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改革带来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开始，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新中国经济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绩。但是经过20余年的经济增长，7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摆脱贫困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率的低水平及其增长缓慢，因此必须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进行改革。

计划经济：新中国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中国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交易活动呈非价格特征，经济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且像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封闭型的经济。

当时人们在理论上或者在思想上，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两个最迫切的问题。第一，它能够解决短缺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东西都非常短缺，计划经济集中了全国的生产资料，然后统一组织、计划，进行生产，这样就能够使物质产品大量丰富了，短缺问题就能解决了，贫穷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它把全国的产品统一进行分配，这就缩小了分配的差距，能够保证公平的实现。但是经过20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

所以，1978年5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经历了一场长达半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解放了思想，告诉人们不能迷信书本，一切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有了思想上的准备，然后才有了1978改革的开始。此后的3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突出，其中主要完成了三件事。第一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改革首先从哪儿着手?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农村。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油灯下协议的承包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范围推广。家庭承包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总钥匙。由承包制开始的农村、农业、农民的伟大变革不仅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温饱问题，引发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启动和促进了“三农”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联产承包制：改革的起点

动乱十年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农民生活极其穷困，还有大批动乱年代下乡当农民的城市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工作，就业问题变得十分紧张。城市人口当时是两亿，但估计有2000万人左右需要就业。怎么办?我们必须找一条出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怎么改呢?从计划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首先从哪儿着手?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农村。所以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晚上在油灯底下，签了协议：搞大包干。大包干就是农业家庭承包制，当时还偷偷摸摸的。大包干实行以后，生产力就大大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承包制日益推广。从技术层面讲，有的地方甚至是倒退的，因为时期，可能还用拖拉机耕地，而农民承包以后，自己用牛耕田。但是体制一改变，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农业承包制以后，农村劳动力就富余出来。富余的劳动力怎么办?有些农民外出打工，不少地方农民出资，办起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一个计划外的市场，这就是第二项改革。

第三项改革是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建立了经济特区。国内还是计划经济在统治，而经济特区按市场规则运行。短短几年之内，深圳的高楼一幢又一幢竖起，发展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惊讶。

农业承包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中国经济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可能平静下来，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从“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的改革，到承包制，再到实施股份制，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从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得到承认，整整用了近18年时间。他因此被媒体和学界戏称为“厉股份”。

股份制：破解国企改革难题

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改革，是在1980年4-5月。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

那时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股份制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提议当时没有什么反响，其实这时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

而在城市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1978年末，开始了“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的改革，但因为扩大企业自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初期仍没有摆脱困境。

那时，一些领导人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口号，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地处偏僻一隅的浙江省海盐衬衫厂成为这次改革的明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一一如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还有，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打破大锅饭”使这个厂成为浙江省的先进企业，步鑫生也成为1983年的改革典型。

实行了承包制的企业，在短期内对于促使企业增产增收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但是，由于承包基数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承包办法刺激了短期行为，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的上涨。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停止在城市推行工商承包制，推行“利改税”。但“利改税”仍然没有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

股份制依然并没有被采纳。“放开价格”的改革思路占了上风。1986年4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讨论会上，我做了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演讲，主张以企业改革为主线，也就是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线。但遭到部分人的质疑。到了1987年4月份，承包制正式出台了。虽然大家看到了承包制有问题，但又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克服。到1987年底，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改革典型马胜利，他被 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跨越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1988年，由于扩张速度过快，纸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最终离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领导曾专门找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王家福从法律角度谈，我从经济学角度谈，陆百甫从政策研究角度谈，我们都认为股份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是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国家所有制理论做出重大创新，这是思想上的大突破。

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它还很不完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历经20年风风雨雨，中国资本市场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股市规模扩大，机构投资超常规发展，战略投资群体正在形成；国有企业在“有进有退”战略调整中肩负重任，成为国企按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在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证券立法：资本市场新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开始也有种种非议。邓小平提出，要鼓励而非禁止证券市场。也就是说，中国证券市场虽然存在各种毛病，但要爱护它，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要对中国股市寄以希望。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通过辩论，更多的人明白了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必要性。

