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官场浮世绘的道德丰碑

时间:2022-10-01 04:07:54

超越官场浮世绘的道德丰碑

[摘要]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编剧艺术性地把海瑞置身于官场的人海中,让其经历险滩暗礁,又让其抗击狂风暴雨,再让其逆流而动,让芸芸众生的为官之心、为官之态、为官之状,与之交锋、碰撞,而独显海瑞超越众生、超越体制之上足以撼天动地的刚烈风骨,在官场文化流行的今天,重提和再现海瑞精神为利益熙攘的世俗树立了一座高标准的道德榜样。

[关键词] 《大明王朝1566》 海瑞 道德“入世” 法治

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播出后再次引起人们对“海瑞”等清官形象的关注。应该说清官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官僚体制导致百姓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之中,因而清官一直是劳动人民期待和渴望的对象。众所周知,早已有《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这样的清官戏,那么《大明王朝1566》中再造的这个“海瑞”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剧中的海瑞形象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突破。其中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编剧艺术性地把海瑞置身于官场的大海中,让其经历险滩暗礁,又让其抗击狂风暴雨,再让其逆流而动,让芸芸众生的为官之心、为官之态、为官之状,与之交锋、碰撞,而独显海瑞超越众生、超越体制之上足以撼天动地的刚烈风骨。在官场文化流行的今天,重提和再现海瑞精神为利益熙攘的世俗树立了一座高标准的道德榜样。

这一交锋的平台便是“改稻为桑”的虚拟国策。国策落实到海瑞任职的浙江淳安、建德等县,于是海瑞开始了一个地方官员与当地官僚乃至整个皇权的挑战和斗争。尽管片名直指“嘉靖与海瑞”,但通看全剧嘉靖与海瑞直接冲突的戏并不多。作为该剧主人公的海瑞到第六集才出场。开始是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当了几年知县,14集之后又有几集没出场,一直到第35集,才奉调进京任户部主事(朝廷小官,相当于六品)。在第41集海瑞上疏皇帝之后,这才与皇帝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那么可见海瑞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他从最基层的为官做起,海瑞的斗争是彻底决绝的,他的矛头直指权力的顶峰。从基层到权力顶峰,海瑞与众多官僚斗智斗勇,一如既往的正气凛然,一步一步地直逼皇权的弊端。这种层递式推进在整体框架上就比先前的《海瑞上疏》、《海瑞罢官》等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以便于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更充分的塑造人物。

一、特立独行的道德先锋

片名的设置初看有些令人费解,细想是别有一番深意,“嘉靖与海瑞”,正是支撑整个封建体制的两端,一方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方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编剧语),缺失了任何一方,这个体制构架就将摇摇欲坠。没有大权独揽的皇帝,众官就如一盘散沙,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则众官贪墨,无法无天,国将不国。在这两者之间,是维系官场运转的百态丛生的官员们,他们如一片片绿叶烘托着海瑞的独特。

奸臣一类有严嵩父子,贪官一类有郑必昌、何茂才等人,其恶行自不用详叙。朝廷清流一派有老成持重、圆滑老练者如徐阶、高拱等,作为朝廷重臣,他们完全有职责有机会劝谏皇帝,却一个个作了缩头乌龟,面对皇帝的乖谬言行是噤若寒蝉;自称“媳妇”难以做人,既要让婆婆满意,又要安抚下面的人。读了海瑞骂皇帝的奏疏,却觉得“匪夷所思”。有深谋远虑、伺机而动者如裕王、张居正等,虽不满严党的贪污横行,但一切思虑谋划只为平衡朝廷权势,稳保即将到手的皇位。有揣摸皇上圣意、见风使舵者如赵贞吉。还有“识大体、顾大局、肯实心用事”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在平衡上下级关系时,又能自保做人准则。清廉为官的人物还有知府高翰文、王用汲等,意志稍一薄弱,就差点成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而海瑞面对各级官员,从质疑高翰文提出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到审理浙江贪墨案,再到上疏嘉靖帝,从来都是所向披靡、直言不讳、从无他顾。真正做到了如他所言:无党、无派、无私。海瑞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其实原因很简单:无欲则刚――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直言死谏。

反观近年官场文化的流行,文学所开辟的道路紧跟现实,其中对于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图景的关注,被官场权力运作中的倾轧角斗所淹没了,本应成为表现“人”的媒介的“权力”,却成就了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决定论,并进而成为官场文本的中心题旨所在。很多官场文本中,都充斥着似乎言之不尽而“意味无穷”的“官场伦理”,作者往往醉心于对它的直观揭示而迷失了道德方向。这种伦理是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的官场行为准则。

电视剧创作如果不正视这样的现实,同样也会步入迷途。电视剧叙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讲故事,它还应该沉入人性的深渊,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并负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这正是电视剧叙事的伦理意义之所在。审视《大明王朝1566》编剧刘和平的说法:以“心的真实”进行创作。其中的含义除了深入挖掘历史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辉,还隐含着创作者自觉承担起重塑道德榜样的那份真诚而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心。

二、“入世”精神的楷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李时珍这个历史上与海瑞并非同一时代的人物,被编剧巧妙地搬进剧中。因海母为续海家香火一事迤逦道出了李时珍与海瑞的交往与友谊。剧中展示,李时珍拒绝“太医”的尊称,他是海瑞惟一敬服的人,服在他深谙医道之精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海瑞把李时珍的医道用在官道上,他也想医治嘉靖时期的病根:王权独治和众官贪墨。《治安疏》就是他开出的“医国”的药方。作为艺术人物,李时珍的价值在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善其身的“出世”精神,以李时珍的“出世”精神衬托海瑞的“人世”精神,使海瑞锦上添花,如金黄的剑穗,随剑身而舞动,不但为海瑞增加炫目的光环,而且让海瑞时刻感受到责任、动力和剑锋所指的方向。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进行选择的苦恼。道、儒两家历来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海瑞自从踏入官场的第一天,就从未犹豫,从未想过为自己寻求一条退路,他的积极“入世”之道,是一条据理力争、直颜抗上、为民请命的为官之途。他的“入世”之目的,在于通过《治安疏撇范君王的政治道德和政治行为以实现利国利民。

儒家伦理以“修齐治平”为核心,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己,而是为了安人,为了成物,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换言之,人格完善,人性提升,最终应当体现为社会价值的实现。海瑞为了天下的国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不顾家人的安危。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儒家伦理精神。

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伦理始终追求社会政治抱负的实现,追求民族、国家、社会价值的实现,其中政治道德,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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