在美。而蝴蝶迷呢？“这宝贝女儿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在家里就说一不二，不用说是女老妈子要挨她的打，就是除了海棠红这个生身母之外，其余的几个妈妈也得挨她的手掸子把。”蝴蝶迷为了选汉子，一选选了十几年，到了二十八九，年纪大了，也就没人要了，最后找了了又丑又矮又矬的许大马棒。还真是天生一对。这与我们人见人爱的年轻小白鸽可是没法相比的。再说长相，白茹“一对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像能说话似的闪着快乐的光亮。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垂挂在耳旁。前额和鬓角漂浮着毛茸茸的短发，活像随风飞浮动的芙蓉花。”土匪头子蝴蝶迷“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事实上，生活原型中蝴蝶迷是很漂亮的，反而白茹不怎么漂亮。曲波为何要极度丑化蝴蝶迷而美化白茹呢？因为在曲波心里，中国军人的心灵是美的。这样写倒也符合艺术真实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善与美往往是相连的，《庄子・盗跖》篇孔子如是说：“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悦之，此上德也。”曲波这里展现的就是民间传统审美中的“上德”，中国民间向来有积极向上，崇尚高尚道德的情结。显然，《林海雪原》继承并运用了中国传统心理审美和集体无意识价值评价系统，为满足当时党的文化发展要求，曲波对新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在形体特征上进行了类似脸谱化的想象和虚构，外化了读者对敌我双方道德想象的视觉效果，完成了一场我党领导下正义与邪恶的道德审判。

二、笼罩民众价值观――“又红又专”

何谓“又红又专”？指出，红，指正确的政治观点，专，指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红又专，体现正确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技能的统一，二者不可缺一。通过政府舆论和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熏陶，逐渐化为民众自觉的道德追求，甚至成为青年人成长过程中自我肯定的方式和标准。“十七年”时期的伦理以历史主义的态度预言了一个终极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历史发展的未来，投身建设美好社会的事业是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伦理规约之下形成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意识具有了超越个人主观情感结构的客观性。

刘绍棠在50年代初写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中的宝贵和春果是合作社里的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掌握着种棉、麦、水稻的最新技术，并且用到了互助组的生产当中，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劳动产量上都与以李满囤为代表的单干户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的着力点就是突出宝贵和春果的“专”的同时写出她们的“红”。对于单干户，宝贵和春果在分别在技术上和生活上给予了许多帮助，展示出党领导下的青年农村知识分子的善良、热情、宽容。最后李满囤在挺着大肚的老婆的鼓励下提出主动加入农业互助组。在短篇小说《夏天》中，党支部书记春枝在与反革命富农联盟斗争的过程中，为了群众利益，不顾自己的身孕积极奔走于县、区、村之间，还熬夜开会商讨对付办法。这种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是当时官方话语体系所倡导和认可的。又如白朗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中一个在弹药厂工作的女工玉梅为了工厂利益经常加班没好好休息，还身体不好，最后在加班中因身体劳累不小心将原料碰掉到了地上，导致爆炸，但她为了不引起更大爆炸便没有将爆炸物扔出去。这样的违规行为在今天看来是应该被批评的。但是小说中却给这种行为冠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成为为人传诵的英雄事迹。这就是十七年大多数文学创作的逻辑，高大全、“又红又专”的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官方就是这样一方面通过舆论政策的宣传一方面通过对人民精神食粮――文学作品加以国家高度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观的“笼罩”，来引导和规约民间的价值走向，让民众相信，“只要信守这种伦理规约，践履这种伦理准则，必将使自己获取一种道德感的升华。”

三、潜入民间伦理秩序――叙述合理化

“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只有这个民间秩序所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秩序的破坏者才可能同时是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秩序的力量才有政治上以及叙事上的合法性。”无产阶级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它为中国少数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所掌握，这一来自西方的科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内化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它所面对的是深受封建传统感染的中国民间即广大农村群众。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由少数上层精英知识分子所编造的大传统所对应的是在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逐渐发展而成的小传统。这个小传统包孕了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各种文化体系。如何深入到这一文化内核中是光凭文学作品中的几个人物形象几件光荣事迹所不能达到的。这就需要通过在作品中将国家伦理秩序自然渗透到百姓的伦理逻辑中去。

在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为了婚姻自由离家出走，在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在思想上背离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以及养母，这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背叛，因为对于林道静而言她资产阶级的出生是它走上革命道路的阻碍和人生的污点，为了早日得到党的认可，她愿意义无反顾的斩断血缘、丢掉她的过去甚至痛绝自己的出身，并为自己有个贫农母亲而自豪。《红灯记》中，在地处东北地区交通要害的龙潭地区，以铁路工人李玉和为代表的地下党在惨烈的白色恐怖之下，为钳制日军、配合抗战进行着一系列灵活机智、艰苦卓绝的斗争，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原本不同姓的三代人更是在共同革命信仰的感召下，演绎着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生发出来的缕缕浓情，组成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但又亲如一家的革命家庭，在这里阶级的情义压过了骨肉的情义。除此之外《创业史》、《山乡巨变》、《红旗谱》等小说中都或多或少的写到了在家族观念极重的农村，新一代革命家对家庭对血缘的挑衅和背叛，这一不符合民间“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传统的叙述却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中得到了合法又合理的书写。又如《白毛女》中，黄世仁奸污喜儿，这就已经触犯了民间道德底线，而且还是在佛堂，这一民间百姓心中的圣洁之地自古就是与淫邪、杀戮、酒肉等不两立的地方，黄世仁的在佛堂奸污喜儿必定要犯众怒，不仅是作品的群众也包括作品外的民间读者群。《林海雪原》中的假“定河道人”也是假借佛教的圣洁干着反革命的勾当，是宗教界货真价实的真败类，但从另一方面全面面肯定和巩固了佛堂道观的圣洁性。正如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中所说，“对教徒‘伪善的谴责’从来都显示了对‘真善’的执着。”“宗教修辞奠定了政治叙事的基础，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划分定性，从宗教‘正/邪’、‘善/恶’那里获得了一种转喻的力量。”官方伦理秩序的潜入除以上论述到的两点外，还包括民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在官方按自己意愿借知识分子之手书写民间时，民间精神就已散佚殆尽，留下的只是供仅能在作品中与官方伦理一起融会成故事情节的幕布，为万变不离其宗的各种故事情节做一种类民间的伦理逻辑，以致后来80年代寻根作家借以表明立场的象征性书写再到90年代初的一些自诩精英知识分子的对民间的边缘处书写都只不过是一种对民间的利用，其主体不过由官方转到了主流之外的知识分子那里。

总之，民间悄无声息的存在着。只有在朝代更替、社会巨变时才被记起，并作为政治角逐的砝码而被利用。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中国底层民众，他们于民间默默地为这个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奉献着自己的血和泪，他们经得起歌颂和礼赞也抗得过生命长河中的沉默。当大地安然，一切太平，政治角逐华丽收场，民间悄然脱冕而去，或者沉默或者于边缘处被书写，民间始终秉承着“你写或者不写，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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