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证券法》是由我来主持起草的，起草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的曹凤岐、高程德、刘力教授和一些研究生担任。起草《证券法》时提出了两个目的：一方面要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杜绝操纵市场等不规范行为；另一方面，要通过证券市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除了《证券法》，我还负责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它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基金运作，进一步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

2l世纪初，中国股份制已初具规模，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譬如，由于早期的制度设计，只有占股票市场总量1／3的社会公众股可以上市交易(流通股)，另外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则暂不上市交易(非流通股)。因为存量是大头，存量不动，机制没有转换，股东会开不起来，董事会一副面孔，一种声音。一部分股份是流通的，一部分是不流通的，所以要统一改为全流通，这就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到2006年年底，这次改革也基本完成了。从此，中国的证券市场步入正轨，股市开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最初个体户的资本积累到目前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历了一段顽强的发展过程，它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在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使民间资本、私人资本，由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目前的约6万亿元。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30年的改革之中，不仅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还有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民营经济发展和壮大了。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私营企业，甚至个体工商户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改革开放后，开始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股份制企业、私营家族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体经济等，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大大调动了人们创业的积极性。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民营经济30年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1992年为第一阶段。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鼓励和支持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可以适当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存在和发展”。

1978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只有14万人。至1992年，全国已有私营企业14万户，投资者30万人，注册资金221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人；个体工商户1543万户，注册资金601亿元，从业人员2468万人。1980年12月11日，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此后不久，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买卖服装的、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种子”由此播下。

但经济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82年初，一批处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被处以“投机倒把罪”。在个体经济发源地的温州柳市镇，“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等8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即“柳市王”事件。而没过多久，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首次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不少个体户成了“万元户”，有的还被政府戴上了大红花请到主席台介绍经验。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私营企业户数从近14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注册资金由221亿元增加到24756亿元；从业人员从232万人增至3409万人；税收增长了208倍。上世纪90年代改革进程中，山东诸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当时，陈光任诸城市市委书记，在两年的时间内，该市把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陈光从此被人称为“陈卖光”。诸城“惊世骇俗”的做法招致很多人责问：是不是在搞私有化?但政府官员经过调查后充分肯定了这个经验：诸城市通过股份制、“外资”嫁接改造、破产、兼并等形式，加大了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际效果显著。之后，中央文件便明确提出了“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的指导思想，促使中国私营企业一下子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1994年初的23.8万户。诸城第一个尝了“国退 民进”这只螃蟹，为推动民营经济的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到2007年年底，私营企业占到了全国企业总数的61％，成为数量最多的企业群体，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从2002年的49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000亿元。

2005年初，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被反复修订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正式出台，是中国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这份文件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各地、各部门也出台了与“36条”相配套的措施，从而有力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再持续增长?这不只是中国经济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3O年改革之路艰辛，3O年后，改革面临哪些全新的挑战和任务?厉以宁认为，在接下来的第二个30年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三项不足：改革仍需继续

改革是前人没做过的，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学习、都在提高，我也不能说我所有的观点都是对的。可以说，一切成就归功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但是改革也有失误。改革初期，有人认为可以先发展了再说，这样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中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缓慢。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忽视了一些问题。但是，改革走到今天，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对前者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后者的改革刚刚破题。

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挫折和不足。30年来，由于农业的承包制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的，对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仍然存在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现象，农民工就是一例。国有企业改革也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往往还同行政垄断难以分开，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三个问题中，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首要问题。2008年初，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长文《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出，要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我认为，城乡二元体制不改革，农民收入不会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无法真正缩小。以前，人家叫我“厉股份”、“厉民营”，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别人叫我“厉三农”。