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油画的传入对明清美术的影响

摘要：西方油画对中国传统绘画发生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种影响主要是以三种不同类型、同时映射着三个地域展开的。这三种不同的类型，主要是因绘画者的身份和绘画作品的受众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和民间美术，分别以北京地区、江南地区和南方沿海地区为代表。

关键词：油画创作；艺术作品；明清美术；西洋画；艺术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西方油画传入中国正值17世纪的明清之际。最早将西画带入中国的人是西班牙人阿尔法罗。据记载：“及至（1579年）八月二十一日，他们（阿尔法罗等）又到肇庆过堂。总督检点他们携带的物品时极其高兴。其中……还有几张笔致精妙，五光灿烂的手绘圣像。”[1]公元1583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肇庆传教。1601年，利玛窦将一幅天主像，二幅天主母像，连同其它礼物一起送给了当时的万历皇帝，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赞赏，成功地打入了明代宫廷画院内部，开启了外国传教士大规模访华的历史。此后，许多欧洲传教士，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贺清泰、潘廷璋等，前赴后继地漂洋过海，为古老的东方国家带来了西方的油画、瓷器、铜版画、珐琅、玻璃、建筑等。

可以说，从欧洲来华的这些传教士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他们的最终使命是为了传教，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他们也试图研究汉学，吸纳汉文化，并逐步发现了油画作为写实图像的载体，更容易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义。因此，他们便利用油画这一有别于传统中国画的载体，来承载他们的传教任务。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油画的传入对中国明清美术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以西方为主动方而展开的。西方油画对中国传统绘画发生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种影响主要是以三种不同类型、同时映射着三个地域展开的。这三种不同的类型，主要是因绘画者的身份和绘画作品的受众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和民间美术，分别以北京地区、江南地区和南方沿海地区为代表。

一、对宫廷美术的影响——以北京地区为中心

一般来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都具有精深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建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明清皇帝在见识到了西学和西方科技的力量之后，对于传教士所带来的先进科技和新奇东西往往比较向往。比如，康熙皇帝就对西画有一定兴趣，曾这样评价西洋画：“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之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2]因此，传教士往往可以在宫廷中取得立足之地，使得油画在明清宫廷中得以传播并打下基础。

为了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和宫廷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画的表现技巧，将西方的油画技巧和中国的不同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加以综合，创造出一种新画风。这种开风气之先的画风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代表，他将油画的写实主义技法、焦点透视深度、明暗对比和中国画的写意抒情、散点透视、线绘勾勒有机融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亦中亦西，写实达意、神形兼备的宫廷画风。郎世宁现存世的作品共有80余件，题材涉及山水、人物、鞍马、花鸟等。郎世宁对于清代美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几点：

第一，郎世宁的油画技法本身为清代宫廷美术带来了新画风。代表作有：《乾隆朝服图轴》、《孝贤纯皇后朝服像》等。作品《乾隆朝服像图轴》描绘的是1736年年轻的乾隆皇帝，那时他刚刚登基。郎世宁用西方严谨的造型技法，对乾隆帝的面部特征作了详尽精准的刻画。对乾隆面容的描绘逼真写实，生动传神。手部的刻画真实细腻，富有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将一代明君的威严、尊贵、自信，睿智刻画得淋漓尽致。

第二，郎世宁与宫廷画院内的许多中国籍画家合作，创作了一批合笔画。如《弘历雪景行乐图》由郎世宁起稿和勾勒造型部分，其余添色和笔意则由中国籍的几位画家唐岱、陈枚、沈源、丁观鹏等共同完成。

第三，郎世宁对宫廷内绘画的教育和传承也做了不少贡献，他在世时为清宫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中国油画家。据雍正元年的《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至康熙晚年已有13名柏唐阿在郎世宁油画房里学过油画和线法。雍正元年留下其中的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娇、葛曙、永泰等六人继续学习，后又补充王幼学，戴恒、汤振基、戴正、戴越、张为邦、丁观鹏。乾隆元年，在郎世宁的众多徒弟中脱颖而出者有戴正、张为邦、丁观鹏、王幼学等四人。乾隆九年，张廷彦又在郎世宁处学习油画与线法，与其父先后画了大批绢画。[3]

