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镜中的花卉纹饰

中国铜镜经过千年的发展后，到唐代迎来了第二次顶峰。唐代铜镜刁；仅存世量多，并且器形突破了圆形的限制，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方形、亚方形等铜镜。制作工艺方面，唐代的工匠们创造出了一些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等。唐镜中最突出的变革，还是镜面纹饰和布局上的创新。它一变汉代以来的拘谨刻板为自由生动，给人一种清新优雅的感觉。

1976年广西恭城县栗木镇出土了一面唐镜，直径12.3厘米，缘厚0.65厘米，圆形，圆钮(图1)。内区有6朵团花环绕钮座，花间有小卷叶纹补空，外区刻有铭文带，内外区之间及铭文带装饰有短斜线及连珠纹。与此类似的纹饰大量出现在唐代铜镜中，被称为团花镜，是铜镜断代的典型器物之一。还有一种放射式宝相花镜(图2)，由团花镜演变而成。不同之处在于，团花相间的小卷叶纹互相连接起来，向外区作放射状分布。团花也不再拘泥于A圈内，形态更加自由开放，花朵更加抽象，即唐代各种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宝相花。这两种纹饰在隋唐之前并未出现过，从隋代开始至唐代大量涌现，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现试从外来文化影响、宗教艺术发展、社会审美转变三个方面探其究竟。

如此精美的花卉纹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创造者生活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古希腊，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耶波鲁博斯之盘的陶器(图3)，产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古希腊。盘中相对两人的头部上方绘有4个流畅的旋涡纹，两两相对，组合成一个半圆，成为一个隐蔽面孔的卷发。盘内背景绘有许多圆形的图案，或在其圈内装饰有旋涡纹，或在其外绘满椭A纹，这或许说明，曲线是当时希腊人喜爱的装饰手法之一。制作于公元前515年的红绘式搏斗陶瓶(图4)，与梢晚时的阿拉卡红绘巨爵(图5)都绘有相似的装饰带，靠近器物口沿和器身底部是由藤枝相连的小叶纹，简单而不失优美，或许可以看作近千年后盛行于中国的唐单纹的雏形。前文提到的饰有6朵团花的镜中团花相间小卷叶纹便与其相似。

汉代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其装饰纹饰也有以植物为原型进行变形的四叶纹、草叶纹等(图6)。这些纹饰相对简约，多呈左右对称逐个点缀在铭文之间，没有成为整个镜面上的亮点。隋代廾始，铜镜卜的植物纹饰开始流畅起来，花叶的变形趋向活泼，以宝相花为主题的纹饰，更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唐代是中外交流最活跃的时代，外国人涌入中原，与唐人混居在一起，尤其是西方的来客带来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对唐代的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国力强盛，东西交通频繁。中国和亚细亚商人们进入欧洲各地推广东方工艺品，欧洲和西业的商人们也由西域深入中国内地宣扬欧洲和西亚的工艺，因而东西方的艺术得以相互交流。唐代正中国生活的众多外国人中，西方人无疑是人数最多的，他们顺着丝绸之路深入中原，多在长安、洛阳等城市定居，开设店铺，经营各种买卖，他们独有的异域风情深深地吸引了崇尚新奇的唐人。西方人喜爱玲珑的曲线、繁满的构图形式，这对寻求工艺突破的铜镜铸造工匠们是极大的启迪。有学者认为，在东方称为唐草的卷草样式的纹饰，应当是接受丁西方纹饰的影响。

沈从文认为，宝相花图案是唐代铜镜中具有代表性的花样纹饰。宝相花是“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艺术处理，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莲花是佛教信奉的圣物之一，佛陀出世后就走了七步，每走一步，地上便生出一朵莲花。传播佛教教义的地方，随处可见莲花的形象。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中，莲花图案就已经广泛出现。如敦煌建于北周时期的428窟的窟顶，迹心雕刻大莲花图案，棋盘式的菱形有4个飞天居于四角(图7)。唐代，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莲花纹饰也普遍运用到了建筑、日常用品装饰的各个方面。将莲花进行抽象变形刻绘在铜镜上，也是佛教走向百姓生活的一个折射。

发现干1999年山西太原的虞弘墓，发现于2000年陕西西安的安伽墓，它们分e建于约579年和592年左右，墓室内的石刻绘画反映了袄(xian)教(拜火教)的性质。袄教是中国古代对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谓，它是西亚三大新宗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之一，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以袄教为国教的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侯与阿拉伯军交战被杀后，其子卑路斯败逃至吐火罗，唐显庆六年(661年)，向唐朝求援。政治上的交往必定会带动民间的交往，现藏于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连珠纹残丝布(图8)，产于公元6或7世纪，中心绘有兽身带翼的动物，其周围饰以典型的连珠纹，绿地黄纹，被认为是典型的萨珊织物。这种连珠纹出现于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刻绘图案中，见于向堂山样式及石棺床装饰。唐代波斯人大量进入中国，祆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特别是长安和中国北部地区，民间信仰尤盛。

出土于浙江的一面唐代花卉镜，直径18.8厘米，内外区均饰以花卉，并以连珠纹圈间隔(图9)。这种以连珠纹为间隔进行装饰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前文所提到的团花镜中。唐葡萄兽纹镜的纹饰中，连珠纹更是随处可见(图10、11)。人们普遍认为葡萄是州方流传到中国的物种，从古希腊罗马到古代中东地区，当地民众都信奉葡萄树为生命树。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刻绘中(图12)出现了以葡萄园为主场景的欢宴场面，被认为是葡萄园赛祆活动。信奉袄教的波斯人对葡萄的喜爱也推动了葡萄在中国的种植，也是葡萄兽纹镜在纹样上受西方影响的佐证之一。

对比前朝的铜镜，唐代铜镜更加注重对各种花朵的刻划。唐代绘画中的仕女形象头戴大花，这是此前未曾有的，是唐人审美趣味的重大变化。唐代贵族崇尚饱满硕大、富丽高贵的牡丹，受这种审美趣味的影响，唐代花卉种植业繁荣，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爱花热情。

唐代起牡丹开始引种在都城长安城龋并进入宫廷、皇家寺庙及达官贵人的府邸内，进而推动了艺术家们的创作，从诗歌到绘画，不乏以牡丹为题材的作品。牡丹对铜镜纹饰的影响不仅仅简单地表现在题材上，更是一种装饰形式上的影响。铜镜中的植物纹饰充满张力，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表现手法方面，许多植物纹饰更加写实，这符合花鸟画在唐代的发展面貌。“折枝花”的创作表现走向成熟，是唐代花鸟画发展的一大亮点。出土于浙江兰溪的一面花枝镜(图13)，直径18.8厘米，花卉表现完整，花间飞舞着蜂雀，枝繁叶茂、栩栩如生，宛如一幅生动的折枝花鸟画。

唐代的医学迅速发展，孙思邈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各种植物的形态特性。唐高宗时期曾由宫廷主编药物学著作《新修本草》，由各地征集实物标本绘制成图。这些图准确记录了植物的细节特征。它们多采用中轴对称的形式展示出花、叶、茎的特点。上海博物馆收藏双犀葵花镜，直径24.9厘米(图14)。上方的竹林、四角的带叶花卉、下方河山上的植物虽然与汉镜中的植物一样，都采用了正立面的观察角度，但唐代的纹饰更加形象，更为注重对特性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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