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赋税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唐代各种变化之中赋税的变化非常突出，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研究赋税制本身，对引起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罕有论及。本文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唐代赋税制度变化的原因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是唐代以前两千多年历代赋税制度的总结和集大成者。这种制度根源于土地的国有制。因为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国家才有能力将土地分给私人耕种，同时也有权利对耕种土地的农民征收徭役和各种税收，这就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主要内容：“租”，这种按田以农作物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自夏朝以来早已有之。而“调”这种以手工业品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与东周时代的“布缕之征”属于同一类。“调”的名称，较早曾见于东汉明帝的诏令之中，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便正式普遍征收了户调。当时调的负担是每户绢2匹，绵2斤。至于代役租形式的“庸”，周期已有原始力役形式的开端，至唐始改为实物征课。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豁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要素，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变革无论在封建社会的哪个朝代，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是翻天动地的。而唐代中期，均田制的逐步瓦解，庄园制的初步建立，正是一种土地制度的变革。

均田制中的均田，指的是由封建国家将田土按等级授予官吏和农民，官吏和农民从封建国家那里请田或受田，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官吏和农民请田或受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均田制下，唐代官僚贵族的职分田和公索田，不是私有土地；永业田、赐田、勋田等，官僚贵族也只有占有权；至于农民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农民也只有使用权。均田制下的土地所有权，都集中在封建国家或帝王手中。农民被均田制束缚在土地上，不允许自由迁徙，这就难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另外，均田制下农民在何种土地上种植何种农作物，都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积累、大土地兼并也发展很快，促进了均田制的消亡。唐代中叶以后，一些从货殖中积累了巨量资本的富商大贾，趁均田制瓦解之机，纷纷购买土地，进行土地兼并，如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这样均田制就瓦解了，以均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公有制丧失了统治地位，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中国赋税制度势必面临巨大改革。

二、赋税制度变化的内容

唐代前期实行的是与均田制相配套的租庸调制，其主要内容为：“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凡庸调之物，仲秋敛之，季秋发于州。租则准州土收获早晚，量事而敛之。仲冬起输，孟春而纳毕。本州纳者，季冬而毕。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凡岭南诸州税米，及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其基本特点是以丁计税，实物租税与劳役相结合。

租庸调制是和均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是适应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种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形态。它反映的是一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人身依附关系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生产方式。随着唐中叶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育，土地的买卖和兼并日趋严重，农民流亡日益增多，“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解体。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向德宗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於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于是开始实行两税法。从此，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形态租庸调转变为以货币为主的赋税形态两税法。

两税法实施，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意义是重大的。一是标志着赋税征收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变为以土地资产为主，地主没有免除赋税的特权，国家也不再限制地主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没有土地的农民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这一新的征税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税制度的基础。二是赋税征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两税法以前，主要是实物和劳役，两税法按土地面积摊征斛斗（即实物），按户等高下摊征税钱，即钱物均收。这就反映了赋税形态由实物劳役转化为货币实物。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劳役被排除，赋税主要是征收货币。三是赋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唐中期以前，国家赋税以农业税为主，工商税处于杂税的次要地位。唐中期以后，工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与农业税相辅相成的政府的两大税收支柱。

与建中元年两税法实行的同时，开始征收工商业税，“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当然，此时征收工商税的目的在于在行商和定居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非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但实际上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到了后面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第二年就增加了税率，“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以后更确立了商税为国税，“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常平轻重本钱，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

前面所讲的是国家正式的全面征收商税，商税主要包括关市之征（商品通过税、交易税）和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唐前期“凡关，呵而不征”，没有商品通过税。总体而言，安史之乱以前，商税税种很少，不是重要的税收项目，现有史料仅有唐玄宗设“市舶使”。安史之乱后，为平叛救国，唐王朝开始多方敛财。德宗至宪宗时期，唐王朝开始征收外商税，即对外商“纳舶脚”。晚唐时，外商税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城，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一语道明当时外商税在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内的主要商税有以下几种：

盐本在后周时期就有税，但自隋开皇三年起至唐初均无税。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征税十钱，当时全国的盐池、盐井都隶属于度支，沿海产盐地区，则以盐代粟，以输司农。史书记载，“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乾元之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在产盐地设盐使，产盐户免徭役，官府收购所产之盐，按每斗加价一百钱出卖。后盐铁使刘晏创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设常平盐仓，以调节食盐供应。同时，定法令，严禁私盐。“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茶税的征收也是起于唐代，（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但不久又停征。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后茶税增加，同时严刑苛法禁止私茶，致使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仅次于盐税。

唐初无酒税，曾有酒禁。广德二年（764年），朝廷在军费开支不足的情况下，开征酒税：“大唐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后酒税一直未变，但专卖制度时有变化。唐王朝商业发达，商业活动活跃，此时开始开征商税，不仅对城市，而且对商旅关津征税。当时的商税和关税主要有率贷、埭税、借商、商贩税、关税等。除上述税收外，唐还征收间架税，即房产税，以及市场交易税，时称之为“除陌”，“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法既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三、赋税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赋税制度的变化。在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均田制的瓦解，促使了以财产税征收为主的两税法代替了以人丁税为主的租庸调制；另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频繁，促使了商税的大规模征收，改变了以往农业经济为主时单纯征收土地税的状况。

反过来，赋税制度的发展变化又能较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一，赋税制度的变化弱化了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以财产税为主代替以人丁税为主，是国家弱化了对劳动力的控制；第二，赋税制度的变化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两税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化，从而使在土地所有制变化的基础上，人身依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汉代兴起，至魏晋达到鼎盛的门阀士族地主，在隋及唐初已经日趋衰落。从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均田制破坏，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国家土地所有制趋向萎缩，普通地主或一般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普通地主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最有前途的阶层。因为门阀士族地主在生产上采用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的部曲佃客制，部曲佃客受到种种超经济的强制，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都不高，这种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反，普通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和农民之间往往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租佃佃农制。这种方式使租佃土地的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在土地的经营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发挥。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契约性的租佃制，不仅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而且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现实启示：赋税制度应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现有的赋税制度；另外，好的赋税制度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