第四，郎世宁还注重引进欧洲的铜版画和建筑工艺。以郎世宁为主创作的铜版画《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可以视作为中国最早的铜版画。也是油画郎世宁对于铜版画的介绍和引入，弘历皇帝将16幅平准、回二部战图送到法国巴黎艺术学院雕刻成铜版画。郎世宁还对建筑设计有一定研究，弘历皇帝在他的引荐下看到不少有关西方建筑庭园的铜版画，从而引发了清宫内大规模的西洋楼的修建。而后来震惊世界的建筑奇迹圆明园，也部分出于郎世宁的设计。

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清代宫廷内出现了一大批擅长西洋画法的中国籍画家，其中就有代表性的就是焦秉贞。“康乾之际，画院供奉及钦天监中颇多西洋教士，流风所被，遂有焦秉贞诸人，为东西画学融合之大辂椎轮，而开清代画院之一新派。”[4]他曾受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指点，南怀仁便将透视知识和西洋画的技法传授给了焦秉贞。焦秉贞将学来的油画技法变通后加以运用，创作出了中西结合的新画风。他运用透视法塑造出画面纵深感，色彩绚丽，造型写实。清代的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评价他：“海西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刌，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影之所著，而设色分浓淡明暗焉。故远视则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穹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秉贞职守灵台，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圣祖之奖其丹青，正以奖其数理也。”

二、对文人画的影响——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江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人口增多，手工业繁荣。这些江南地区的城市，正是明清传教士们艺术活动频繁的区域。而这些地区也正是明清文人画的重镇，因此西方油画的传入便对明清的文人画的面貌产生了影响。

聪明的西方传教士非常重视对中国现有文化的利用，他们的传教活动离不开当地文人雅士的支持。传教士与当地文人的交往，是传教士们播撒福音的最佳渠道。这种交往方式，从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身上就已经开始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便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重要支持人之一。他与利玛窦一起作画、写文章、翻译书籍，为利玛窦的传教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明史》这样记载：“一时好异者成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李日华曾于丁酉年（1597）秋在南昌拜访过利玛窦，并为之折服而称奇，云：“彼真以天地为阶闼，死生为梦幻者，较之达摩流沙之来，抑又奇矣”。（李晔《紫桃轩杂缀》）

不过，明清文人对西方油画持谨慎的态度，甚至有的人认为西方油画没有韵味，是俗画。清人松年在《颐园论画》中道：“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细细观之，纯以皴染烘托而成，所以分出阴阳，立见凹凸，不知底蕴，则喜其工妙，其实板板无奇，但能明乎阴阳起伏，则洋画无余韵矣。……昨与友人谈画理，人多菲薄西洋画为匠艺之作。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对于西方油画中的透视法、阴阳法、色彩等相当感兴趣，不仅不认为其不可取，还引入某些技法与中国画结合来创新。这类文人以画山水画的吴历、龚贤，肖像画的曾鲸为代表。

《清史稿》记载：“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犹健，气韵厚重浓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繇渺凌虚，迥异平时”。叶廷《欧波渔话》中评价他：“道人入彼教久，当再至欧罗巴，故晚年作画，好用西法。”《清史稿》记载：“龚贤，字半千，江南昆山人。寓江宁，结庐清凉山下，葺半亩园，隐居自得。性孤僻。诗文不苛作。画得董源法，扫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与樊圻、高岑、邹吉、吴弘、叶欣、胡造、谢荪号‘金陵八家’。……诸家皆善雅笔，负时誉，要以贤为称首。”龚贤对于西画的渲染与中国画的笔墨之间的关系这样认为：“今之言丘壑者一一，言笔墨者百一，言气运者万一。气运非染也，若渲染身后，仍是笔墨边事。”他的画在透视关系、光线、明暗的处理方面都对西方油画有所借鉴。例如在他的代表作《千岩万壑》中，画中从正上方射出一道强烈的光源，表现出大自然的阴晴明晦变化。这种对于明暗的处理和光源的引入是典型的西洋油画的技法。清初的《乌青文献》中记载：“曾鲸，字波臣，闽人来寓居乌镇竹素园，善丹青写照，妙入化工，道子、虎头无多让焉。里中属写者众，今皆宝之，以为名画，不徒因先像珍奉之也。”张庚《国朝画征录》认为：“写真有二种：一重墨法，墨骨既成，然后傅粉彩，以取老少之气色，其精神已备于墨骨中矣，此闽中曾波臣之学也；一略用淡墨，勾出五官部位之大意，然后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传法，而波臣善矣。余曾见波臣写项子京水墨小照，神气与设色者同，以是知墨骨之足贵也。”曾鲸在绘画技法方面融合了白描与西画的优点，代表作有《王时敏小像》、《赵士锷像》、《李日华像》和《徐渭像》，特别是后两者，已非常靠近西方肖像画，画中的李日华和徐渭的大小接近真人比例，五官刻画得细致入微，与真人十分肖似，且富有强烈的体积感。

