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洪流中的陈独秀

[摘要]辛亥革命一举满清的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在辛亥洪流之中，陈独秀发起举办爱国演说会，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创办和编撰《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岳王会”，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集聚革命力量，他虽没有亲身参加满清的直接军事斗争，但也做出了自身独特的积极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陈独秀；政治活动；参与和反思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0-0024-03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大地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千年帝制瞬间轰然崩塌。辛亥革命的爆发为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重要道路，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几乎都参与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虽然没有亲身参与满清的直接军事行动，但也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决心从思想文化的启蒙入手，创办《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开启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之路。

一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一个书香世家，其自述幼年时期的主要理想不过是读书做官、光耀门楣罢了。但在亲身参与、亲眼目睹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腐败透顶的科举制度后，陈独秀逐步从这种迷梦中惊醒过来。而甲午之败、庚子之辱，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和革新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其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与方法。

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和价值追求，陈独秀1901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接触和学习了大量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当时东京留日中国学生有一个团体，称“励志会”，陈独秀到东京后也曾加入此会，后因其分化变质，陈独秀等遂脱会离开。1902年，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是时一些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一个新团体“青年会”，它是留学生中最早明确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性团体，陈独秀即署名加入。其时清政府为监督约束留学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有一留学生监督姚昱“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引起学生的愤怒，于是在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与同学共5人闯入姚室，“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1]之后，姚要求日本警方抓人，陈独秀等因此被迫遣返归国。

此时恰值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陈独秀于是在安庆藏书楼召开拒俄大会，举行爱国演说会，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揭开了安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后人有评论“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2]。陈独秀由此可谓安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陈独秀早在1902年就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参与组织青年励志学社。1903年5月17日，安徽爱国人士又在安庆藏书楼集会，举行拒俄大会。是日大雨滂沱，但仍有各界300余人参加。大会由陈独秀主持，群情激奋，陈独秀首开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发起组织爱国会。陈独秀在演说中，逐条列举了俄国企图独霸东三省、瓜分中国的七项要求，而要驱逐俄国的侵略军，他提出当前应做到“三要件”，即通消息、传思想、强体魄。他还批评了漠视国事的四种人，希望国人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陈独秀最后强调：“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当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3]这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讲，闻者莫不唏嘘感叹。全体演说完毕后，陈独秀又号召发起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陈独秀等7人立时起草了爱国社拟章，定其宗旨为“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4]，演说会当场即有百余人入社。

安庆藏书楼爱国演说会可以说是近代安徽第一次群众性大集会，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响应，陈独秀也开始初步展现出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华。不久，安庆爱国会的行动为知府桂英得知，旋即遭到野蛮镇压，藏书楼被封，爱国会被取缔，许多爱国人士遭到逮捕，一些学生被学校开除，陈独秀也被迫逃往上海。但其影响可谓对后来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成功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

陈独秀逃亡上海之前，上海的革命活动一度十分活跃，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革命思想普遍传播。清政府于是对革命言论大肆打压，终于酿成《苏报》案。《苏报》案发生后，上海革命人士四处流散，革命形势一度受挫。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陈独秀不畏艰险，在《苏报》被查封后不久，即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又合作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再次举起革命的旗帜。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利用报刊舆论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展开革命宣传。在报纸的创办过程中，陈独秀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时生活、工作环境十分艰苦，陈独秀为此付出极大心血。章士钊后来曾回忆那段艰辛的生活时说：“《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余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5]

1903年底，《国民日日报》停刊，次年春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便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不久又将其迁到芜湖。《安徽俗话报》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白话报纸之一，陈独秀为主编兼主笔。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目的是使用浅显的语言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启迪民智。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蒙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6]同时创刊号上又刊登了陈独秀《瓜分中国》一文，其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明确意图跃然纸上。可见，当时陈独秀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根本宗旨的。《安徽俗话报》成为陈独秀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他积极揭露和抨击清廷腐败和列强的侵略，倡导教育改良、普及国民教育，主张维护权利、振兴实业，反对封建思想、宣传革新理念。这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白话文运动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其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三

