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包”现象的讨论(综述)

我们杂志自今年第二期开展关于“红包”现象的讨论以来，收到很多来稿、来信。参与讨论者有患者和医务人员，也有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医学伦理学专家。这说明，“红包”现象确实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就此现象展开讨论是适时的、必要的。在讨论过程中，广大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人认为“红包”现象是与医德准则相违背的；有人认为“红包”现象合情合理合法；有人则认为对“红包”现象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还有更多的人为纠正“红包”现象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遗憾的是我们版面有限，不可能把所有来稿――刊出，在此谨表歉意。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是完全正常的事。因此，对“红包”现象众说纷纭、看法各异，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作为主持人，也作为讨论的参与者，愿意在此设谈自己的看法。

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医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也介入了市场。但是，完整的医疗市场并没有真正建立。我国现阶段医疗事业的主体仍带有浓厚的福利性色彩。这一基本状况决定7医疗服务尚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转。而医务人员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会对他们产生着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医务人员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职业特权换取额外收入的“红包”现象得以滋生。因此，改革和完善现有医疗体制，是减少以致杜绝“红包”现象的唯一途径。有的医疗单位实行“点名手术”、“优质优价”等具体措施，不失为一种在现有条件下解决“红包”问题的有效方法。

无论是传统医德还是现代医学伦理学，均要求医务人员全力履行治病救人的义务。而履行这一神圣义务应该是无条件的和自觉的。医生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用古人的话说：“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为医”；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医学是人道主义的事业”。我国较早的医德法规《唐律・杂律》中明确规定，凡以医疗手段诈取财物者，以盗贼论处。然而，现在有些医务人员丢弃了行医的基本道德标准，甚至发展到病人不送“红包”，医生不上手术台。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医德退化。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红包”现象又不仅仅只是个医学道德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作为医务人员理应提高自身的医德修养，不能将“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的结果转嫁给病人。作为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要提倡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医务人员自觉遵守医德准则，另一方面则应分析产生“红包”现象的深层次问题，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仅靠单纯的思想教育，是难以彻底消除“红包”现象的。

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医疗活动固然离不开金钱，但治病要以仁义为本，收钱也应符合章法。即使医疗活动完全商业化，其本身也将是一种极特殊的商品。譬如家用电器，价格昂贵时顾客可以暂时不买。然而当一个人生命垂危时，病人或其家属便没有自由选择医疗价格的余地。看病毕竟不象去商店买物品，医疗价格也不能不受到必要的行政干预。“红包”现象是医患之间私下进行的不正当的经济活动，其交易数目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中潜在的弊端必然导致医惠关系复杂化。

开展这样一种讨论，对我们来讲是一次与广大读者直接进行交流的尝试。当我们仔细阅读着每一篇稿件时，也深深感受到1热心的读者对本刊的厚爱和支持。现将部分积极参加这次讨论的读者名单(发表者除外)公布如下，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川三台

孙建国

四川绵阳

韩思润

湖北荆门

江长金

湖北黄石

覃兆军

湖北武汉

项红兵

江西上饶

林绍光

江苏苏州

周舜生

江台

何　斌

江台

陈　勇

江台

陈　东

江苏南京

陈之平

江苏南京

王锦华

江苏射阳

周加权

江苏射阳

岳　祥

浙江奉化

尹树人

内蒙包头

刘卫明

广西柳州

陈汝璧

广西柳州

孙定中

新疆库尔勒

于新永

上海

蔡根荣

北京

王步华

北京

张忠良

今后，本栏目还将就其它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热忱欢迎读者朋友们踊跃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