三、对市民绘画的影响——以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心

清乾隆年间，南方沿海口岸的开放，商业中心向广州等沿海口岸的转移，西洋画风的传播重地也随之转移。据《粤海关志》记载，康熙至道光年间，从广州进口的物品之中，有“油画”、“推公洋屏油画”、“洋画”、“玻璃镜镶玻璃油画”等。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批英、法、葡、美等国的画家来到广东沿海一带。广东本地的画家就有条件师从西方画家，接受包括17世纪的荷兰画派、18世纪的意大利绘画、18世纪的英国绘画等不同流派的绘画技法和观念，并以西画材料和西画技法，描绘广州、澳门一带的风土人情、社稷民生等。这些画深受外籍人士的喜爱，成为外国旅游者踊跃购买的纪念品，也被成批作为中国特色商品输出海外，被称为外销画。

外销画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另外，中国籍的外销画家中，史贝霖和林呱最为出名。史贝霖的代表作有《潘正炜画像》、《行商潘启官》、《瓦特船长像》、《华人缙绅》、《广州商馆区一角》、《广州法庭内景》等。林呱的代表作有《乔治·钱纳利肖像》、《中国庙宇外街衢》、《广州医院的病人》和《江边古刹》等。除了这些有名可寻的画家，外销画中更多的是佚名画家的作品。其中水粉画有：《广州十三商馆》（约1795年）、《广州全景》（18世纪）、《从集义行顶楼眺望广州全景》（约1810年）；油画有：《广州阅兵图》（18世纪末）、《织架工场》（18世纪末）、《广州外国商馆区》 （1800年）、《粤海关》（19世纪初）、《虎门远眺》（19世纪初）、《广州的十三商馆》（约1815年）、《广州的十三商馆》（约1820年）、《广州十三商馆大火》（1822年）；水彩画有：《黄埔一税关》、《珠江河畔的小村落》、《珠江上的东水炮台》、《广州珠江河畔的货仓》、《从珠江河而眺望广州城景色》、《珠江上的海珠炮台》等。

外销画种类多样，主要以油画为主，也有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瓷器画等。一些外销的壁纸、家具上，也装饰着这类中西结合的图式。这类外销画，是典型的中西结合的风格。从技法上来说要更偏向于西洋画，而从题材和表现对象上来说，又倾向于中国画。外销画既保持了中国画写真的某些特点，又有明暗对比、立体效果的西方绘画的突出特点，可谓亦中亦西，是当时沿海口岸商业性和开放性的写照。

西方油画的传入分别在不同时间段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类型的美术产生影响，而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画风也表现为不同的类型特征。北京的宫廷绘画在西方油画的影响下显得比较华丽富贵、色彩艳丽、欣赏性较强，展示出皇家美术的一贯特质；江南地区受西方油画影响的西洋风绘画更富于人文情怀，与当地的文人山水画、肖像画融合得更为紧致，而展现出更多文人画的雅致、内敛的韵味；南方沿海口岸受西方油画的影响，与当地的商业特征结合，直接产生了外销画这一具有浓厚时代地域特征的新画种，从而表现出与市民生活、商业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世俗化特征。可以说同样是在一股西洋画风的吹拂下，不同的地域最终生成了不同的产物。不过，这三个地域的画风并不是互相独立封闭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宫廷画院中广州和江南籍的画家在年岁大之后告老还乡，将北京地区的宫廷画风带到江南和东南沿海；南方口岸的外销画家和江南地区的画家之间也有交流，将商业画风散播到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文人画也会作为文化贡品进入宫廷，影响皇家的审美趣味。可以说，西方油画在传入过程中是伴随着中西画风的冲突与融合的，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时代艺术风貌，为明清的画坛注入了活力。

参考文献：

[1] [法]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 方豪.中西交通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 杨伯达.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清代美术的影响[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4）.

[4]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美术之影响[J].新美术，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