在编撰《安徽俗话报》的过程中，1904年底陈独秀还曾应章士钊之邀，到上海参加了由蔡元培、杨笃生、何海樵等组织的暗杀团。陈独秀晚年在纪念蔡元培先生时，还特意提及此事。“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7]然而陈独秀虽加入暗杀团，并参与试验炸药，但其对“暗杀”这一所谓的革命方式并不完全认同和赞赏。1923年1月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进一步明确指出：“暗杀不但不是革命的行为，而且是革命之障碍……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8]陈独秀更愿意以自己的文化特长，从事理性的革命宣传，传播革命理想、理念。因此参加暗杀团的活动，仅是陈独秀投入在辛亥洪流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回到芜湖后，陈独秀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则到安徽公学“去搞革命工作”，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在安徽的策源地是芜湖，而革命派人士在芜湖的活动中心就是安徽公学，因此安徽公学被时人视为“安徽革命的温床”。

陈独秀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将主要精力投入散播革命种子、联络革命志士之中。他还与柏文蔚等经常利用寒暑假期，前往皖中、皖北各地，进行革命联系和策动。陈独秀经常“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的同志。”[9]安徽的革命高潮很快发展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又创立了秘密的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岳王会创立的时间甚至比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还稍早一些。

岳王会在革命新军中的宣传鼓动成绩显著，极为有效，许多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受其影响，倾向革命，逐步形成了强有力的革命力量。1908年11月，还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与岳王会的宣传鼓动直接有关。

岳王会一时成为安徽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在组织满清王朝中起了很大影响和作用。它摒弃了暗杀等个体性的冒险活动，强调团体和组织的力量，联络和积聚革命力量，注重在军队中发展会员，壮大实力，开展军事斗争。这已经不是在思想舆论上进行宣传，而是开始了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学者评价陈独秀等所组织的岳王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不逊于‘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地方，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10]。重视枪杆子的作用，在军队中发展会员、联络志士，争取和发动新军走上参加革命的道路，是由陈独秀创建和领导的岳王会所开辟的。可以说，陈独秀此时已经认识到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暴力革命，腐朽的重要性。

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同年11月8日，安徽宣告独立，不久推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毓筠即电召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孙毓筠因嗜好鸦片、不大理政，实际主持工作的就是陈独秀。陈独秀积极参与政事，希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推动民生发展、民主改革。孙毓筠去职后，由柏文蔚继续督皖，陈独秀再次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许多重要政策由其谋划，一些重要的电文、公告也皆出于陈的手笔。柏文蔚也非常支持陈独秀的革新，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据当年共事的老人回忆，当时陈独秀提出的施政意见，一是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二是旧有的官僚要敬克任用，不能因其有经验而全部留用；三是对违碍革命的事，应大刀阔斧地革除等。[11]

然而中华民国初期的现实政治，使陈独秀在其任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施展他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不久，民国政府即陷入党争，许多革命党人也迷失了革命宗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国政日益腐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种种政治乱象频出，他的种种期望也顿时消散。陈独秀只能在苦闷与彷徨中，不断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如果仅以排满反清为目标，辛亥革命可谓成功。但从铲除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治，建设真的民主共和国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还远没有完成。亲身投入辛亥洪流之中的陈独秀，后来陆续写了《辛亥革命与》、《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等多篇文章，反思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继续探索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12]因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担负着两大历史任务，即“在实质上，对内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13]，而却犯了三大错误，“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妥协了。”[14]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

1914年7月陈独秀第5次东渡日本，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陈独秀对民主、民权、民族、国家等问题都产生了更深一层的醒悟。1915年6月，陈独秀结束最后一次留学生活回国，决心从文化的启蒙入手发动思想革命，于同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年更名为《新青年》），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袖。

参考文献：

[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229.

[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382.

[3][4][6]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6.17.23.

[5]甲寅周刊[J]（第1卷30号）.1926-01-30.

[7][13]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3.398.

[8][12][14]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19.790.790-793.

[9]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9.

[10]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上海：三联书店，1997.56.

[11]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J].江淮论坛，1979(5)：62.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